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动员会汇报材料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动员会汇报材料

　　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进行汇报，汇报可以是任务开始前，也可以是任务结束之后进行的，每个阶段的汇报重点不一样，但是，每次要写汇报的时候都无从下手？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动员会汇报材料，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尊敬的领导、各位新闻同仁：

　　非常荣幸地参加报业集团组织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动员大会，并向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汇报在基层采访的经历和体会，诚恳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并与大家共勉。

　　我叫李月锋，是农民报驻邯郸、邢台记者，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这8年几乎都是在农村“泡”过来的，采写各类报道近千篇，我也从中受到了锻炼。深刻体会到，记者只有扎根基层，才能写出叫响的好文章。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人”，促使我扑下身子为农民服务

　　在农民报当记者是很辛苦的，需要克服常人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交通问题，新闻发生地动辄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这与在环城路以内采访的都市类报刊的记者有天壤之别，每天有一半时间消耗在路上，我真切体会到“当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当你拿着报纸看新闻的时候，我们还在路上”。平时，我都是早6点起床，6点半出发，到县里、村里的时候，大约是9点多钟。上午采访村民或者当事人，再往县城赶，下午上班前，在被采访单位门口等着，下午五六点钟往回返，到了邯郸差不多就是八九点钟了，这一天的工作量是十几个小时。

　　其次是素质问题，我以前在河北商报工作过，主要采访都市类新闻，采访对象大都是市民，总的来看，市民的素质相对较高。一是证据保存齐全，例如票据、物品等；二是可以提供一份基本情况材料；三是敢于站出来，直面反映问题。所以，在市区采访新闻的时候，感觉很轻松。而到农民报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受宗族势力、乡亲关系、邻里面子等因素影响，许多新闻发生的时候，他们有相互观望的心态，延误了新闻采访的最佳时机；感到冤枉的时候，才开始找记者反映，而此时已时过境迁，证据、现场可能都没有了或者很难找到。所以，等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要证据没证据，看现场没现场，甚至连一份现成的材料都没有，农民只能凭嘴说。面对这样的农民兄弟，只好费九牛二虎之力，想办法取证，靠大量的证言和搜集到的材料来完成采访任务。

　　三是生活没有规律，到农村采访，对记者来说，个人生活没有规律，饱一顿饥一顿，甚至一天吃两顿饭、一顿饭是常有的事。有的时候是为了赶路，有的时候为了等一个人，有的时候想吃饭找不到地儿，这样的感受所有跑过农村的记者都亲历过。

　　这是8年来我在农民报记者岗位上的感受，面对这些困难，我选择了克服，更没有叫过苦。因为我的心中有一种信念：我是农民报的人，我是一名为农民服务的记者，农民需要我，农民报需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人！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努力工作，是我前进的动力，是我为农民报拼搏奉献的精神支柱！

　　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农民报这个集体感染了我、激励着我，在这个40多人的团队里，从编委会成员到普通编辑，从总编辑到各位记者，每一个编采人员都有特殊的农民情结，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都有农民味儿。XX年，编辑部全体来到邢台县皇寺镇一个山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睡农家炕，吃农家饭，干农家活，进一步拉近与农民的感情。去年，农民报所有编辑记者分成9个小组分别下乡进村，干农活、住农家，体验风土人情，服务读者百姓，了解发展现状，解析现实问题，这次为期两个月的驻村活动，使得编采人员与数百上千位农民成了“知心朋友”。

　　我对农民的深情源于这个集体，源于这个扎根燕赵沃土的农民报，促使我扎扎实实为农民服务。在农民报工作的8年里，我负责邢、邯两市近40多县、市、区的农村采访工作，可以说，这些县、区的每一条路都走过、每一个乡镇都到过，较好地完成了报社领导交办的采访任务。

　　扎根基层，勇于吃苦，采写的新闻才能“闪光”。

　　在我身上，常背着一个包，包里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采访本，一样是“新闻线索本”，8年来，采访本用了多少记不清了，“线索本”至少用了7本，累计记录新闻线索3000条。一般情况下，我的手机全天开机，尤其是早6点、晚9点是黄金时间，早6点是农民起床后去地里干活的时间，晚9点是收工回来准备休息的时候，很多农民往往利用这段时间反映问题。对农民提供的报料，不管大事小情，无论有没有新闻价值，都要记录到“线索本”上，按照时间顺序编上号，采访过的画一个“对号”；暂时没有采访的保留下来，以便备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线索本”是我采访工作的指挥棒。XX年是中央实施种粮补贴政策的第一年，6月初，我接到魏县南双庙乡小姜村农民反映，称该村干部故意篡改土地面积，借机克扣农民的直补款。从当时的情况看，小姜村的作法是违背中央政策，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我立即赶赴该村采访，经入户调查发现，农民反映的情况属实。然而，当采访结束离开魏县时，该乡领导动员几十人把守路口，想拉关系阻止稿件发表，遭到拒绝。之后，又找县委宣传部、有关新闻单位等20多人“施压”，再遭拒绝。《魏县小姜村用“通知书”、“完税证”糊弄人》的稿件刊发后，原省委书记白克明亲笔批示，该乡主要领导被撤职，多名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还有这样一件事，XX年，永年县西部两个乡镇建有35座砖窑，每年蚕食耕地1300多亩。正当我采访此事的时候，多位朋友包括永年县几个熟人劝我放弃这个线索，理由是砖厂利润可观，老板们跟黑道有联系，弄不好要引火烧身。“劝说”还真“见效”了，采访中，真有砖厂老板打来电话，说：“我在x村开着砖厂，想认识认识你，过两天到永年来吧。”面对压力，我没有退却，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我完成了采访，公开曝光了这起违法占地案件。《永年县35座砖窑疯狂蚕食耕地》见报后，该县掀起了“炸窑”风暴，1个月炸毁砖窑60多座，这篇新闻获得XX年度河北新闻奖一等奖。

