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乡愁中的情结

余光中乡愁中的情结

　　一首《乡愁》让很多人认识了现代诗人余光中，那么，下面就和小编一起看看余光中的乡愁里面有哪些情结吧。

　　以一首《乡愁》诗歌闻名华人文化界的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终于再次踏上了故土。他激动地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归乡梦，只用了半天就变成现实。余光中先生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魂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母亲最亲、妻子最情，透过余老先生诗的语言，我们看到了一个海外文化人的恋土、恋家、恋旧、恋故情结，看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和殷殷家国之情。

　　离开中国大陆，自然是“离心”，“心”即华人和中文的故土，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更是历史的和文化上的。古时候离开中原，也是一种“离心”。由于“离心”的缘故，产生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乡愁文学”和“怀乡文学”，炎黄子孙不管到了哪里，无论距离“圆心”的行程有多遥远，他的心总是怀念故乡，难忘故土，乡思乡恋乡情乡愁绵延不绝。———余光中(载《文汇报》2002年9月5日)

　　恋土情结

　　恋土情结可以说是余光中诗文最鲜明的情感特征。“恋土”就是眷念家园乡土，在余光中的诗文中，他所眷念的主要是指生他养他的中国大陆故土。

　　正因为此，他在人们非常熟悉的散文《从母亲到外遇》中把“大陆”比作“母亲”：“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魂牵梦萦的那一片后土，是生他养他的摇篮血地，也是他青少年生活过的故土家园。虽然他这一辈子走过很多地方，在台湾、香港、欧洲、美国等地都生活过，但他最依恋的依然是祖国大陆，正是这一份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使他把大陆放在了“母亲”的至尊位置上，而台湾、香港、欧洲只能屈居“妻子”、“情人”、“外遇”之位，甚至“烧我成灰”，他也始终坚守这一点，他的恋土情结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不仅如此，即使到澳大利亚讲学，身处坎贝拉冰风刺骨的冬天，正像孩儿思念母亲一样，他首先联想到的也是中国大陆的冬天。在“北天”的“冷冷寂寂”之中，他感受到的是中国大陆朝南房屋的暖和，眺望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陆中原，寻寻觅觅的是象征家园的北斗星、金牛星、天狼星，于是更感到他国异域的陌生和凄凉，更增添的是深深的乡愁。在他那真实细腻的心灵独白中，我们分明可以触摸到作家融血化骨的家国之情。

　　对恋土情结最彻底的演绎当数余光中的著名诗作《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直到死去，诗人依然选择祖国大陆为自己“坦然睡去”的宽阔大床，希望自己葬在黄河和长江之间，这一淋漓尽致的抒发和表白，让我们从心底深处感受到了余光中对故土家园贯穿生命始终的脉脉深情。

　　一瞬间，他幻觉自己就是舅舅，而站在风中稚髫飘飘的那个热切的孩子，就是20多年前的自己。握着线，就像握住一端的少年时代。在心中他默祷说：“这只鹤献给你，舅舅，希望你在那一端能看见。”———余光中(摘自《焚鹤人》)

　　恋旧情结

　　余光中还在其诗文中传达出一种深重的恋旧情结和怀旧情绪。对少年往事的念想，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流连，对旧友故交的追寻、对民俗风物的眷恋，常常成为余光中散文表现的主要内容。如在《焚鹤人》中，他借一个爸爸和女儿们放风筝的故事，用与他的其他散文的调侃风格不同的抒情笔调叙写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少年往事。往事已逝，人去楼空，但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那一缕深入骨髓的恋旧之情，不能不让人咀嚼再三，回味悠长。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流连，也鲜明地折射出余光中的这种恋旧情结。如前所说，他对传统的书信交流一直情有独钟，对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话却颇有微词，这并非余光中拒绝现代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系统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人，当然不会如此偏执。只是他作为一个固守民族传统的文化人，对这种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古典交流方式有一种特别的怀旧情感。一个普普通通的通讯方式，在余光中的笔下具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内涵，难怪他对此依依不舍引为“君子之风”，这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独特力量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一文中，余光中细腻有味地叙写了对传统火车的深厚感情。甚至“那轮轨交磨的声音”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也许我们看过下面一段叙写就可以明白所以：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古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论国是，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得呵斥自己的孩子。

　　原来余光中所眷念的是通过“黑头老火车”演绎出来的那种淳朴的、古拙的、人情味的传统生活方式，正是这样一种眷念，使他在当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的后电气化时代里，有了一种别样的寄托和绵长的记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文化人对文化传统和世俗情感的执著守望。

　　恋故情结

　　恋故情结也是余光中通过其诗文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一种顽强的情感特征。这里的“恋故”指的是余光中对古典的文学传统的推崇，对代表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大师的尊仰，包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坚守。余光中说：“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传统，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学生命，出现小岛上的文学大师。”由此可以看出，余光中不仅呼唤要恪守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恪守“美丽的”中国语言文字，而且要不断地传承、扩展、延续“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的“中华精神”。于是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余光中那么执著地在他的诗文中传达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情结。曾经陪同余光中访湘的评论家李元洛对这一点也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对华山夏水，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华民族及其悠久博大的历史与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怀有强烈而深沉的尊仰之情。”(李元洛《楚云湘雨说诗踪》，载《湖南文学》1999年第12期)由此可见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诚心和敬意。

　　余光中还在诗文中多次以中国古典文学家为题材来抒写自己对古典文化的的尊仰之情和崇敬之心。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李白和屈原，如《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戏李白》、《寻李白》、《淡水河边吊屈原》、《漂给屈原》、《竞渡》等等。写于1951年的《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悲剧诗人的爱国气节的倾心尊仰。也正是这种“骄傲”成了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中国古今诗人心中永远的牵挂和追求。李元洛说：“余光中有挥之不去结之不解的‘屈原情结’。”其实，这种“屈原情结”恰恰表现了余光中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精神的执著守望和精心呵护，其良苦用心，以一种独特的势张扬了中国诗人永远的骄傲!

　　恋家情结

　　恋家情结也是余光中传统文化之魂的重要表现。在余光中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重视天伦之乐，非常向往温馨恬淡的家庭生活。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篇妙趣横生的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在这篇文章中，他更是大声宣称：“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除了七条命分别用于应付日常生活、做朋友、读书、教书、写作、旅行、过日子之外，他特别在第二段就昭示，有两条命是用在对家庭的守护上：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思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做人子、做人父、做人夫做到了这一份上，不能不让人想起了传统文化中“里仁”、“孝悌”、“治家”这些耳熟能详的字眼;而对家的全心呵护到了须用两条命去投入的程度，甚至舍不得让女儿离家出嫁，即使女儿已经“天各一方”，还总在“心底默默怀念她们”，则更让人对余光中这种传统如昔的恋家情结有了更深的体悟。

　　除此之外，余光中还非常向往温馨恬淡的家庭生活。为了维护这种平静恬淡的家庭生活，他还希望用传统的书信与外界联系，“把电话铃关在门外”，因为“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张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催魂铃》)写信与打电话，本来就象征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尽管在这种较量中，提倡写信的一方似乎总有一种“螳臂当车”的无奈，但余光中那种呼唤书信回归的执著，那种维护家庭生活宁静的煞费苦心，却巧妙地透露出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