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的前“恭”后“倨”

张九龄的前“恭”后“倨”

　　九龄（673年～740年）字子寿，号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朝开元名相、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张九龄的前“恭”后“倨”，欢迎阅读与收藏。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拟擢升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为尚书，遭到中书令(宰相)张九龄的坚决反对，认为“牛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

　　而此前不久，张九龄在牛仙客父亲的碑铭里这样称赞牛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图，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

　　前后仅仅1年多，身为大唐名相的张九龄为何对牛仙客的态度如此判若云泥?难道张九龄是出尔反尔言不由衷的小人吗?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初为泾州县府小吏，为县令傅文静所器重，后以军功逐渐做到洮州司马、河西节度判官，不久升迁为太仆少卿、凉州别驾，后再升任河西节度使、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勤勉为政、治军有方，尤其在河西节度使任上，厉行节约积蓄财物，政绩十分可观，时人评价他“边人咸赖，出任靖国”，所以，张九龄当初这样评价他，可以说是实事求是。

　　李林甫时任礼部尚书，他不学无术却嫉贤妒能，于是想援引目不识丁的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事(相当于副宰相)”，让他“知政事”，欲以此来排挤深受玄宗赏识的张九龄。

　　牛仙客治军有方、军功卓著是事实，可治军与为政毕竟不是一回事。“知政事”近于百官之首，其言行关乎国家的兴衰、百姓的命运，对于它的人选不可不慎之又慎。就牛仙客的学养、识鉴、果敢等而言，他着实不具备宰相的素质和能力。张九龄坚决反对唐玄宗的决定，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大唐江山社稷的考虑，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李林甫一句话更加引起唐玄宗对张九龄的不满。其实，早在如何处置安禄山兵败这一问题上，张九龄便和唐玄宗产生了分歧;在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的废立上，张九龄又和唐玄宗争得不可开交。唐玄宗对张九龄逐渐萌生了不满。最后，唐玄宗震怒之中，呵斥张九龄“事总由卿?!”张九龄无可奈何，他的诤谏因为唐玄宗的固执而毫无结果。

　　同年，张九龄的好友、下属、中书侍郎严挺之在处理王元琰贪赃一案上被认为有“徇私”的嫌疑，而张九龄也被怀疑“结党营私”，于是被贬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继而被贬为荆州长史。同日，李林甫将张九龄取而代之，并加封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官拜工部尚书、知门下事。

　　牛仙客在相位上只知明哲保身、独善其身，对皇帝惟命是从，对李林甫唯唯诺诺，在决断大事上更是循规蹈矩，从不敢表达自己意见。牛仙客等人的“尸位素餐”，助长了李林甫的嚣张气焰，让他得以专擅朝政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安史之乱”，为大唐帝国酿成不可挽回的祸患。

　　张九龄的言行前后看似矛盾，实则是一致的：张九龄亲自为牛仙客的父亲牛意撰写碑铭，对牛仙客称誉备至，不仅是出于同朝为官的友情，更是出于对牛仙客“治边有功”的肯定与鼓励;张九龄坚决反对唐玄宗对牛仙客的封赏，更对反让他由武官入相参与政事，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的维护。

　　在张九龄罢相之后，每当有人荐引公卿的时候，唐玄宗一定都会这样问一下“风度得如九龄否?”他对张九龄的思慕于此可见一斑。20年后，“安史之乱”突发，仓皇幸蜀的唐玄宗想到张九龄的远见卓识，想到他的赤胆忠心，不仅涕泪横流，可惜已经悔之晚矣。

　　拓展阅读：张九龄是哪个朝代的

　　张九龄(673—740)，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出身于官宦家庭，曾祖张君政，做过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曾任窦州录事参军，父亲张弘愈曾为索虑丞。青年时期的张九龄，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能诗善文，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中进士，授校书郎。

　　景云元年(710)六月，李隆基为太子，举天下文士，亲加策问。张九龄由于对策优秀，升为左拾遗，不久，玄宗即位，调任左补阙。由于才学出众，办事沉稳公平，其时吏部考试，由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xī)考其等第，前后四次都做得公允无误，为人称服。开元十年(722)调任司眅员外郎。当时张说做宰相，他与张九龄同姓，对张九龄尤为器重，张说欣赏他的文才，常对人说:“后出时人之冠也。”张九龄也视张说为知己，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开元十一年(723)张九龄擢升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到泰山封禅，张说以宰相的职位自选定玄宗的随同官员，许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封山礼毕，皆加晋阶，张九龄提醒张说，不要随便晋官，但张说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告，结果晋官之举动，受到朝野内外所怨。

　　第二年四月，御史中丞宇文融弹劾宰相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张九龄曾事先提醒过张说，要他对宇文融加以防备，但张说对张九龄提醒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张说被罢官闲赋，张九龄由于和张关系密切，亦受牵连，先改任太常少卿，后又出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老母在乡，冀州路途遥远，上书请准予换至江南。玄宗许之，改为洪州都督，继而转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去世，玄宗想起他生前曾多次推荐张九龄为集贤院学士以备顾问的话，因而，召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适逢朝廷起草赐渤海国诏书，无人胜任，张九龄援笔立成，不久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后转中书侍郎，因母丧归乡里。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恢复张九龄的中书郎职务。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第二年，改任中书令。

　　张九龄是西汉留侯张良之后，西晋开国功勋壮武郡公张华十四世孙。七岁知属文，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始调校书郎。玄宗即位，迁右补阙。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母丧夺哀，拜同平章事。是唐代有名的贤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一直为后世人所崇敬、仰慕。卒谥号“文献　张九龄，名九龄，字子寿。九，在古汉语中可泛指多数，也与“久”通用;龄，年龄、年岁。“九龄”的意思为“长命百岁”之意，体现了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也反映在其字“子寿”中，寿，长寿也。

　　文学创作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审慎态度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