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诗歌的乡国情怀

余光中诗歌的乡国情怀

　　余光中他的诗歌就是他的灵魂，他用美妙的文字寄托他的乡国情怀。

　　从文化学心理学角度看，安土重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于是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乡心态要更强烈。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凡是人们喜好的记忆表象更多地保存在大脑皮层中，长时间积留下来的多为美好的回忆。人成为异乡游子时，往往因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等原因，感到孤独无依，心理上往往寻求安全、温暖、依托。此时，故乡的景物，亲朋故旧便以一种温情的回忆占据心头，这就是诗人所“离群托诗以怨”的动机了。余光中写乡愁，也是基于这种心理根源的。

　　“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这便使寻根念祖、返本思归的羁旅母题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的传统。古诗有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但是对于“众在台湾”、特别是跟大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们来说，有家不能归的境遇强化了他们对乡国的渴望，也许海峡越是清浅，旅人越是要苦闷――跨越为何如此之难?在台湾文坛，余光中堪称是吟唱思乡之曲的高手。在众多的诗文里，他以一行行自胸中淌出的文字，演绎着浓浓的乡愁;又以一缕缕从体内抽出的丝线，缝缀着密密的亲情。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长城谣》中的塞外关山;从古长城的汉家陵阙、灞桥涸柳到淮扬二十四桥明月夜，说不尽的乡情、乡恋、乡思、乡愁。这种空间上的隔阂引诱着作家的追忆，借助诗句神游大地。

　　诗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又特能引发出他的乡愁。“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渔港的江南。江南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使诗人日夜萦怀。然而，现实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春天，遂想起》)对江南的乡愁、乡情、乡音、乡景的呼唤动人心旌。

　　不仅江南，诗人对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同样充满了眷眷的深情。“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民歌》)。而一旦黄河冻住，还有长江、心的血海、民族的血海来传唱，诗人固守着民族的渊源，并且推而广之，把民族的传统凝聚在简单的诗句中，诗中的'龙的形象更是把中华的文明生动地表现在文字之间，令人宛如看见了这样一条薪火相传的巨龙。《乡愁四韵》中，酒一样的长江水、血一样的海棠红、信一样的雪花白、母亲一样的腊梅香，四个中国文化味十足的意象在诗人笔下反复咏叹，那是充满深厚底蕴的情谊。而《乡愁》一诗,更是将思念故园、追怀亲情的心绪，表达得细腻生动、深婉含蓄。诗人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作为情感的具象载体，随着时空的不断变化，乡愁的内容不断加重，当乡愁成为“一方矮矮的坟墓”时，诗人对母亲的感情是多么深沉而歉疚，其中包含着多少血泪与呐喊!最后，诗人的感情由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升华为对整个大陆同胞骨肉的思念以及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殷切希望。空间上的分离把诗人眷恋的胃口一再勾起，真实的土地此时代替了中华的文化，对文化的眷恋落实在土地上，乡愁油然而生。

　　余光中一生，在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出出进进，往返游离，但最终他做了一个“回头浪子”。个中原因非常清楚：对祖国的热爱，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使诗人即使在最为“西化”的时期，他的思想与精神也并没有真正地在西方文化中“错位”，而是在“西化”的表象之路上不断抛却、突破西方文化语境，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回归”到母体文化中去。他说：“新大陆和旧大陆，海洋和岛屿已经不再争辩，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比一切都重要……每一次出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亦永远永远播扬自这里。他以中国的名字为乐。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乐。”((《蒲公英的岁月》)这是余光中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种特别敏感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的表现。正是怀揣着这颗以民族自尊为内核的爱国之心，他的许多作品总是饱蘸着悲愤来叙写民族的忧患。这是他诗歌抒写的最主要形式，由悲而痛，痛之至极，哀之至极，则爱之至极。他在诗中吟唱：“在长城，不，长江之南，但是那歌调/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在冷战的年代》);诗人为我们民族“皮鞋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白玉苦瓜》)而悲愤，但同时也渴盼着我们的民族能以顽强不衰的生存意志重新振兴。忧虑本身是来自眷恋，忧虑更加催生着眷恋，两者互相交织，更加刺激着诗人的乡国情怀。

　　拓展：

　　余光中简介

　　1928年重九日余氏生于南京。青年时于四川就学，在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修读外文。

　　1945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创办“蓝星诗社”，主编《蓝星诗页》。

　　1946 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 。

　　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

　　1948年发表第一首诗作，

　　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 系。

　　1950年五月到台湾，9月以插班生考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两年后毕业。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10月， 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

　　1956年与范我存女士结婚，后育有四个女儿。年间先后任编译官 及大学教职。

　　1958年到美国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毕业后回台任教。先后任教于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期间曾两度赴美任多间大学客 席讲师。

　　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 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 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

　　1972年荣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系主任。

　　1974年到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5年9月离开香港回台，定居高雄市，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文研究所所长。十月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

　　1988 年起余氏担任梁实秋文学奖翻译评审一职，对之策划、推动所耗心血非常多。

　　1991年十月于香港参加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翻译研讨 会，并接受该会颁赠的荣誉会士衔。现在台湾居住，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