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消亡-散文欣赏 想来在我所接触的文种中,可能杂文是最说不清的文体,说它不清楚可能是它与别的文体的界限不明朗,在我的认识当中,杂文大概一直是归之于大的散文概念之中,虽不得体,但也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方法。想来在此之前,读过最多的杂文大约就是鲁迅的了,所……
杂文的消亡-散文欣赏
想来在我所接触的文种中,可能杂文是最说不清的文体,说它不清楚可能是它与别的文体的界限不明朗,在我的认识当中,杂文大概一直是归之于大的散文概念之中,虽不得体,但也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方法。想来在此之前,读过最多的杂文大约就是鲁迅的了,所以映象一直比较深刻,可也确没读出杂文应该是怎样的情形,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并未将他的东西当成杂文来读。只是到了后来才知道那叫杂文。后来又接触了柏扬、李敖等海那边的一些自称是杂文的文章,辅天盖地,山呼海啸,却是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以讽为主的小文章便可称之为杂文,可他们的文章却是和鲁迅的东西偏不是一脉相承的玩意。
于是便有人将杂文搞得很高尚的样子,似乎在文字方面唯有杂文能愤世忌俗,最起码它不是媚俗的东西,现在人们已经将自己高尚的标准订得相当地低了,只要不是拍马屁的,不是黄色的,敢于说一些实话的,那就可以说是高尚的了。至于将这些变成了文字,那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倘若还敢坐在电脑前,敢码一些骂人的文字,那就可以称之为文化战士了。作为战士,且是文化方面的',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萌发一种使命感,有一种在心理上并不太成熟的优越感。凭着这种感觉慢慢地就可以变得肆无忌惮地乱骂一通,凡是有人叫好的骂都可以称之为正骂,似乎一般的百姓喜欢,用杂文行骂之道,总来得比街角上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其长辈的生殖器要来的高级一些。
杂文也许是中国人的一种独创,这我得不到认何的考据,只是根据我平日的观察,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坛上,历数一下,怕是二三十个比较有名的杂文大家是可以挑出来的,而在于欧洲乃至美洲等异邦,却横竖也挑不出几个一般的杂文家。是他们的社会甚至于他们的道德伦理比我们要先进多少年吗?这好像说不太通,他们不也是从蛮荒步入文明的吗?是他们的文学素养不抵我怏怏大国么?好象也说不得不通,我们一般只敢在家中说自己多么多么大,到了外面,就不敢说自己多大了,只能说是发展中的国家,宁可将英联邦或葡萄牙等国说成是大国崛起,却不能说自己多大,远还不及满清时代,被人打得找不着北,却还硬撑着大清帝国如何如何。不论大与小,人家有人家的文学,尽管在大学课本上,中国文学是分为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来讲的,有的课本还有当代文学,给人的感觉是现代不如古代,当代不如现代。而外国文学却只有一门,从古至今挑了几十篇,不说人家质量如何?但至少不是越来越差,因此也不能说,中国文学不比人家先进多少?
那国外人为何不钟情于写杂文呢?这也许可以做一个课题来研究,对于社会弊端的揭露向来是文学家们的本能,比如法兰西的巴尔扎克一部《人间喜剧》几十部小说,将法国各厢人等之面貌展露无遗。俄国大作家果戈理以讽刺丑恶来警醒人间,他说,“我要在《钦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所有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于一堆,来集中地嘲笑它一次。”那么在我国呢?这样的作家也不乏其人,但遗憾的是表现的面太过于狭窄,要么写自己的经历的一些事,要么就写身边熟悉的人或事,在其手法上或隐或涩,象个小脚女人在那里跳芭蕾。而国外的一些有思想的却少有这种羁绊,想说什么就光明正大地说,如果挥舞的武器是小说,那就用形象的刻画来体现社会的形态,如果是涉及比较复杂的体制,那就用有论点论证的文章来表达,比如英国诗人雪莱不仅会写美妙的情诗,他还写了《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改革的建议》等一大批政治论文。这不比我们那些只会叫喊着要用国家来养的所谓作家们要高尚一些么。
由此,我可以得出一个浅显的结论,杂文的产生是与国人的性格而产生的。性格有的时候是可以决定命运的,国人的性格大多是喜欢旁敲侧击式的,也就是所谓的策略式地进攻,这种进攻方式的好处是退可以有出路,进可以左右旁观。因此一些有良知的文化人就喜欢用杂文的形式来针贬时弊,讥讽不公,对于写的人或看的人都是一种痛快,却往往是搔痒隔着靴子,看着力气用得很大,却没有落在长着脓疮的皮肤上。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杂文从其形式或内容上,客观地反映出人们认识上的一种觉醒,可以说,杂文使我们的这个社会开始变得不平静起来,它像一块砖一样的高高举起,不一定能砸得下来,即使砸下来也不定会致人伤残,但它确实让有些人从心底里觉得不舒服。
杂文的声音是弱小的,这是杂文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它保持了一种与主流观念的非本质对抗。鲁迅曾说过:“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倒是道出了杂文的真谛。而现在的杂文则已呈出奄奄一息的疲态,这种疲态的产生也体现了人们的另一种心态,现实的东西总是比良心更加地重要,它将杂文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地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是匕首,也可以是按摩挠子;可以是投枪,也可以是抬轿的扛子。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总是以杂文的形式存在着。因此我们现在指望用杂文来说真话确实是太难了,我们只能祈望别说太假的话,保有一点勇气,保有一点尊严,哪能怕这种尊严只是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展现出来,也表现你在有些时候的真实。
如此一来,我们现时还能看到作为可以有限地“保持异议”的一种方式存在的杂文吗?我们已经消亡了许多带有时代印记的物质,比如“伤痕文学”,比如“朦胧诗”,可能我们目前仍有大量面世的杂文正在走向消亡的不归之途,它也许是小品,或者是思绪的碎片,但它不是战斗的,不是思想的,也不是大众的,更不是弱者的,它只是在写法上显得很零乱的文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