　　作为农民报记者，一定要爱农民、心中想着农民，如果没有对农民深切的爱，没有脚踏实地为农民服务的作风，就难以写出农民喜闻乐见的新闻。那是XX年春天，沧州市吴桥县杨家寺乡时庄农民蔡玉章反映说，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北京修建民族文化宫，后来响应国家号召，自愿精简回家。1983年，他听说政府开始发退职救济金，可他从没有领过。接到反映后，我的脑海中产生这样的问号，财政是否发过退职救济金？是不是被人冒领了？在杨家寺乡民政所采访时了解到，救济金发放表上有“蔡玉章”的名字，一直以来，该款项都被“蔡玉璋”领走了，所里没有“滞留”救济金。该所长称：“我当民政所长才几年，从我的印象中，好象‘蔡玉璋’的亲友每年都拿着手章来领款，但没见过蔡玉璋本人。”

　　至此，更多的问号出现了。领款人蔡玉璋是否确有其人？谁替蔡玉璋领了救济金？蔡玉璋与反映问题的蔡玉章是不是一回事？经核实公安人口信息档案，发现吴桥县范屯乡东徐庄也有一个叫蔡玉璋的人，这个蔡玉璋跟反映问题的蔡玉章相距40华里，且南北相隔，遥遥相对。于是，我立即赶赴东徐庄，见到了另一位蔡玉璋，蔡玉璋表示“绝对没有领过救济金！没到北京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劳动，也不认识时庄那个叫蔡玉章”。

　　两个蔡玉璋（章）都没有领取救济金，这笔钱是谁冒领了？我随即把目光转向操办救济金的原财政所负责人身上。经过深入采访了解到，原民政所长利用多种关系拿到东徐庄蔡玉璋的户口簿，私刻了蔡玉璋的私人印章，以东徐庄蔡玉璋的身份冒领时庄蔡玉章的救济金20多年，XX年3月15日的调查报告《救济金被冒领之谜》揭开了尘封20多年的冒领之谜。事后，曾有人问我采访此事的体会，我说：“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会有很多的问号，只要你沉下去认真调查，把心中的问号拉直了就成了新闻。”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XX年3月，衡水市故城县沙窝村农民给报社寄来一封求救信，称“XX年春天，县生产公司赵某来该村卖复合肥。农民将复合肥施到地里后，棉花苗出现早衰现象。后经了解发现，农民买的是伪劣产品，卖复合肥的赵某被查处，工商局责令赵某退回差价款。可事情过去一年了，赵某从没有来过俺村，请报社帮助讨回公道？”这是求救信的部分内容。为表明求救信“千真万确”，在信件上附带了3份证据材料，一是山东德州市质监所出具的“该产品不合格”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二是故城县工商局对赵某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三是赵某卖复合肥时的保证书，写着“如有质量问题，甘愿受罚”。群众来信、检验报告、处罚决定书可以说“三证俱全”。

　　在故城，我从南往北走访了4个乡镇的4个村庄，听到的反映都是“棉花减产，赵某没有赔偿”，按说，将上述采访内容串联起来，组合成一篇稿件就可以交差了。但是，采访中产生的“？”使我感觉到农民“因假肥而索赔”仅仅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本质却隐藏在现象的背后，采访中我发现的疑问是：（1）4个村庄的农民都有同样的“检验报告”和“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是巧合还是有备而来？（2）反映问题的材料均为打印件，语句、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末尾签名有区别，是否有人恶意串联、借机“炒作”？（3）个别农民接受采访时说“其实，化肥质量与别的肥料没啥差别，见到工商局的处罚决定书后，听说签名找销售商能要回差价款，就在反映信上签了名”。由此可见，少数农民并非为“假”而上访，而是为钱所动。（4）还有一些农民对索赔的事蒙在鼓里，只是听人说签名就能领差价款，便顺水推舟签了名字，并不清楚是咋回事。

