左丘明寺人披见文公原文及赏析

左丘明寺人披见文公原文及赏析

　　《寺人披见文公》本文写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的事情。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左丘明寺人披见文公原文及赏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原文：

　　寺人披见文公

　　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

　　寺人披请见。

　　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

　　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

　　己丑晦，公宫火。

　　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

　　译文：

　　吕甥、郤芮害怕受到威逼，要焚烧晋文公的宫室而杀死文公。寺人披请求进见，文公令人训斥他，并且拒绝接见，说：“蒲城的战役，君王命你第二天赶到，你马上就来了。后来我逃到狄国同狄国国君到渭河边打猎，你替惠公前来谋杀我，惠公命你三天后赶到，你过了第二天就到了。虽然有君王的命令，怎么那样快呢？在蒲城被你斩断的那只袖口还在。你就走吧！”披回答说：“小臣以为君王这次返国，大概已懂得了为君之道。如果还没有懂，恐怕您又要遇到灾难。对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古代的制度。除掉国君所憎恶的人，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尽多大的力量。您当时是蒲人或狄人，对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您即位为君，难道就不会再发生蒲、狄那样的事件吗？从前齐桓公抛弃射钩之仇，而让管仲辅佐自己，您如果改变桓公的做法，又何必辱蒙您下驱逐的命令？这样，要逃走的人就会很多了，岂只受刑的小臣我一人？”于是文公接见了披，他把即将发生的叛乱报告了文公。晋文公暗地里和秦穆公在秦国的王城会晤商量应付的办法。三月的最后一天，晋文公的宫室果然被烧。瑕甥、郤芮没有捉到文公，于是逃跑到黄河边上，秦穆公诱他们过河把他们杀了。

　　注释：

　　吕、郤：吕即阴饴甥，他的采邑除阴外还有吕今山西霍县西、瑕今山西临猗附近，故又称吕甥、瑕甥。郤即郤芮。二人都是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

　　畏逼：害怕遭受迫害。

　　弑：古时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见：谒见

　　使：派人来到某个地方

　　让：斥责一宿：隔一夜女：同“汝”，你。田：打猎中宿：隔两夜袪：衣袖入：回到国内

　　其：在这里表示推测语气

　　之：指为君之道及难：遭遇灾难

　　唯力是视：即“唯视力”，只看自己力量多大，就尽多大力量

　　余何有焉：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齐桓公置射钩：鲁庄公年，管仲奉公子纠与齐桓公战于乾时，管仲曾射中齐桓公革带上的钩，后来他投奔齐桓公，齐桓公能听鲍叔牙劝说，置射钩之仇而不问，任用其为相。

　　潜：秘密地诱：诱骗

　　赏析：

　　晋献公有九子，因听信宠妾骊姬之谗，改立其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即晋文公）出奔蒲，献公命寺人披攻打蒲，重耳越墙而逃，被披追上砍掉一只袖子。晋献公死，重耳的弟弟夷吾继位而为惠公，惠公又派披到狄追杀重耳，重耳再逃，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为晋文公。又遭惠公旧臣吕、郤谋杀。

