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傲·秋思的原文、翻译及赏析

渔家傲·秋思的原文、翻译及赏析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古诗的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仗、声律。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渔家傲·秋思原文、翻译及赏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渔家傲·秋思原文、翻译及赏析

　　原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讲解

　　每读这首词，都会有不同的感悟。这首词首先给人的感觉是凄清、悲凉、壮阔、深沉，还有些伤感。而就在这悲凉、伤感中，有悲壮的英雄气在回荡着。

　　“塞下秋来风景异”，劈头一句，作者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特殊的环境。时间是秋天，地点在边塞。风景呢？没说好，也没说坏，只说了一个“异”。“异”在哪里呢？且听下文：

　　“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雁去是雁去衡阳的倒装；古人相传，北雁南飞，到衡阳而止。衡阳城南有回雁峰，样子很像回旋的雁。“秋来”，满目萧条；“风景”越发“异”得难忍，所以雁儿毫不留恋地非飞走不可。这里表面写的是雁，实在写人。即连大雁都不愿在这儿呆下去了，更何况人？但是，边塞军人毕竟不是候鸟，他们却坚守在边塞。

　　下面三句，写的就是“雁去”后的情景。

　　“四面边声连角起”，“边声”，指边地的风号、马鸣、羌笛之声。这是写声音的，这声音富有边塞地区的特色。李陵《答苏武书》中的“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可作注释。然而，范仲淹在这里却更有一层深意，那就是“连角起”。角，是古代军队里吹的乐器。“四面边声连角起”，就是军中号角吹动，四面八方的边声便随之而起。在这里，作者是把军中的号角作为主体来写的，它带动着边地的一切声音。这就是说，边地“雁去”了，边地的驻军没去；不但没去，而且用他们的号角，与边地的人民紧紧相连。这声音也许有点单调，甚至有点悲凉，但壮阔，充满力量。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是上阕的结句，突出地表现出边塞的安稳和牢固。“千嶂”，是写山势，层峦叠嶂，犹如巨大的屏风。“长烟”，是炊烟和暮霭所形成的一片雾气。在“落日”中，边地的孤城及时地把城门关上了。“城”是孤的，但有“千嶂”环绕，“长烟”笼罩，“落日”照耀，就不显得那么孤独无靠。它是坚固的，结实的，严阵以待的。然而，城的坚固与否，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守它的驻军。因此，在词的下阕，作者就把边防军人推向画面中心，集中笔墨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句是全词的核心，是它的灵魂所在。边塞军人一边饮着浊酒，一边思念着家里的亲人和家乡的一草一木。这不但是合情的，而且是合理的。所谓合情，就是这些军人到了晚间，思家、思乡之情就愈加浓烈。这符合生活的真实，令人信服。所谓合理，就是正因为他们热爱家乡，所以他们才更热爱祖国，他们也就不会像雁那样“无留意”地飞走，而是坚守在岗位上。不只坚守，他们并不满足于坚守，他们还盼望着打仗，出击打胜仗。因为只有这样，国土才能完整，边塞才能巩固，边防军人才能回到自己可爱的家乡。因此，接下来的“燕然未勒归无计”七个字就有着深刻的含义了。

　　“燕然”，指燕然山，就是今天的杭爱山。“勒”，刻的意思。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公元89年，东汉将军窦宪打垮匈奴进犯，乘胜追击，“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而还。所以“勒石燕然”就成了胜利的代名词。“燕然未勒归无计”，意思就是抗敌的大功还没有完成，回家的事就不能去计议了。这个“计”字很重要，它是计议、打算的意思，可见边防军人不回家是主动地、自觉的。若是把它理解为计策的“计”，那边防军人的不能回家就成为被动的、无奈的了。这样理解，对边防军人的形象，对全词的意境就都有损害。

