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司谏书原文及翻译

与高司谏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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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原文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1]

　　作品译文

　　欧阳修叩头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

　　凭借着不可屈服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奇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创作背景

　　这封信写于1037年，欧阳修时年三十岁。当时，宰相吕夷简在位，多有非议。范仲淹进《百官图》暗刺吕夷简任人唯亲，上书指斥吕夷简，因而得罪宋仁宗和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府。当时朝臣多有论救者，左司谏的高若讷认为不当救，当众斥责范仲淹及言救者。欧阳修便写了这封信痛斥高若讷。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奏仁宗，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

　　作品赏析

　　《与高司谏书》一文，作者通过层层铺排对比，指责高司谏虚伪、谄媚，言辞激烈，是书信体议论文的典范作品。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欧阳修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欧阳修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欧阳修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岂可不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不可谓不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之犀利，语锋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层层蓄势，反话正说，笔触激荡，大有针砭肌骨的锋利。

　　二、对比叙事，戳其贼貌。与其说欧阳修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欧阳修在心底潜隐着“猩猩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更令人激愤不平。欧阳修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卑鄙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欧文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历历分明。作者在文中活画出高司谏媚骨十足、颠倒黑白的丑态和贼貌。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欧阳修绵长深厚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出奇崛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具，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欧阳修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极尽论说家义理、考据风范，让对方无可遁形，真相毕露。

　　这篇文章采用层层说理的论证方法，先从时间的纵向角度叙事，虚写高司谏正直秉性，却以实写来揭穿其虚伪本性，前后文顿显跌宕之姿，行文灵活多变；后以横向对比凸显范文正与高司谏人格的高下，比较中杂有浓浓的批判精神；最后层层剥茧，依情循理，对高司谏的丑陋与卑劣行径予以痛击，从而使说理呈现出睿智锋利的光芒，真正收到了有的放矢、针针见血的论证效果。从语言风格上讲，欧阳修褒贬分明，直言不讳，把他的喜怒爱憎情感毫无遮拦地加以表述，情愤激越，体现了一代文豪不存芥蒂的畅达胸怀和硬朗豪迈的气节风骨。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等。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家境贫寒，出身低微。二十四岁中进士，历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枢密副使，刑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提倡“务农节用”，要求革除积弊，因参与“庆历新政”两次补贬。熙宁四年(1071年)退居颍州，次年卒，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在理论上，上承韩愈、柳宗元的积极主张，并把文与道与生活中的“百事”联系起来，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若“弃百事而不关心”也不可能写出佳作来。在实践中，他以自已丰富多彩的作品及政治影响，从根本上确立了古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统治地位，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二百年的历史。他的议论文切中时弊、宣扬改革，以古鉴今、深刻透辟；他的记叙文言简而精、构思巧妙，情景交融、流丽顺畅；他的抒情文感情真挚、内涵丰富，声韵铿锵、和谐优美。他鄙弃华丽骈文，反对尚奇趋险，提倡“取其自然”，“平淡典要”。欧阳修的文章风格正是如此，“行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其主要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新五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