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乐记》

《周易》与《乐记》

　　《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正宗，同时也是传统文比的活水源头。它弥纶群言，笼罩百家，涵古盖今，包裹天地，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总目·经部·易类》)从中国古代乐论的角度看，受《周易》影响最深，援《易》以为说最多的，则为《乐记》。它的乐本论、乐象说和乐简观，分别与《周易》阴阳之道、易象理论和易简学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乐记》又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奠基石，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分析《周易》与《乐记》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周易》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一.阴阳之道与乐本论

　　《庄子·天下》称;“《易》以道阴阳”。这句话说出了《周易》的思想本质。阴阳为《周易》之本，它是《周易》哲学的总纲，是贯穿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总规律。一部《周易》就是建立在“一”、“一”两个阴阳符号的基础上，这一断一连的两个阴阳符号，经过排列组合而衍成八卦和六十四卦。《易传》又进一步用阴阳消长之理来解释这两个符号，并以阴阳之道为基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易传》认为，阴阳是推动宇宙万物演变的两种元气，在阳气鼓动之下，事物的属性是刚健的，在阴气支配之下，事物的属性是柔顺的。自然、社会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根据其属性特点，区分为阴阳两大类，如天地、水火、雷风、昼夜等自然现象，男女、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关系，都是阴阳的表现。诚如朱熹所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朱子语类·读易纲领》)《周易》以阴阳之道为宇宙之本，用阴阳范畴概括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关系，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阴阳之道为宇宙之本，同时也是音乐之根。《周易》阴阳之道的大义表现在宇宙生化与天地谐和两方面，《乐记》正是循易道之迹，从这两方面来论述音乐的起源与本质的。首先，《乐记》本易道阴阳生化之理，阐述音乐的起源。《系辞》曰：“一阴一阳之渭道”。道者，太极也。太极乃阴阳二气环抱之状，喻示天地浑沌未分之时。阴阳二气，一动一静，自相交感，变合施受，则出两仪，生天地，化四时，成万物。这便是《周易》所展示的阴阳生化之理和宇宙构成模式。本此之理，《乐记》论述了音乐的起源问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本篇》)

　　这就是中国古代乐论所谓的“物动心感”说，它强凋音乐的产生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心的结果，其本源则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气化运动。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舞咏”即包含音乐在内的诗、乐、舞的统一体，也就是《乐记》所说的“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洋，音乐产生的具体过程便是：气-物-心-声-音-乐。既然音乐与万物的产物都是阴阳气化的结果，那么，追寻音乐的本源当然也就要十溯列天地之间的阴阳之道。所以，《乐记·乐礼篇》又说：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这里着眼的正是阴阳间的动静交合，天地间的生生化化。这种以阴阳生化为依据，从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角度考察音乐本源问题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周易》阴阳之道，篇中有一大段文字完全抄录《系辞》则是明证。

　　其次，《乐记》本易道天地谐和之说，论述音乐的本质。《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哲学乃是重生的哲学，故有“生生之渭易”说，然而，万物生化的基本条件是天地和谐、阴阳调顺。《乾·彖》：“保合大和，乃利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以“弥纶天地之道”为己任，追求的是宇宙间的普遍和谐。这种和谐以天地定位、阴阳相得为基础，在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与流变，以便山川相通、雷风激荡、水火交化，最终形成自然界的普遍和谐运动。《豫·彖》：“天地以顺动，故口月不过，而四时不忒。”“顺动”即天地和谐运动。日月运行不过，四时推移不忒，百物兴化有序，均是天地和谐运动的'表现。大自然的和谐乐章孕育了音乐艺术的和谐本质。“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受易道天地谐和说的启发，把音乐放到天地之间加以审视，以天地之和为音乐和谐的依据，提出了“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论篇》)的观点。这一观点诱发于宇宙大干生生不息、风雨序次的和谐运动，其本则在《周易》对此，《乐礼篇》作了交待：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两段话完全出自《系辞》，《乐记》引而用之，目的在于从天地运行、四时周转的自然和谐运动中导引出音乐的和谐本质。有人认为：“这两段内容实际与‘礼乐’无关，中间点到两句，也显得附会。”其实不然。阴阳之道，一动一静，这是宇宙间万物生化的无穷力量。阴阳之道有序和谐的运动正是天地大美之所在，而宇宙的和谐已包含了音乐的和谐，天地之美实际上也就是音乐之美，所以说：“乐者，天地之和也”。这样，《乐记》就为音乐的和谐美找到。了物质基础和本体依据。这种以阴阳之道为基础，从宇宙生成沦的角度论证音乐的本质

　　问题，正是中国古代乐论的一贯作法。《乐记》之前的《吕氏春秋·大乐》，乐记》之后的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莫不如此。

