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心经之治心篇文言文

曾国藩心经之治心篇

　　在学习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文言文了吧？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为文言文的理解而发愁？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曾国藩心经之治心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治心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日忿，阴恶日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日暴，柔恶日慢。

　　[原典]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以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

　　[注疏]

　　原典大意是：古代的君子尽心竭力、修身养性的事迹，现在我们是不可能亲眼目睹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修养自身、治理小家、管理国家、平定天下，所秉承的不外乎一个“礼”字。对内而言，如果没有了礼义就没有了道德规范;对外而言，没有了礼义也就没有了内政外交。所以六卿的官制、规章制度设置齐备后，仍以《周礼》作为书名。春秋时期，那些通晓礼义、擅长辞令的士大夫们，经常可以使他人信服，从而使他所在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礼的表现形式成为仪式，华美繁琐，所以遭到叔齐的讥讽。苟卿、张载以礼为指导，小心谨慎地做事，可以说是不忘本，崇尚古风却不流于世俗。

　　[原典]

　　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命。两者兼图，终吾之身而已。

　　[注疏]

　　原典大意是：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前世所既定的，丝毫不以人力的强弱而改变，不管如何想方设法，都不可能有所补益。所以，今后每天应在“乐天知命”这四个字上多下功夫，做事要坚持每天有固定的要求和目标，对自身的修养则要完全听任天命：，这样，两者相互结合，人的一生也就可以得以善终了。

　　[原典]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客，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注疏]

　　原典大意是：修养心性的方法，首先应除去内心的毒害，外在的毒表现为忿怒，对内则表现为私欲;保持体魄的方法，—定要防备身体中的隐患，刚烈时是暴躁，柔弱时又表现为散漫自由;对嘴巴而言，要兼顾以下两方面：言语谨慎有度，饮食有竹制。以上所说的这几种情况，用什么药医治呢?要用礼义来积聚恭敬，用乐导致和顺。外在和刚烈的恶习，要用平和来调剂;内在和柔懦的恶习，要用敬来把持。饮食没有节制，要用敬来检讨约束;言语上的过失，用平和来加以收敛。敬达到完美后表现为肃穆，和达到完美就表现为雍容。肃敬和睦，才是有德之人的表现，雍容表现在外表，其实根源是在内心。这样动静交相调剂，内外都会得到修炼，最终才能成为君子。

　　[原典]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治心之法，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旱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注疏]

　　原典大意是：心神安定后，气才能安定;气安定后，精神才会安定;精神安定后，身体才会安定。修身养性的方法，依靠自身力量可以发生作用的，有两个途径：一种是以自己的意志引导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大凡人们身体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因为气弱，而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着意，志而得以增强。如果喜欢早睡的人，应该尽力早起，则一定会有所成就;如果感觉百无聊赖，那么就要静坐来凝聚气，这就是所说的用意志鼓舞士气。久病之人，气虚胆怯，经常害怕自己会因此死去，胸中充满抑郁之气，即使是做梦，也得不到片刻的安静和恬然，这样，就应该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一并抛弃。此后，必然会有一种恬静淡泊的气出现，在平静之后，士气就会自然出现，这就是所说的以静制动的方法。

　　[原典]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佰于人者，贤亦佰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滔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不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观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注疏]

　　原典大意是：贤良与不肖的区别是如何划分的呢?应该看他改正过错的勇气与怯懦的差别而已。日月都有盈缺亏食，星辰也有陨落之时。对人而言，言语有不当之处，行为有后悔之时，即使是圣人也不可避免。改正过失十倍于人的人，他的贤达也一定会是常人的十倍;改正过失百倍于人者，他的贤达也——定会是常人的百倍。越是贤明的人，越是光明磊落;越是不肖之徒，他的下场越是因为奸邪而不得善终。

　　人刚一出生时，气质相差不大，逐渐把他向好的方面引导并坚持不懈，就会成为君子。如果他有了过错，那么他的朋友会当面劝谏以帮助他改正。又有的朋友，用谦恭的言语勉励他，倒退了有人鞭策，进步了有人表扬，这样的朋友相互激励，不断上进，不可阻挡。如果引导不善，就会成为小人。当他有了过错时，他的朋友就会多方替他掩饰、推卸责任。这样的朋友，与他疏远的就会心里不同意但当面奉承，与他亲密的就会曲意苟且迎合，担心因为正直而伤了感情。他们相互交往堕落，只能导致失败。这就是所说的贤明之人越来越贤明，不肖之徒越来越不肖的原因。

　　我有一个朋友告诫我说：“您与某人交好却没有保持下去。是因为您的失德。您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谨慎呢?”又有一个朋友告诫说：“听说你在某次考试中，曾经因私人感情求助他人，这是很不对的。”二人的话，乍一听，不合我意。但慢慢理解，他们没有所求而对我说出逆耳良言，是因为敬重我。反过来我又白省：我的过错，其中严重的可能比这两件严重数倍，而且数量多得不可枚举，他们二人，只不过举了一两个例子，人最痛苦的是对自身的不了解。上古帝王不能推行王道教化，士大夫们相互勾结攀比，做了许多苟且之事，往往陷入罪恶的深渊，而同僚们没有人出面劝谏质疑。这是因为他自认为很超脱，又没有什么过错。惟孔子这样的大贤，犹且学习《易经》来避免错误，而这些人说没有过错，是欺骗他人呢还是欺骗自己呢?自己知道有过错而因为袒护一时的过错，尽力掩盖，等到罪恶滔天却不觉得有悔意，这就是不可以接近小人的原因。作为朋友却对他的过错隐瞒忍耐或曲意奉承，助长他人恶习，其所作所为不亚于那些专事谄媚的佞臣俳优。《书经》说：“听到心里不太接受的逆耳之言，一定要详细询问;听到逢迎的话，或者那些可以改变你的意志的话，却不必去探究其中的原由。”我特意将它们写下来以备查看反省，并且展示给能提出逆耳良言的朋友们看。

　　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是“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原名子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