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胡适的家族交往史

张爱玲与胡适的家族交往史

　　张爱玲一生最为钟情两部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为前者她写了一本《红楼梦魇》，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之翻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或多或少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张爱玲与胡适的家族交往史，欢迎阅读。

　　张爱玲与胡适的家族交往史

　　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将她新出版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并附信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赞许的《海上花》那样“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张爱玲和胡适开始了短暂的书信联系。次年11月她去纽约后，和胡适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叙两家的前缘。

　　“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

　　胡适和丰润张家，有多重关系。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回忆说，童年时代她看《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而她的母亲黄逸梵，还“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她和胡适认识，很可能是她在英国留学的时期，当时胡适以“中英庚款”委员的身份赴欧，在英伦逗留数月之久，多和留学生见面。但同桌打牌，则更可能是胡适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之后。胡适1928年2月17日抵达上海，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后来发生《人权论集》事件，于

　　1930年5月15日辞去校长之职。两人长达两年的时间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机会见面。

　　1955年张爱玲与胡适在美国相会，张爱玲得知“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张爱玲所说的“小忙”，在胡适11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段简要介绍：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关于张佩纶作书介绍胡传给吴大澂，张经甫代胡适兄弟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里有一段记述：

　　“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资。先严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时光绪七年七月也。抵京师，某钜公一见倾心，问曰：‘东边僻远，设游未遍而资罄，奈何?’对曰：‘边军多淮人，资罄则投军充军吏或防勇，积半年饷，可复游。’某公壮之，作书介于吴太仆(大澂)。”(见《台湾纪录两种》，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1951年)

　　文中所称的某钜公，即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和张佩纶同为光清流党成员，两人为莫逆之交。《涧于日记》中记载，光绪初他们同在京师，酬唱无虚日，往来非常密切。他们和张之洞、黄国瑾等构成清流派的骨干力量。

　　胡传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

　　光绪六年初，吴大澂奉旨以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吉林将军铭安(字鼎臣)帮办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见后首途吉林。赴东北前，吴大澂本在办理中俄伊犁交涉，因东边俄又越界设卡，形势急迫，遂有调派吴大澂之命。此前的光绪四年，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使俄，张佩纶上折《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对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提出异议,后果如张佩纶所料，崇厚上当受骗，虽然收回伊犁城，却割让大片土地。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清史稿·崇厚传》)吴大澂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麾下差遣，虽然未成行，但可见他和张佩纶都对中俄交涉异常关注。吴大澂帮办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续。胡传既“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必然和张、吴都容易产生共鸣。

　　科举是清代士人步入仕宦的正途。胡传在科举上却极不得意，他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光绪七年，他已经四十一岁，胡家在上海经营的店铺适遭火灾，他前往上海处理，为身在南京的族兄嘉言招去。嘉言问他未来的打算，他表示，“上年朝廷遣崇地山侍郎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议收回伊犁地，办理不善，众议哗然。南皮张香涛侍御弹之，语尤剀切，其疏中有‘东不能薄宁古塔’语……钝夫揣摩天下大势，俄人已占据东北边地，逼近东三省，岂有不薄宁古塔之理?”遂决定放弃科考，另辟蹊径，前往当时人员稀少的苦寒之地谋发展。

　　胡传于光绪七年七月抵达天津，访问了绩溪同乡章洪钧(字芹生)，到北京后又见到族兄胡宝铎(字虎臣)。早在同治六年江南乡试时，胡传和胡宝铎、曹汝济、章洪钧四人被同时荐卷，其他三人皆中，独他落榜。胡传抵京时，吴大澂已升太仆寺正卿，改为督办。胡宝铎与吴大澂为戊辰同年，但不很熟识，他建议他转求章洪钧。与此同时，胡传的同门姚子良也愿意请彭福孙(字颂田)为他通融，因为彭受业于吴大澂，有说话的机会。

