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风景散文 余秋雨开创了“大散文”的模式。他从宏观的历史中去抓取碎片,然后以民族化的视角去进行情感解读。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余秋雨关于风景的散文,一起来看看吧! 余秋雨风景散文1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
余秋雨风景散文
余秋雨开创了“大散文”的模式。他从宏观的历史中去抓取碎片,然后以民族化的视角去进行情感解读。下面为大家分享了余秋雨关于风景的散文,一起来看看吧!
余秋雨风景散文1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三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余秋雨风景散文2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Olympia),夜宿Europa旅馆终于来到了奥林匹亚。
没想到这个全人类的体育圣地会有这么好的风景,在快要到达之时就已经是密树森森、清溪浅浅,道路、房舍也变得越来越齐整,空气间洋溢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然清香。一脚踏入圣地,你一定会猛然停步,因为被一种阵势吓着了:无数苍老的巨石,不管是当年的楼础、殿基还是雕塑,全都从千年的颓弛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规规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们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这条大道看不到尽头,只知道它通向一个最简单的终点:为了人类的健康。
见到了宙斯神殿和希拉神殿,搞清了古代每次运动会前点燃圣火的路线,抬头仰望昂然云天的无数石柱,不能不承认,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人类黎明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四万人,只有中间有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实在忍不住,我在这条神圣的起点性跑道上跑了整整一圈。许戈辉在一旁起哄:“余老师跑得不对,古代奥运选手比赛时全都一丝不挂!”
我说:“这要怪你们,当年这里没有女观众。”
确实,当年有很长时间是不准女性进入赛场的,要看,只能在很远的地方。据说,进门左侧背后的大山坡上,可让已婚女子观看,而进门正前方几乎一公里远的山头上,才让未婚女子远眺。许戈辉说:“原以为运动场是少女挑选如意郎君的好地方呢!”
听这里的人介绍,当年有一个母亲化妆成男子进入赛场观看儿子比赛,儿子获得冠军她一声惊呼露出女声,上前拥抱又露出女形。
照理应该惩罚,但人们说运动冠军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我们怎么能惩罚神的母亲?此端一开,渐渐女性可以入场观看比赛了。
漫步在奥林匹亚,我很少说话,领受着不轻的文明冲撞。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地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文明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地方。古代希腊追求人的双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体的健康。智力的健康毋须多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数学、美学、医学、法学等等领域,我们至今仍在用希腊的基础话语在思考;肢体健康更有一系列强大的证明,例如今天全世界还在以奥林匹克和马拉松的名义进行体育竞赛,希腊的人体雕塑至今仍是人类形体美无可企及的标本。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发挥到极致然后再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是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流于愚勇,或流于酸腐,或追慕骑士,或仿效寒士,很少构想两相熔铸、两相提升的健全状态。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世界坐标。
我历来认为各种伟大文明都自成结构,很难拆开了作局部比较,但在奥林匹亚,我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产生,不是由于局部,而是关及人的整体。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机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的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缺少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余秋雨风景散文3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希腊雅典,夜宿Herodion旅馆昨夜十时二十分香港起飞,中停曼谷,然后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在迪拜停留四个多小时后换飞机向雅典出发。飞机追着夜色走,只怕被黎明赶上,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等到不想飞了,一停,黎明和雅典一起来到。
雅典机场显得过于狭小和陈旧,尤其是海关和出口处,像一个小城市的汽车站,这与雅典的千古美名差距太大了。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它辉煌在二千五百年前,而到飞机出现的年代,早已悠然退出争夺辉煌的竞赛。不过,作为一个门户,机场毕竟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盛衰。人们早已习惯了国际间一般的机场格局,突然地让人感到不习惯,不习惯于一般标准之下,多少包含着一点悲哀。
出了机场仍然不习惯,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希腊联系起来。我从前游历欧洲总是把希腊让开,只从罗马看起,因为希腊这个开头对我太神圣,不想轻易踏入。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倒没有仔细想过,但肯定不应该像眼前那样平凡得略觉寒伧,既已失去古代的格局,也没有现代都市的规划。