　　“羌管悠悠霜满地”，承上启下，进一层强调边防军人想家思乡的情绪，并由此而写出全体将士忧国的情状和感慨。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人为何不能成寐？将军已经白发苍苍为何还在服役？年轻的兵士为国守边为何还要落泪？这里有悲的成分，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忧，是怨，是愤愤不平。他们忧虑国家的安全，抱怨朝廷无人整顿武备，更为当局没有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愤懑，以致边防军人久住“塞下”，将老，却不能退休家园，兵少，却不能与妻子团圆。

　　从《渔家傲》全词来看，应当说，情调是悲壮的，感情是强烈的，它是一首古代边防军人之歌，以其英雄气概扣动着历代千万读者的心扉。

　　译文

　　秋天到了，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江南大不同。大雁又飞回了衡阳，一点也没有停留之意。黄昏时分，号角吹起，边塞特有的风声、马啸声、羌笛声和着号角声从四面八方回响起来。连绵起伏的群山里，夕阳西下，青烟升腾，孤零零的一座城城门紧闭。

　　饮一杯浊酒，不由得想起万里之外的亲人，眼下战事未平，功名未立，还不能早作归计。远方传来羌笛的悠悠之声，天气寒冷，霜雪满地。夜深了，在外征战的人都难以入睡，将军已是头发花白，士兵抹着思乡的泪水。

　　注释

　　渔家傲：又名《吴门柳》、《忍辱仙人》、《荆溪咏》、《游仙关》。

　　塞：边界要塞之地，这里指西北边疆。

　　衡阳雁去：传说秋天北雁南飞，至湖南衡阳回雁峰而止，不再南飞。

　　边声：边塞特有的声音，如大风、号角、羌笛、马啸的声音。

　　千嶂：绵延而峻峭的山峰；崇山峻岭。

　　燕然未勒：指战事未平，功名未立。

　　燕然：即燕然山，今名杭爱山，在今蒙古国境内。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东汉窦宪率兵追击匈奴单于，去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

　　羌管：即羌笛，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种乐器。

　　悠悠：形容声音飘忽不定。

　　寐：睡，不寐就是睡不着。

　　赏析

　　范仲淹《渔家傲》一词开篇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一句极力渲染边塞秋季风景的独异，上片写景，描写的自然是塞下的秋景。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从视觉听觉等方面表现了边塞地区的萧条寂寥。

　　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延州的所在区域。“秋来”，点明了季节。“风景异”，概括地写出了延州秋季和内地大不相同的风光。词人是苏州人，对这个地方的季节变换，远较北人敏感，故用一个“异”字概括，这中间含有惊异之意。“衡阳雁去无留意”，雁是候鸟，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飞向南方避寒。“无留意”是说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奋飞，毫无留恋之意，反映了这个地区到了秋天，寒风萧瑟，满目荒凉。反过来说，这个地区秋天的荒凉景象，尽括在雁“无留意”三字之中，显得笔力遒劲。

　　下边续写延州傍晚时分的战地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这种声音随着军中的号角声而起，形成了浓厚的悲凉气氛，为下片的抒情蓄势。“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上句写延州周围环境，它处在层层山岭的环抱之中；下句牵挽到对西夏的军事斗争。“长烟落日”，很容易使读者联想起唐代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四字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而在“长烟落日”之后，紧缀以“孤城闭”三字，气象便不相同。千嶂、孤城、长烟、落日，这是所见；边声、号角声，这是所闻。把所见所闻诸现象连缀起来，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孤城闭”三字，它隐隐地透露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宋朝从建立之后，就采取重内轻外政策，对内加紧控制，把禁军分驻全国各地，而在边疆上长期放弃警戒，武备松弛。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廷调兵遣将，扬声讨伐，而事起仓卒，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以致每战辄败。词人移知延州，到任后，一方面加强军队训练，一方面在延州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始终居于守势，不敢轻易出击，延州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就整个形势来说，延州仍处于孤立状态。所以“孤城闭”三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态势，反映出宋朝守军力量是很薄弱的，作为指挥部所在地的城门，太阳一落就关闭起来，表现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一句就为下片的抒情作了铺垫。。