　　阴阳之道作为附着在占筮之经《周易》上的哲学思想，除了具有自然物质性的一面外，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系辞》曰：“阴阳不测之渭神”，《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阴阳变化，幽微难测，在其运行过程中，既生出天地山川之丽象，又带来蓍龟河洛之神物，故曰“神道”。清人江慎修渭之为，“天不爱道，地不爱宝，河出马图，洛出龟书，天地之大文章也。”(《河洛精蕴》)这就给阴阳之道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又具体表现在天尊地卑、天人合一的观念上。《周易》哲学具有崇阳抑阴的倾向，它把天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赞美它的德比功能：“大哉乾元，万物资生，乃统天”(《乾·彖》)。天主宰万物，统摄一切，所以囊周易》赋予它人格神的含义，尊之为“上帝”(即天帝)。大人(有德之君)遵天命以行事，顺天道以施政，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此，大人也就进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然而，人间的和谐与幸福乃上天所赐，故“先王作乐崇德，殷荐

　　之上帝，以配祖考。”(《豫·象》)意即人们在庆贺丰收、胜利之时，要通过音乐来昭明天道，歌功颂德，与神同乐，以答天贶。于是，音乐便成了天人合一的媒体。这种与原始宗教巫术相联系的音乐思想，在《乐记》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乐礼篇》说：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神秘而奇特的音乐思想，它把音乐看作是可以与天地鬼神相感，与自然社会相通的一种应感工具，从而把音乐推向了宗教神学的怀抱。而这种音乐思想正植根于《周易》天人感应论之中，是《周易》阴阳之道的神秘色彩在古代乐论中的折射。后世乐论，如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魏书·乐志》“长孙稚、祖莹论乐”，《隋书·儒林列传》“何妥论乐”，也均有此说。

　　二.观物取象与乐象说

　　“易者，象也。”《左传·昭公二年》叙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其不说《周易》而称“易象”，可见《周易》以“象”为基础，“象’是《周易》义理的感性形式，是圣人设教的象征符号。易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卦象，一类是爻象。《朱子语类》说：“《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取之有所从”与“推之有所用”，就是《系辞》中说

　　的“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周易》易象理论蕴含了艺术思维的精髓要义，给中国古代乐论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乐记》，专门没立了《乐象篇》以探讨音乐立象的问题。

　　《周易》是通过“观物”来“取象”的，《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渚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阐述了由天地万物到阴阳八卦的制作过程。“物”是自然、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象”是对这些事物的模拟、概括。物为象之本，象乃物之象。要在物中取象就必须体察万物，师法自然，对各种具体事物和现象进行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如此方能应物象形，制作体现事物特征的易象。乐象的制作方法与易象是相通的。“情动

　　于中，故形于声”(《乐本篇》)。这是说情感决定了乐象的个性特征。但是，抽象的情感并不就是艺术。艺术之为艺术，关键在于能将主观的情感融入到一定的物质形式之中，使之客观化。就音乐艺术而言，这种一定的物质形式就是音响。《乐象篇》说：“声者，乐之象也。”这里的“声”指构成乐象的基本要素，即五声、六律。五声为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五声本于自然，生于气化“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阴阳六气衍为四时、五行，而四时各育其气，五行各有其性，人们通过对四时之气和五行之性的观察、体会，制作了五声。桓谭说：“五声各从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宫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须宫而成。”(《新论·琴道篇》)朱长文则说：“圣人观五行之象丽于天，五辰之气运于时，五材之形用于世，于是制为宫、商、角、徵、羽，以考其声焉。凡天地万物之声，莫出于此五音。”(《琴史·释弦》)可见，五声是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指导下，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自然声响的模拟而获得的。

　　五声表示音程，但还不能决定一只曲子音调的高低，决定音调高低的是十二律。十二律分阴阳两类：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属阳律，称为“六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是阴律，又叫“六吕”。通常所说的“六律”，则是包括阳律六律和阴律六吕的总称。六律也是取法自然的结果，具体说是对一年十二个月不同风气观察的结果。贾谊论六律曰;“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是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新书·六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一年十二个月所刮之风，在风向、强度、湿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手是将其分为阴阳两类，并与十二律相配：

　　阳：黄钟 太簇 姑洗 蕤宾 夷则 无射

　　十一月 一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九月

　　阴：大吕 夹钟 仲吕 林钟 南吕 应钟

　　十二月 二月 四月 六月 八月 十月

　　所以，贾谊又说：“夫律之者，象测之也，所测者六，故曰六律。”这就明白地道出了六律是观物取象的产物。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音乐是声音有规律的组织，舒心悦耳的美妙乐曲来源于和谐协调的声律之象，故制乐要“稽之度数”。《乐记·乐象篇》有言：