　　这篇文字写了寺人披——勃鞮（di）向晋文公提供情报、助其避难平乱的过程。勃鞮应是晋文公的仇敌，但是重耳逃亡十九年，历经事件不枚胜数，在不同的过程中，其宽阔的胸襟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应对事件的谋略所预示的必能振兴国家的前景，使各类的人物，在他入主晋国之初，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勃鞮就是第一个。他得知叛乱的确切情报，也认定了即使是不以此觐见，晋文公也能够不计前嫌，最起码是不会杀了他。事情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想，也使他决心投靠重耳。这一起个人恩怨的理智处置，为晋文公赢得了时间，使他能够在紧急的关头避离，最后借助秦穆公镇压了叛军；也为他随后一系列稳定政局的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文中几位主人公，即晋文公、勃鞮、秦穆公、吕甥、郤芮，我讲《阴饴甥对秦伯》一文时，曾有简略的介绍，这里，对他们整体的状况，以及在该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一个梗概的说明。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时他已经成人，很有贤名，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贤士辅助。后来晋献公宠爱骊姬姐妹，准备废掉太子申生，这也牵涉到申生的弟弟公子重耳、夷吾，重耳为避开骊姬的谗害，他带兵离京守备蒲城。申生自杀后，晋献公派兵讨伐蒲城，宦官履鞮——即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勃鞮——率军攻入蒲城，并逼迫重耳自杀。危机中重耳逾墙逃命，履鞮去追捕，却只割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逃到母亲的娘家狄国，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五年后晋献公死，里克杀了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悼子，要迎接重耳为君，重耳斟酌后谢绝了。于是他们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继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畏惧重耳的名望，又派履鞮带领壮士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与谋士赵衰商议，狄国太小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无力辅助他们，决定去投奔齐桓公。重耳与赵衰曾在狄国娶妻，她们是姐妹二人：季隗（kui）和叔隗。辞行时重耳让其妻耐心等候二十五年，如还不回来任凭其嫁人。季隗说：“这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也成材了，放心，我等你回来！”

　　在齐国，齐桓公厚待重耳一行，并选王室的女子婚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文姜。齐桓公死后，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后来的国君也很敬重重耳，给予他优厚的款待，重耳又很爱齐女，就不顾齐已无力帮助他的现实，再也不愿离开齐国。齐女大义凛然，规劝重耳：“你是一国的公子，被迫害才来到这里，那么多的贤士为了你奔命。你不想回去，为安逸不能回报他们的苦心，我都为你害羞！现在还不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大业？”她和赵衰等商议，借机将重耳灌得大醉，放置车上一行人疾驶，待重耳醒来已经出了齐国。重耳大怒仗剑要杀咎犯（另一贤士，重耳的舅舅），咎犯说：“你成了大事，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重耳冷静了下来，仍然狠狠地说：“大事若不成，我吃舅舅的肉！”咎犯回答：“要是成不了大事，我的肉是又腥又臊，怎么能吃？”

　　一路上，他们途径卫、曹、宋、郑等国，有礼遇也有冷落，最后到达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厚待重耳。过了几个月，晋太子圉逃出了秦国，秦穆公大怒，下决心迎接重耳以帮助他入主晋国。楚成王为重耳分析了形势，力促他依靠秦穆公，厚送他赴秦。见到重耳，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是急于回国的。”重耳和赵衰再拜：“我们仰望君王，如同禾苗盼着春雨！”秦穆公送怀赢等五女给重耳，开始重耳不想接受（因为涉及怀公姬圉），谋臣们说：“他的国家都将属于我们，何况他的妻子！不能只拘小节。”

　　晋惠公死晋怀公继位。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归晋，晋国的大臣多欢迎重耳，只有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不附。秦军渡过黄河，围困令狐，晋军屯于庐柳对恃。后来由咎犯出面，与秦晋大夫会盟，重耳入晋师、入曲沃、入武宫，逃亡在外十九年，即位为晋文公已六十二岁了。怀公圉逃亡到高粱，被晋文公派人刺杀。