　　到吉林后，胡传成为吴大澂的幕僚。一年后，吴保举他为知县，从此进入官场，最后官至台湾省台东知州。上述举荐他的三人当中，以张佩纶分量最重，是胡传得以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正如后来胡适日记中所说，“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十年后不忘引荐之谊

　　张佩纶性格峻刻，即使对朋友也不稍稍假借，他能这么大方地推荐与他素昧平生的胡传，和他的业师夏寿人有很大的关系。夏寿人，名如椿，上元人，是张佩纶中举前的老师。张佩纶幼年跟随父亲张印塘在浙江生活，咸丰四年张印塘病逝于徽州后，家属仍在南方。张佩纶等得到张人骏的父亲、曾任华亭知县的张泽仁照顾，并为延请塾师，张佩纶的业师夏如椿、陆廷英都是江苏人。同治六年胡传乡试下第后，曾进入刘熙载主讲的龙门书院就读，同门中就有夏寿人。张佩纶在稍后致吴大澂的另一封信中略提及这层关系：“胡君传与敝业师夏寿人同在龙门，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纶未敢力荐，愿私布其下忱，倘可收录，乞即与六厩马群并供驱策耳。”

　　张佩纶的推荐信写得相当得体，举荐一个未深交之人，重点突出他重经世之学的可贵，并以古义相励，也未说过分吹捧的话，还将胡传的基本情况以及他和胡宝铎、章洪钧的关系托出，使得吴大澂能够重视这位远道投奔的落魄秀才。

　　胡传和张佩纶再次联系已是四年之后。光绪十年，张佩纶在中法马尾海战中战败，次年四月初谴戍张家口。

　　光绪十六年，张佩纶早已从塞上赐还，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胡传也于两年前由吴大澂札调郑州襄办黄河工程，大工合龙，吴奏保胡传襄助有功，得旨“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 胡传十六年赴京候补，得签分发江苏。离京后路过天津，他去拜访了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午后……胡守三直牧传过谈。琴生旧交，清卿故吏，入都引见。”从张佩纶举荐胡传，到这次见面，将近十年过去了，两人都今非昔比。胡传虽仅是地方官员，但相较十年前境况是天壤之别。而张佩纶却几沦为废人，虽然在李鸿章幕中，但过得并不愉快，且仍为朝中所忌。胡传不忘十年前张佩纶的引荐之谊，专程去看望故人，可见当年张的一纸书信，对他一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一直温暖地记在心头。

　　张爱玲对那一段因缘不很关心

　　对于张胡两家历史上的这一段佳话，在张佩纶这边，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日记中提到胡传不过两次，文集中也仅仅两三次。时过境迁，到他那不很关心祖上事的孙女张爱玲，就更不晓得这一段因缘了。

　　但是在胡家，这件事不仅胡传记着，到了他的儿子胡适，也依然如此。胡适留意这件事，并不是始自1955年他和张爱玲在美国相会之后。至少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对世人提起过张佩纶引荐父亲的掌故。

　　胡传于光绪十八年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奏调，赴台湾供职，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诏臣工内渡”(胡祥木《铁花胡公家传》)，胡传于1895年8月离台内渡，22日病逝于厦门。胡传病逝时，胡适年仅三岁八个月。三十多年后，胡适已是名满华夏。胡家和张家的下一代也有了交往。除张爱玲《忆胡适之》里提到的黄逸梵与胡适同桌打牌外，胡适和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堂伯父张志潭(字远伯)也有短暂的往来。这在胡适的日记里有多处记载。

　　记载与张志潭交往的日记，是在胡适离开上海中国公学，到北平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期间。日记中提到的杨昭隽，是张志潭延请的家庭塾师。张志潭的父亲张佩绪，清季曾出任过安徽芜湖道尹，是张佩纶的亲弟弟。10月11日那天，胡适“八时二十五分搭平吉直通车来天津。自北京直达吉林，昨日第一次通车，共计需三十六点钟，回想五十年前先父铁花先生由北京到宁古塔，坐骡车走了四十二天，约一千点钟，不能不说是进步”。胡适应该知晓张佩纶即是张志潭的伯父。当天的晚宴上，胡适是否像多年以后他和张爱玲在纽约相会那样，与张氏兄弟叙叙张佩纶、胡铁花那一段旧，大概是很可以想象的罢。