　　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

　　那么，声律如何才能得数，度数的常规又是什么呢?《乐象篇》接着说：“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小大”、“终始”谓五声中的羽声和宫声，因为羽声尖溜细腻，音量最小;宫声低沉雄厚，音量最大。又，五声始于宫、终于羽。“清浊”：五声中宫为中声，角、羽为清声，商、徵为浊声。五声之小大、终始、清浊，”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即是符合度数，谓之“比音”。在古人看来，声音之大小、巨细、清浊，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取法于鸟兽、昆虫、风气之声，来源于天地万物的和谐音响，。陈幼慈说：“凡天地化生万物，莫不有声。龙吟虎啸，声之巨者;蝇蚓 ，声之小者;敲金戛玉，声之清者;怒吼狂呼，声之浊者;两间万类，无往非声。”(《琴论·音韵清浊》)

　　五声六律经过有序的组合，便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乐象世界。然而，声音是通过乐器产生的，不同的乐器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产生不同的乐象。这也与易象制作方法有关。相传，伏羲氏不仅观天法地以作八卦，而且还以同样的方法制作了琴：“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琴史·莹律》)琴为乐器之首，然乐器并不止于琴。古人根据乐器制作材料的性质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即所谓“八音”，并认为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班固在《白虎通德论·礼乐》中引《乐记》曰：

　　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丝白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祝 。此谓八音也，法易八卦也，万物之数也.

　　埙，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离音也。钟，兑音也。祝敌，乾音也。

　　检现存《乐记》并无以上所引文字，班固当是据别本以引之。西汉时，《乐汜》有多种本子传世，据现存史料记载，至少有王禹二十四卷(篇)本、刘向《别录》本、小戴《礼记·乐记》本和今本《史记·乐书》本四种。现存的《札记·乐记》十一篇只是一个节本，距原本相去甚远。孔颖达《礼记·乐记》疏云：“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渐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这十二篇主要淡的是乐舞的表演技艺，—其中就有《乐器篇》。班固的引文可能就是据此丽来。尽管如此，现存《乐记》还是谈到了当时的多种乐器，例如;金属制的有钟，石制的有磬，陶土制的有埙，木制的有椌，楬(柷、郚)，革制的有柑、鼓、鞔、鼙，弹弦乐器有琴、瑟;腔管乐器育篪、管，籥、箫，簧管乐器有竽、笙、匏。这就囊括了八音中的大部分乐器。

　　“观物取象”是为了“立象尽意”。《系辞》曰：“人立象以尽意”。《易》之为书，最初并无文字，仅以易象达意示人，所以易象的古义即是表意之象。宋人陈騩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文则》)。后来，象中之意曲折隐晦，圣人怕来人不知其意，故系辞以告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熹《周易本义》谓四象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者。圣人创立四象，

　　是为了用它们显示天下事物的义理。易象如此，乐象亦然。乐有五声，五声的确立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谓“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估滞之音矣。”(《乐本篇》)这里，《乐记》先以五声配五等，把五声的象征意义由自然界的种种事物和现象，引伸到社会的政治道德领域。后人又不断对此进行发挥，使五声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具体。刘籍说;“宫象君，其声同。当与众同心，故曰同也。商象臣，其声行。君令臣行，故曰行也。角象民，其声从。君令臣行民从，故曰从也。徵象事，其声当;民从则事当，故曰当也。羽象物，其声繁。民从事当财物有繁植，故曰繁也。”(《太音大全集·琴议篇》)这样，五声不同之象就代表了五种不同的礼义事项，音乐也就与社会政治沟通起来。正是基于乐象的象征意’义，音乐发挥着它的陶冶性情、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所谓宫声和严雄厚、庄重宽宏，闻之使人温良而宽大，商声慷壮哀郁、惨怃健捷，闻之使人方廉而好义;角声圆长通澈、廉直温恭，闻之使人恻隐而爱人;徵声婉愉流利、雅丽柔顺，闻之使人乐养而好施，羽声高洁澄净、谈荡清邈，闻之使人恭敬而好礼。

　　五声以外，八音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据《乐记·魏文侯篇》所述：钟声铿，其声象威武的立号令，君子听之则“思武臣”;石声磬，其声表示节操分明而视死如归，君子听之则“思封疆之臣”，丝声哀，其声使人廉明而有志，君子听之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其声象征团结，君子听之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其声使人活泼有力，君子听之则“思将帅之臣”。还有，古代言乐必兼舞’，乐舞配合正是为了更好地立象尽意。后世研究音乐的人多只注重于律吕，而很少涉及舞法，原因就在于，不明宙乐以立象尽意为本。“夫乐者，象成者也，”《乐记·宾牟贾篇》对铿锵鼓舞的动作与结构的分析，就是着眼于乐象的尽意功能。“ 于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就是说舞队拿着盾牌稳稳地站着，是表现武王对待诸侯十分庄摹的形象;举手顿脚勃然阼色，是表现太公威武的意志;乐舞结束时大家跪下，是表示周公召公用文止武的意思。在结构上，这种鼓舞每一段都表示一个特定的意思，如第一段表示武王到北方去伐纣，第二段表示灭掉商纣，第三段表示凯旋南归……