　　吕甥、郤芮不愿附和晋文公，谋划在晋文公还没有稳住局势时，率军焚烧王宫杀重耳。其阴谋被勃鞮得知，于是有了下文：

　　吕甥（即阴饴甥，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和郤芮担心被害，就准备孤注一掷，焚烧王宫杀死晋侯。这时宫人勃鞮（寺人：即后世所说的宦官，披：即勃鞮，亦称履鞮）求见晋文公。但是文公派人斥责（让）他，并推托拒绝相见。来人传达晋文公的话：“在蒲城那一仗，君王命令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一夜，你（女：古通汝）是当天就赶到了。我跟狄国国君在渭河边打猎（田，古通畋：tian打猎），你奉惠公命令赶来设计谋杀我，他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三夜，你却第二天晚上就赶到了。虽然是有君王的命令，可你怎么那样行动迅速呢？那只衣袖（祛qu）现在我还存着呢，你赶快跑吧（别等到我后悔，那就会杀了你）！”勃鞮回答说：“我以为您进入国内掌权，就已经懂得了作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若）仍然还没有明了，就还要遭遇灾难啊！对君王的命令必须要专注，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为国君除掉他所憎恶的人，执行者只能是全力以赴。至于这人是蒲人还是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您现在即国君之位，难道就没有蒲城、狄国的仇人了吗？齐桓公能放下被射中带钩的恩怨，拜管仲为相，您如果和他不同（不是胸怀宽阔），那何劳您命令（我走开）呢？要走的人还很多，岂止仅仅是我这受过宫刑的臣子呐！”

　　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勃鞮把将发生的灾难告诉了文公。晋文公秘密地离开晋国，到王城会见了秦穆公。三月底晋国王宫起火，吕甥（瑕：一说是吕甥的封地邑名，但是他原封地应该是阴邑；另说阴饴甥复姓瑕吕）、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就追到黄河边，秦穆公设计骗其进入王城，扑杀了他们。

　　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晋文公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和齐桓公应属比肩，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齐桓公也曾流亡国外，回国即位途中，被管仲箭射带钩，及至管仲被押解回来，桓公却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拜其为相国，奠定了他称霸诸侯的人才基础。重耳即位时所面临的状况和齐桓公类似，百废待兴、政局动乱，而且他已经是六十三岁，能用的时间无多。但是磨难赋予了他智慧和经验，也为他拓展出了博大的容量。在国家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正是这一切，给了他理智、机遇、灵感、对策和最后的胜利。晋文公开始听说勃鞮来，动怒但没有报复，只是劝其逃走——晋文公也是常人，有着人所共有的情感：“别呆在这里了，也许我一会儿越想越恨就杀了你”——胸襟的容量已见端倪，也正是这一表现，才使勃鞮放心了：重耳确是大贤！才讲出了一番大道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晋文公才能涉险无虞。勃鞮的归附，使得晋文公更加明确了，要振兴晋国，必须团结臣民安抚人心稳定政局。秦国的军队，可以帮他打下江山，可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则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借助秦穆公杀掉吕甥、郤芮后，立即颁发赦令：在献公、惠公、怀公时期直至此次叛乱中，晋国官员和其他人等，无论他是否吕郤二人的同党，对其任何作为一律不咎既往，都仍在原位供职。但是晋国上下还是人心惶惶。可想而知，重耳受尽迫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国内的官员大多是反对派。

　　这时小吏头须求见。这个头须，原是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管理一应的财物。在重耳离开齐国的时候，他动摇了。现实明摆着，就凭着这一班人？复国必将是遥遥无期，住在齐国还能安逸温饱，偏偏要跑出来，真是上宾不当去做流浪汉。于是头须卷走了财产悄悄回到晋国。使得重耳两手空空，在曹、宋、郑国备受折难。头须在赦令颁发后——他倒是谨慎，不像勃鞮那样冒险，有赦令在，最少是确保了自己项上的人头——看出了赦令的成效不佳，就仿效勃鞮来见晋文公，说：“你若继续信任、使用我，人们就会认定：‘对战时谋杀他的勃鞮、危难中抛弃他的头须，国君都能任用，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局面就会稳定下来。”晋文公大喜，就仍然让头须为他驾车，也即亲兵，出入都和重耳同行止。这在晋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知道晋文公不计前嫌，胸怀宽阔。使恶意的流言自灭。

　　晋文公打开了局面，秦穆公很高兴，将文赢送来团聚。重耳在蒲城的儿子姬欢，献公征剿时躲入民间，其母死难而姬欢幸免。不久也来都城相聚，文赢认他为己子，被晋文公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晋襄公。狄国国君送来季隗，齐国也送来了文姜。晋文公把她们的事情说给文赢，尤其是文姜大义责难和设计，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文赢十分赞许她们的品德，并坚持让正位给文姜。开始重耳未答应，文赢请求秦穆公帮助，才最后定了下来。

