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官场讲真话的悲剧 黄庭坚

在北宋官场讲真话的悲剧 黄庭坚

　　导语：在老百姓的眼中，黄庭坚是一位好官，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因为黄庭坚为了百姓们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而也正是因为黄庭坚的敢作敢为，讲真话的真品性，导致他的一生非常的坎坷。

　　对于耿直善良的黄庭坚来说，离百姓越近，就越能从内心深处体恤百姓。当时，按照王安石的整体设计，朝廷推行了一项征收盐税的考核指标，各地可视具体情况决定税额多少。虽说征收税额的多少，随便你报，但结果要同你的年终考核挂钩。也就是说报的指标大、征收额度大，自己的官可能就越大，所以各地争先恐后“放卫星”。但黄庭坚就是一根筋，他不愿为了“放卫星”而让老百姓增加负担，就报的少收的也少，这样，地方百姓很开心，但“有关部门”不高兴，他不仅得罪了吹牛皮、“放卫星”的同僚，更是得罪了他的上司，所以，黄庭坚的仕途渺茫。可见，他是个生活在体制内、但思想却游离在体制外的官员。

　　在朝廷眼里，黄庭坚收税成绩不彰，不是个能吏，还是发挥他的文学才能吧。于是，在神宗死去哲宗即位之后，朝廷一纸调令将黄庭坚调回京城，任命他为校书郎，专门负责编纂《神宗实录》。

　　我们知道，写史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记录皇帝在位时的一言一行，更是难办。哪个人一生不做点犯浑的事情，更何况职业特点最容易犯浑的皇帝了。我一直怀疑司马迁的悲剧不在于他替兵败投降的李陵说情那么简单，说不定是因为他老爸司马谈或者他本人在写史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一些汉朝皇帝的不堪，才惨遭宫刑的。所以，黄庭坚干了这个给皇帝修史的活，以他耿直的个性，倒霉只是迟早的事情。

　　果然，因为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神宗“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遂被人视为大不敬之词，要他作出解释。黄庭坚会写诗，但天生不会说假话，他如实作答说“我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以后一直有人来查问此事，黄庭坚都照实回答，毫无惧色。

　　黄庭坚没被砍头或宫刑，这充分体现了宋朝“文人政治”的优越性，这个体制虽然颇受非议，但对文人很优待，虽然有过如“乌台诗案”之类的文字狱，但没有砍过文人的头，更不会弄出惨绝人寰的宫刑。所以，因为“铁龙爪”事件，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被流放去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担心那地方山明水秀太舒服，于是又把他移至戎州，到了今天盛产五粮液的四川宜宾。

　　有首歌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但这样励志的歌曲并不适合黄庭坚。今天看来，黄庭坚在仕途上的挫折，似乎是命中注定，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官场是个大熔炉，流血的仕途中，一个天真烂漫的“愣头青”最终会变成心机重重的“老油条”。清高耿直、为民请命的愤青，必然在官场上头破血流。这一点，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个鲜活的例子。曾国藩早年也是个“二愣子”，在官场处处碰壁，动辄得咎。经过重重挫折，他才认识到，潜规则无处不在，你不“潜”别人，就得被别人“潜”，只有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在体制内顺风顺水。因此，所谓“和光同尘”只是同流合污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黄庭坚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潜规则”别人，更不愿被别人“潜规则”。他的人生轨迹早在七岁时已经规划好，“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在黄庭坚的眼里，大道不行时，与其追名逐利于庙堂之上，莫如骑牛漫游于江湖之间。他在《鹧鸪天》词中写道：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是他在酒桌上的答谢之作。“人生莫放酒杯干”是劝酒之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通俗地说就是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所以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长入酒中天。醉了又能如何?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这些狂放不羁的行为，虽为时人之不耻，但是真实可爱的，这是一种放浪形骸的洒脱无羁。

　　词的下阕则是黄庭坚的肺腑之言了。“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世风之颓如此，我只愿身体长健，多吃饭，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眼前的快乐。最为大胆的是，“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世人冷眼看我，我不在乎，我像傲霜的寒菊，如空谷的幽兰，独自美丽。另外一层是，我冷眼俯视着这个可笑的世界，宛如“遗世独立”的隐者，时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