得重新找一个开头,一把抓住希腊文明的魂魄,让整个旅程快速地昂起头来。于是当机立断,不急着找旅馆,立即赶到海边。只有大海,才是希腊文明的摇篮和归宿,而且历久不变。我们以前从书本中约略知道,希腊海边最美的地方叫苏尼翁(Sounion)海岬,那里有一个波塞东海神殿(Naos Poseidonos),于是翻开地图找去。
看到了爱琴海。水色景象与法国、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树阴,立即凉意爽然。但相比之下,这里少了很多别墅和白帆,房屋也有一些,都比较简朴,这倒反而形成一种博大气象,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正是在这种气象中,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这便是海神殿遗迹。白色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那么精雅轻盈,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而且大部分已经断残,于是精雅轻盈就有了完全相反的负载。外部图像和内在意蕴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种惊人的美,既是自然美,又是人文美。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
石柱群矗立在一个高台上,周围拦着绳子,远处有警卫,防止人们越绳而入。我与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许戈辉小姐在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领略着那个伟大时代遗留的光泽。突然,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石柱上刻有很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
“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仅到这里游历,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终于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思: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手中?
这真是咏叹一种文明败落的刻骨诗情。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化祖国,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上面几句话完全是胸臆直泻。这样一位拜伦,一定会到如此壮观的海神殿来参拜,并郑重留下自己的名字。猜测引发了好奇,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绳去寻找,一再回头,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眈眈。
同来的伙伴们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不知用什么花招引开了警卫,然后一挥手,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石柱很多,会是哪一柱?我灵机一动,想拜伦刻了名,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柱。这很容易,一眼就可辨别,刻得最密的.是右边第二柱,但这一柱上上下下全是名字,拜伦会在哪里?我虽然只见过他的半身胸像却猜测他的身材应该颀长,因此抬头在高处找,找了两遍没找到,刚移目光,猛然看见稍低处正是他手写体的刻名被密密层层地包围着。
别人,不管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用大写字母刻着自己的名字,他却只用端正的手写体,而且又刻得那么低,可以想见他刻写时的心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写在希腊文明的肌肤上,但即使是遗迹,也必须低头小写,如对神明。我只奇怪,为什么在他之后大大咧咧地用大写字母镌刻自己名字到高处的人,完全没有领悟他的心情,照理他们大多也是希腊文明的崇拜者。
由拜伦的刻名,我想起了苏曼殊。这位诗僧把拜伦《唐璜》中写希腊行吟诗人的那一节,翻译成为中国旧体诗,取名为《哀希腊》,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翻译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九年,离今年正好九十年,翻译的地点是日本东京章太炎先生的寓所,章太炎曾为译诗润饰,另一位国学大师黄侃也动过笔。苏曼殊借着拜伦的声音哀悼中华文明,有些译句已充满激愤,如“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有些译句则熔铸了强烈的中国古典情怀,如“独有海中潮,伴我声悲嘶,愿为摩天鹄,至死鸣且飞”,几乎是苏曼殊、章太炎、黄侃本身在抒发,而这种抒发,实际上也成了辛亥革命的一种情绪准备。
苏曼殊、章太炎他们都没有来过希腊,但在本世纪初,他们已知道,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具有历史的可比性。这在中国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眼光。我们在世纪末来到这里,只是他们眼光的一种延续。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已不会像拜伦、苏曼殊那样痛心疾首。一种宏大文明的命运,不能完全以它发生地的国家国力来衡量。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政治理念来呼唤它或企盼它,反而降低了它。
不管怎么说,我们来希腊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大海,找到了神殿,找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找到了拜伦,并由此而引出了苏曼殊和中国,已经足够。这个头开得很丰满,可以回城找旅馆了。
余秋雨风景散文4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像,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像,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