　　“读史使人明智。”从历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应该已经读出应该怎样对待前年的仇敌。个性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出了晋文公的宽容大度，捐弃前仇，化敌为友的胸怀。而寺人披又是随机应变，机智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晋文公，以前自己的攻打对象能够毫无保留的诉说自己所知的情报，体现了待人的真诚，是何等的为人境界！文章虽然不长，但是精简的笔墨描绘将来龙去脉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

　　左丘明

　　生卒：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

　　时代：春秋

　　籍贯：山东省肥城

　　简评：春秋末期鲁国史学家

　　人物生平

　　世为左史

　　据后世记载及相关研究，左丘明为齐国始封之君姜太公之后，为太公二十一世、太公少子印(穆公)二十世裔孙，楚左史倚相之孙，鲁太史成之子。其说或有早期家谱传承为据，未可全信，亦不宜轻易否定。然其称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孙，按诸《左传》，则绝无此可能。

　　至谓左氏世为左史，则合乎史实、事理，符合商周世官制度，其以左为氏，也当与此有关。左丘明袭为太史，博综群籍，曾随孔子“如周，观书于周史”，并立志为孔子传解《春秋》，说明其与孔子关系当在师友之间。正由于丘明有此学识、经历与地位，故能从容胜任《春秋左氏传》之作。

　　参政议政

　　左丘明曾与孔子同朝为官，关系当在师友之间。二人相互敬重，孔子称与丘明同好恶，左丘明也曾鼎力支持孔子从政。

　　据记载，鲁公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将要召孟孙、季孙、叔孙三桓商议，并将此事告诉左丘明。左丘明直谏道：“孔子，那是圣人啊。圣人为政，有过之人就要失去权位。您即使想与三家谋划，但三家的过失不正合乎这一情况吗?”鲁公仍不解其意。于是丘明作譬喻进一步解释：“周朝有人喜欢毛皮大衣和美味肉食，但他想做毛皮大衣而与狐狸商量索其毛皮，想办丰美牲祭而与羊儿商量索取其肉，于是狐狸、羊儿赶紧深深躲藏。因此，此人等待很长时间，却无法完成毛皮大衣和丰美牲祭。为什么呢?周朝这人的谋划出了问题。现在，您打算同三桓商量任用孔子为司徒，这与同狐狸商量做皮大衣，同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于是，鲁公便不与三桓商量，而直接任命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理解孔子，深明孔子“强公室，弱私家”的政治主张，其对鲁公的谏言，正是对孔子从政的强力支持。

　　纂史作传

　　鲁为周公封国，保存了完整的礼乐文化和大量的历史文献。左丘明作为鲁太史，自然可以优游其中，积累深厚学养，为日后著述打下坚实基础。后来，他与孔子同乘至周，在周太史处查阅档案，故进一步熟悉诸国史事、掌故，并与孔子进一步加深友谊和相互理解。正以左丘明学识、经历及其与孔子的特殊关系，故能熟悉诸国史事、掌故，尤能理解孔子的学说、思想和主张，深明孔子《春秋》之道的内涵和意蕴。因此，由左丘明传解《春秋》，自然最合其宜。

　　左丘明传解《春秋》，并非如他人寻章摘句般的注释、训解，而重在结合春秋时期史事的叙述，来发明孔子《春秋》之道。由此旨趣，左丘明《春秋左氏传》不仅是传解《春秋》的要籍，也是关于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基本文献。

　　《左传》而外，左丘明又编撰《国语》。此书应系左氏失明后而作，其材料与《左传》相表里，又互为补充，同为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经典要籍。

　　可能在《左传》、《国语》完成不久，约于公元五世纪中期偏前，左丘明逝世。

　　人物成就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文学创作

　　左丘明相传著有《左传》、《国语》两部文学巨著。 《春秋左氏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思想主张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历史评价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

　　《汉书》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宋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

　　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明崇祯十五年(1642)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