　　三. 乾坤易简与乐简观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中引郑玄《易赞》和《易论》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有三说，简为其一，可见易简是《周易》全书一条重要的原则。《系辞》说：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阧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易传》认为，乾坤两卦是一切卦爻组合变化的基础。乾坤，即天地之道、阴阳之气。天道无为而善始，地道不劳而善成，天地万物的生比繁衍皆发于自然，故曰易、曰简。一句话，乾坤之道是宇宙间最简单易知而又最根本的道理。人之所为，亦当效法天地之道，如乾之易，如坤之简。如此则“易知易从”、“有亲有功”、“可久可大”，圣人之德业于是乎成。本《周易》易简学说，古代乐论也提出了“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理论：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为简，易故能天，简故能地。大乐无怨，大礼不责，;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淮南子·诠言训》)

　　是故大礼之极，简而无文;大乐之极，易而希声。简易者，先王建礼乐之本意也。(《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周易》易简原则，植根于天地自然之性，着眼于王道教化功能。这是它与乐简理论相关联的内在依据。《观·彖》曰：“观天之神遭，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统一起来，使易简从“天之神道”的运行规律，落实为民之教化的基本准则。《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观各卦卦象，无不以自然之道说明社会规律。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象》)，都是以天地乾坤的易，简法则指示人事活动要顺应、自然规律，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处世。《周易》推崇易简的目的在于给圣人完成其德业指明掐津，古代乐论推崇易简是为了强调音乐的伦理教化意义和移风易俗功能，两者在方法与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太史公论乐道：“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史记·乐书》)既然制乐的目的不在于“快意恣欲”而在于为政治世，那么制乐的原则当然也就务求易简了。所谓“音正”，也就是易简。因为“烦乎淫声”则会汩湮心耳，使人忘掉音乐的平和之声，以致心欲膨胀，唯有“平正易简”方能心澄气清，使人领悟

　　音乐的和谐之美，从而正心立身。下面，我们以《乐记》为例，具体分析一下易简与乐教的关系。

　　“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就是说音乐的教化作用是与它的易简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乐记·乐论篇》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这里说的“中出外作”、“必易必简”皆据自然之理而言，因礼乐能与天地同理，故有“无怨”、“不争”之效。先王制作礼乐，并不是为了极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为了教化百姓，平其好恶之心，使他们返回“人道之正”。那么，什么是“人道之正”呢?《乐本篇》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人性能静即人道之正，因为静则合于天之道，人欲纷动即人道之背，因为动则生好恶之心。好恶之心不节制，就是灭天理而穷人欲。天理灭则生悖逆诈伪之心，淫佚作乱之事。欲合于天理，就必须逆而用之，使纷乱之欲心复归为清静之本心。这就叫“反躬”，也就是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所在。本此目的，礼乐之作必然要循天法地，求易求简，以达到凋节人心，移风易俗的功效。所以，《乐论篇》又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乐由天作故易，声淫律乱则：不易礼以地制故简;烦琐拘急则不简。不易则不静;不简则不文。惟其顺天之道，循地之理，从容不迫，自然而然，则易简、静文皆有致，内和、外顺皆有宜。此即易简之理。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故有亲有功，可久可大。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儿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乐论篇》)正是承易简而言礼乐之功效，“同和”，即与天地同易;“同节”，即与天地同简。“百物不失”，易之效也;“祀天祭地”，简之功也。无论是社会上的礼乐，还是幽冥中的鬼神，皆同易简之理，如此，则能“合敬”——“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同爱”——“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夭子不怒”。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道之无为易简，不害不悖;物之施为有序，并育并行。礼乐本乾坤之易简，法天地之和序，故能以道制欲，友情和志，使上下不悖，民乱不作，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乐记》认为，人的俏欲植根于血气之中，是一种天生的生理要求，它随外物的感应而生喜怒哀乐之情。气有顺逆之分，情有正邪之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因此，必须通过“正乐”对人的感：情加以疏导，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正乐吁实际上就是合于声律度数，符合易简要求的音乐，也就是所谓“大乐”、“古乐”。这种音乐，节奏和谐平缓，能使人产生和顺之心;“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化篇》)。这样，人心趋和而社会达治，音乐的移风易俗;与政相通的社会作用也就随之实现了。有人将这种音乐美学的现实功利观看作是“俗儒乐论”，则未免肤浅，实际上，它是以《周易》乾坤易简的哲学思想为依据，从形而上之道体落实下来的体用一如的音乐观，这种音乐观在后来阮籍的《乐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