　　冷静思考了一周之后，我再度赶赴故城县采访。这一次，我突然袭击，事先没跟反映问题的农民联系，直接采访经销商赵某。让我意料之外的是，面对采访，70多岁的赵某痛哭流涕，大呼冤枉，没有一点央求“照顾照顾”的意思。这就奇怪了，一桩假肥案为何冒出两个喊冤叫屈的，谁是真正的冤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赵某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检验报告，正是这两份报告让我的报道角度产生180度的大转弯，最终发现了现象背后的事实。

　　原来，沙窝村农民给报社寄的“检验报告”、“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均为冒牌货。记者赶赴德州市质监所调阅了存档的报告原件，经仔细比对，发现赵某保存的“检验报告”是“真品”。故城县工商局为什么要伪造假检验报告？假报告是怎样“飞”到各村的？经过深入采访，新闻背后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该县一农资经营户与赵某是竞争对手，XX年秋季因售假被媒体曝光，便怀疑赵某暗中添乱，伺机报复。XX年春季，当赵某因故被工商机关处罚后，该农资经营户串通个别工商干部伪造了两份假检验报告，将“脏”栽到了赵某门市销售的某著名品牌的复合肥上，借机诋毁该复合肥的声誉。拿到伪造的检验报告后，该农资经营户复印了一批，并在某品牌复合肥畅销的村庄散发，使农民对该复合肥产生怀疑，导致向赵某索赔以及向媒体投诉的事情发生。摸清了假报告出笼的前前后后，新闻调查《检验报告扑朔迷离?工商扮演何等角色》还原了事实真相，也给不法经销商和违纪执法人员敲响了警钟。

　　心系农民，热爱农村，新闻才能写到农民的心坎上。

　　我在农村采访多年，进的最多的是农家院，坐的最多的是土炕头，走的最多的是田间路。平时，给农民说话尽量用方言，让农民感觉你是自己人；对于农民说的方言，有的听不懂，我也耐心听下去，回头仔细琢磨，以实际行动赢得农民的信任。我常想，一个记者只有心系农民，热爱农村，才能把新闻写到农民的心坎上。

　　XX年冬天，全国掀起为农民工追讨工资风暴，农民工的辛苦钱领到手了吗？农民工想咋回家过年？我乘火车来到北京南站，坐北京南开往邯郸的慢车，车厢里采访了20多位农民工，采写了《跟随农民工回家过年》，道出了农民工的心声。XX年，河北大批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为了了解麦客在外地的生产生活情况，我赶赴河南南阳、信阳等地采访6天，系列报道《河北麦客，你在他乡还好吗？》，对麦客在异乡的酸甜苦辣进行了详细报道。XX年春节后，魏县一农民来电说“没有身份证的农民外出打工，需要到派出所打印一份户口页，派出所应收3元，实际收5元”，接到反映，我当天上午赶去采访，《农民外出打工先挨派出所一刀》使魏县10多个派出所乱收费行为得到纠正，多收的钱退给了农民。XX年夏天，油价飞涨，尤其是柴油几乎到了“掏钱加不上油”的地步，5月的一天，我坐公交车外出采访，途中听司机发牢骚说“加柴油还得给加油站送好处费”，我马上联想到“收割机加油是否困难？”，于是，马上在几个加油站采访，《我省麦客勒紧腰带南下作业》第二天见报。几天后，省政府制定了“加油站设专供柴油通道”措施，以保障收割机夏收供油。类似的事例很多，作为农民报记者，心里想农民，实意帮农民，认真写农民，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

　　当然，在农村采访并非百发百中，更多的时候是“白跑腿”，也常听到冷言冷语，甚至是讽刺谩骂，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把原谅留给农民，把心酸咽到自己肚里，忍一忍就过去了。XX年，鸡泽县一个农民在隆尧县投资建葡萄基地，因为“合同”争议导致项目“下马”，鸡泽县农民说隆尧县借项目骗钱，隆尧县称“鸡泽这个农民违背合同”。接到鸡泽县农民的投诉后，我赶赴隆尧县采访，从有关“合同”上看，鸡泽这位农民应该是“输理了”，而且双方有一些扯不清的“口头协议”，从一篇文章上难以理清头绪，于是，决定放弃这条新闻。几天后，这位农民掉转矛头到报社告状，说记者有偏见等等。XX年9月，邢台市内丘县西部山区一位老退伍军人让他的儿子来电话说：“家里生活困难，民政部门从来没有给过任何照顾”。根据这一情况，我驱车200多公里来到这个村附近，又左拐右绕走了半小时山路，才找到这个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农家小院。经了解，反映的情况有很大出入，但看到老人患病、家中生活的确很困难，掏出500元给了这位老人，并把老军人的现实情况向当地民政部门作了通报。尽管白跑了一趟，没有写成新闻，但从内心深处并没有责怪老人。因为通过交谈，我理解了老人的苦恼与期盼，也把一点关爱送到这个20多年没有出过深山的老人身边。

　　各位领导，以上是我在基层采访的几点体会，现在汇报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