　　下片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是词人的自抒怀抱。他身负重任，防守危城，天长日久，难免起乡关之思。这“一杯”与“万里”数字之间形成了悬殊的对比，也就是说， 一杯浊酒，消不了浓重的乡愁，造语雄浑有力。乡愁皆因“燕然未勒归无计”而产生。燕然未勒也是《封燕然山铭》这个典故而来：东汉和帝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大破之，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由班固执笔，颂汉威德，就是所谓“勒石燕然”。勒字此处是雕刻的意思。

　　“羌管悠悠霜满地”，写夜景，在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人不寐”，补叙上句，表明自己彻夜未眠，徘徊于庭。“将军白发征夫泪”，由自己而及征夫总收全词。总之下片抒情，将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相结合，抒发的是作者壮志难酬的感慨和忧国的情怀。

　　这首边塞词既表现将军的英雄气概及征夫的艰苦生活，也暗寓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政策的不满，爱国激情，浓重乡思，兼而有之，构成了将军与征夫思乡却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这种 情绪主要是通过全词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婉曲地传达出来。综观全词，意境开阔苍凉，形象生动鲜明，反映出作者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场景，表达了作者自己和戍边将士们的内心感情，读起来真切感人。

　　创作背景

　　宋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防卫重任。这首词作于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

　　点评

　　范仲淹的《渔家傲》变低沉婉转之调而为慷慨雄放之声，把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里，可谓大手笔。

　　范仲淹守边时，作《渔家傲》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修尝称为“穷塞主”之词云云。现仅存一首。起句“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点明了延州的所区域。当时延州为西北边地，是防止西夏进攻的军事重镇，故称“塞下”。“秋来”，点明了季节。“风景异”，概括地写出了延州秋季和内地大不相同的风光。作者用一个“异”字概括南北季节变换之不同，这中间含有惊异之意。“衡阳雁去无留意”。雁是候鸟，每逢秋季，北方的雁即飞向南方避寒。古代传说，雁南飞，到衡阳即止，衡山的回雁峰即因此而得名，所以王勃说：“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滕王阁序》）。词里的“衡阳雁去”也从这个传说而来。“无留意”是说这里的雁到了秋季即向南展翅奋飞，毫无留恋之意，反映了这个地区到了秋天，寒风萧瑟，满目荒凉。下边续写延州傍晚时分的战地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起谓“边声”，总指一切带有边地特色的声响。这种声音随着军中的号角声而起，形成了浓厚的悲凉气氛，为下片的抒情蓄势。“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上句写延州周围环境，它处层层山岭的环抱之中；下句牵挽到对西夏的军事斗争。“长烟落日”，颇得王维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神韵，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而“长烟落日”之后，紧缀以“孤城闭”三字，把所见所闻诸现象连缀起来，展现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隐隐地透露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

　　下片起句“浊酒一杯家万里”，是词人的自抒怀抱。他身负重任，防守危城，天长日久，难免起乡关之思。这“一杯”与“万里”数字之间形成了悬殊的对比，也就是说，一杯浊酒，销不了浓重的乡愁，造语雄浑有力。乡愁皆因“燕然未勒归无计”而产生。燕然，山名，即杭爱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大破北匈奴，穷追北单于，曾登此山，“刻石勒功而还”（《后汉书。和帝纪》）。词意是说，战争没有取得胜利，还乡之计是无从谈起的，然而要取得胜利，更为不易。“羌管悠悠霜满地”，写夜景，时间上是“长烟落日”的延续。羌管，即羌笛，是出自古代西部羌族的一种乐器，发的是凄切之声，深夜里传来了抑扬的羌笛声，大地上铺满了秋霜，耳闻目睹尽皆给人以凄清、悲凉之感。下句：“人不寐”，补叙上句，表明自己彻夜未眠，徘徊于庭。“将军白发征夫泪”，由自己而及征夫，总收全词。爱国激情，浓重乡思，兼而有之，构成了将军与征夫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是通过全词景物的描写，气氛的渲染，婉曲地传达出来，情调苍凉而悲壮。