　　最后一次看见胡适先生

　　胡适1949年4月离开中国大陆赴美，在美国逗留长达九年，直到1958年4月回到台湾。据学者研究，1955年胡适与张爱玲在纽约叙旧那段时间，是胡适一生中最暗淡的岁月。曾经名满天下的胡博士，而今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这种落寞和失落，也许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遭遇，更是时代的一个象征。张爱玲提到“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无愧为微物之神，即使这样微末而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被她轻巧抓住：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1958年，胡适离美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0年2月16日晚上，胡适写了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回顾张佩纶和胡家的因缘，引述了张佩纶日记中有关胡传的文字。文中说他曾于1946年在北京东安市场书店翻阅《涧于日记》，“随手翻开，即见先父的姓名。”他还抄录了《涧于日记》中记载章洪钧逝前逝后的内容，称赞幼樵先生对章琴生的友谊使人感佩。这大概是胡适最后一次提到张佩纶。

　　张爱玲一生最为钟情两部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为前者她写了一本《红楼梦魇》，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之翻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或多或少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张爱玲之于胡适，与胡传之于张佩纶的关系，何其类似，交往虽然并不多，但何尝不是吾党中人。

　　张爱玲与胡适的爱情故事

　　最初，张爱玲与作家唐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的感情，但这段感情因为唐朝的家庭背景及其家人对他的反对而告吹。之后，张爱玲又爱上了作家金岳霖，两人曾经热恋过，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随后，张爱玲曾与其后来的丈夫、文艺评论家茅盾有过短暂的恋情，但两人最终也未能在一起。

　　然而，张爱玲和胡适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最为人所知。胡适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最初见面的情景被张爱玲以小说《半生缘》的形式描写出来，并留下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然而，胡适和张爱玲的婚姻并不愉快，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差异，最终以离婚收场。

　　张爱玲和胡适是经常一起出现在上海文艺圈的一对，当时的文学界称他们为“胡张夫妇”。据说，他们最初是在胡适的求学期间相识的。他们的恋情获得了不少人的祝福，结婚后也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存在很大的差异，最终以离婚收场。

　　尽管婚姻破裂了，但两人却在文学上焕发出了更为出色的光芒。张爱玲的小说中，胡适成为她笔下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金锁记》一书，通过描写胡适与前妻的故事，为爱情和婚姻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胡适则执笔为张爱玲的故事提供了评价，成为她作品的最佳书评者

　　张爱玲与钱钟书 感情纠葛

　　张爱玲和钱钟书的爱情故事始于1940年代初期的上海文艺圈。当时，张爱玲已婚，而钱钟书则是一名教授。他们在聚会和酒会上相识，经常谈论文学和生活，慢慢地建立了感情。

　　据传闻，张爱玲和钱钟书在张爱玲与前夫胡适离婚后很快陷入了恋情。他们交换着彼此的作品，互相评论改善对方的写作，聚会、写信、相约约会，在一段时间里彼此深切地思念着对方。

　　尽管两人的感情非常微妙，甚至未被公开认可，但是他们的互动和情感交流仍然对彼此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钟书亲笔写下了张爱玲的小说《小良家姑娘》的序言，称赞其文学才能和独特的思想深度。张爱玲则在小说中描述了城市人的情感苦闷和复杂心理，展现出女性写作家的独特视角。

　　尽管他们之间的恋情未能持续下去，但张爱玲和钱钟书的故事成为了一代文化人心中的经典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张爱玲的婚姻经历十分坎坷，但正是这些经历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灵感。她在小说和散文中频繁地探索婚姻和爱情的主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汲取创作灵感，呈现出极具细腻度和戏剧化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可以说，张爱玲的婚姻经历是她文学创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了她成为独特、卓越文学家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