　　这首边塞词既表现将军的英雄气概及征夫的艰苦生活，也暗寓范仲淹对宋王朝重内轻外政策的不满。

　　评论

　　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后，连年侵宋。由于积贫积弱，边防空虚，宋军一败于延州，再败于好水川，三败于定川寨。1040年，范仲淹自越州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延州当西夏出入关要冲，战后城寨焚掠殆尽，戍兵皆无壁垒，散处城中。此词可能即作于知延州时。原有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欧阳修尝称为“穷塞外之词”（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此词。词的上片着重写景，而景中有情；下片着重抒情，而情中有景。这恰与《苏幕遮》仿佛。但它的题材与风格却是有别于《苏幕遮》的。首句“塞下秋来风景异”，点明地域、时令及作者对边地风物的异样感受。次句“衡阳雁去无留意”以南归大雁的径去不留，反衬出边地的荒凉，这是托物寄兴。接着，“四面边声”三句，用写实的笔法具体展示出塞风光，而着重渲染战时的肃杀气象。“长烟落日”，画面固不失雄阔，但续以“孤城闭”三字气象顿然一变，而暗示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过片后“浊酒一杯”二句，写戍边将士借酒浇愁，但一杯浊酒怎能抵御乡关万里之思？久困孤城，他们早已归心似箭，然而边患未平、功业未成，还乡之计又何从谈起？“羌管悠悠”句刻划入夜景色，而融入其中的乡恋益见浓重。“人不寐”二句，直道将军战士之感伤，并点出他们彻夜无眠、鬓发染霜、泪下如霰的正是这种感伤之情。不言而喻，此词表现边地的荒寒和将士的劳苦，流露出师老无功、乡关万里的怅恨心声，其情调与唐人建功异域、追奔逐北的边塞诗迥不相同。但范仲淹到延州后，选将练卒，招抚流亡，增设城堡，联络诸羌，深为西夏畏惮，称“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此词慷慨悲凉，既写出了边地生活的`艰辛，同样表现了他抵御外患、报国立功的壮烈情怀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而更值得重视的则是，范仲淹以其守边的实际经历首创边塞词，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为苏辛豪放词导夫先路。

　　赏析二

　　范仲淹是当时的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官至副宰相。他了解民间疾苦，深知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张革除积弊，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守旧派的反对，没能实现。

　　他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这首《渔家傲》是他的代表作，反映的是他亲身经历的边塞生活。古代把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界地方叫做“塞”或“塞上”、“塞下”。这首词所说的塞下，指的是北宋和西夏交界的陕北一带。

　　从词史上说，此词沉雄开阔的意境和苍凉悲壮的气概，对苏轼、辛弃疾等也有影响。

　　任何一首诗词的审美价值，是由多种艺术功能构成的。这首《渔家傲》并非以军事征战为题材，而是写边塞将士对家乡的怀念，因之不能生硬地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而应该用艺术的尺度来衡量。它的艺术功能、艺术力量，在于抒情写景，但即使从政治上要求，此词的意义也并不消极。“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正是这首词最本质的思想亮点。燕然山，即今之杭爱山。后汉时，将军窦宪追击匈奴，曾登上燕然山刻碑（勒石）纪功。词中霜雪满头的老将军，已擦干思乡之泪，在恋家与报国的矛盾中，他是以戍边军务为重。他尽忠职守，不建功勋于边陲，虽有时思乡心切，也是不打算归去的。

　　词的上阕侧重写景。秋来风景异，雁去无留意，是借雁去衡阳回雁峰的典故，来反映人在塞外的思归之情。思归不是因为厌弃边塞生活，不顾国家安危。而是边防凄厉的号角声以及周遭的狼嗥风啸声，令人心寒。更奈何日落千嶂，长烟锁山，孤城紧闭，此情此景甚是令人怀念故乡的温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个长期戍边的老将，惦念亲人和家乡也是很自然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此句写得最成功，仅10个字便勾勒出一派壮阔苍茫的边塞黄昏景致。

　　写景是为了抒情。因此下阕一开头就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浊酒，本是乳白色的米酒，这里也暗喻心情重浊。因为思归又不能归以致心情重浊。“归无计”，是说没有两全其美的可能性。正在这矛盾的心绪下，远方羌笛悠悠，搅得征夫们难以入梦，不能不苦思着万里之遥的家乡，而家乡的亲人可能也在盼望白发人。“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10个字扣人心弦，写出了深沉忧国爱国的复杂感情。

　　这首《渔家傲》不是令人消沉斗志之词，它真实地表现了戍边将士思念故乡，而更热爱祖国，矢志保卫祖国的真情。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一文中，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词中的白发老将军，正是这种崇高精神的生动写照。黄蓼园说它“读之凛凛有生气”，倒是深得其旨趣。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只此两句便抵得上那首有名的《敕勒歌》，虽然彼此取材不同。伟大的诗人杜甫曾写过“孤城早闭门”的佳句，但气势的雄浑似不及范词。那是人烟稀少的边塞，光秃的山峰重重叠叠，上空飘浮着一缕缕的青烟，悲壮的号角和着杂乱的边声在四野回荡。太阳还没有收起它金色的余晖，远远望去，山腰里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把城门关闭。这就像一幅中世纪边塞景象的艺术摄影。

　　一幅野性十足的边塞图画。“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样的“边塞情绪”，往往当人物置身特定场景之后，自然流露出来；此时才明白，长烟落日的边塞，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并不仅仅是“戍边苦”，还会产生极大的心理满足。

　　词是范仲淹守边愿望和复杂心态的真实袒露。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词人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有着浓郁思乡情绪的将士们的眼中，塞外之景色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将士们的心理是矛盾复杂的。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

　　此前，很少有人用词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调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

　　上片描绘边地的荒凉景象。首句指出“塞下”这一地域性的特点，并以“异”字领起全篇，为下片怀乡思归之情埋下了伏线。“衡阳雁去”是“塞下秋来”的客观现实，“无留意”虽然是北雁南飞的具体表现，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字来自戍边将士的内心，它衬托出雁去而人却不得去的情感。以下十七字通过“边声”“角起”“千嶂”“孤城”等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把边地的荒凉景象描绘得有声有色。首句中的“异”字通过这十七个宇得到了具体的发挥。

　　下片写戍边战士厌战思归的心情。前两句含有三层意思：“浊酒一杯”扑不灭思乡情切；长期戍边而破敌无功；所以产生“归无计”的慨叹。接下去，“羌管悠悠霜满地”一句，再次用声色加以点染并略加顿挫，此时心情，较黄昏落日之时更加令人难堪。“人不寐”三字绾上结下，其中既有白发“将军”，又有落泪“征夫”。“不寐”又紧密地把上景下情联系在一起。“羌管悠悠”是“不寐”时之所闻；“霜满地”是“不寐”时之所见。

　　创作背景

　　宋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间，词人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在他镇守西北边疆期间，既号令严明又爱抚士兵，深为西夏所惮服，称他“腹中有数万甲兵”。这首词就是他身处军中的感怀之作。

　　作者简介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祖籍郑州（今陕西彬县），移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少时贫而好学，真宗大中样符八年（公元1015年）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范仲淹曾积极推行“庆历新政”，为人廉洁公正，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做人准则。词作仅存五首，描写边塞秋思，羁旅情怀，突破了宋初词专写儿女柔情的界限，风格明健豪放。有《范文正公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夫人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执教兴学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宁陵县。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 ，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宋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 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范仲淹为将帅，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新政

　　主词条：庆历新政、《答手诏条陈十事》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 ，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高风亮节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 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与世长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调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颁诏“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称“先儒范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允许其从祀于历代帝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