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原文及译文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原文及译文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唐代文学家元稹为著名诗人杜甫撰写的墓志铭。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原文及译文，欢迎大家分享。

　　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

　　唐· 元稹

　　①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①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②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②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③，掩颜谢④之孤高，杂徐庾⑤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③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④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⑥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取材于作者同名文章）

　　【注释】

　　①苏子卿、李少卿指汉代苏武、李陵。

　　②沈、宋指唐代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

　　③曹刘，“三曹”之曹植、建安七子之刘祯，他们是汉代诗人。

　　④颜谢，指南朝宋的诗人颜延之和谢灵运。

　　⑤徐庾，指南朝梁陈的诗人徐陵和庾信。

　　⑥襄祔事：完成合葬之事。襄，成；祔，合葬。

　　参考译文

　　我读诗读到杜甫，才知道他是个集前代优秀文化之大成的诗人。最初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君臣互相作诗，连续唱和，在这之后，诗人相继进行创作。经历了夏、殷、周一千多年，孔子编辑整合选择提炼，选用了其中对改变教化最有好处的三百篇，其他的诗就失传了。楚地的诗人进行创作并且幽怨悲愤的情绪繁盛，可是这些诗（创作的时间）距离《诗经》的时代接近，还是可以互相比较的。秦、汉已经消亡了，搜集诗歌的官职已经废除，天下怪异的民间歌咏、颂扬讽谏的辞章、有乐曲节拍欢快娱乐的歌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出来。等到汉武帝写出《柏梁台诗》，七言的体裁就具备了。苏武、李陵这类人，特别擅长创作五言诗，虽然句读和音韵格律各不相同，内容上也是健康的和淫的东西互相掺杂，但词意简练深远，介绍事物表达感情，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创作，那么诗文就不随意写出来。建安以后的时期，天下的文人遭遇战乱。曹操父子在征战的间隙写文章，常常是拿着武器横赋诗，所以他们或刚健雄壮或低沉高昂或忧怨哀伤或悲痛离别的诗作，在古人中是非常特别的。晋代的诗歌，这样的风采气概还有所保存。刘宋和萧齐之间，教化失去了根基，文人以怠慢、和顺、散漫拖沓作为时尚，文章以词采华丽、放浪旷达、精致清灵为好，那些吟咏书写个人性情，流连忘返于山水的文章，意义、格调、气概没有可采用的地方。（文章）衰落到了梁、陈时代，过分华丽过分刻意修饰、轻浮取巧细小琐碎的词句大量使用，又是宋、齐都不采用的。

　　唐朝建立后，国家的学校教育得到很大发展，每个皇帝在位的时期，都有著名诗人出现。特别是沈佺期、宋之问等人，讲求造语的锤炼精切和声律的妥帖和顺，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格律诗。从那以后，诗歌体裁的发展变化就非常完备了。但是，喜好汉、魏、晋诗歌传统的，都丢掉了齐、梁诗歌的长处，刻意追求华丽形式的，都丢掉了充实的思想内容。效法齐、梁诗歌的形式，却赶不上魏、晋诗歌的内涵，汉代乐府学得不错，魏晋五言古诗却作得不怎么样，格律切当，劲健的风度却又丧失了，喜欢抒写闲情逸致，辞采却又不够华美。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称得上上可逼近《诗经》、《楚辞》，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古朴近于苏武、李陵，气概超过曹氏父子和刘桢。盖过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诗风的流美清丽。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诗歌的风格气势，并且兼备了当今各家的特长。假如让孔子来考究杜诗的主要意蕴，还不知道要怎样推崇他的多才多艺呢!如果认为有能写出别人所不能写的题材，也不存在什么可不可以表达出来的人，那么，自从有诗人以来，就没有谁超出杜甫!

　　当时还有一位山东人李白，也以奇特的诗歌创作备受称道，当时人把他们并称为“李杜”。我看李白的那些雄放恣肆、不受拘束、写景状物的诗，以及他的乐府诗歌，确实也可以和杜甫媲美。至于像杜甫的那些长的有千余言，次一等的也有百余言的长篇排律，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风调清深，对句切合声律，通篇摒弃浅近凡俗，杜诗的这种境界，却是李白的创作还未能触及的领域，更何况（运用）其中的精髓呢。

　　我曾经想细致剖析他的作品，按照体裁，分别归类，为后人提供学习的范本，只是由于衰病懒散，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正好遇到杜甫的孙子嗣业，他启运杜甫的灵柩，完成了合葬祖父母于偃师之事，归途中停留于荆州。他素知我喜欢称道他祖父的诗文，就拜请我撰写墓志。推辞不掉，我于是记述杜甫的官职和门第，为杜甫终于归葬写了这篇墓志铭。

　　作品评价

　　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元稹借为杜甫作墓系铭的机会，对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详尽的论述，发表了卓识的见解。元稹特别推崇《诗经》中“风”、“雅”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战斗传统。元稹认为建安文学在反映现实的问题上比汉代有所进步。对宋齐梁陈“吟写性灵，流连光景”、“淫艳刻饰，佻巧小碎”的诗文，诗人断然给予了否定。诗人接着指出初唐承继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诗歌仍然没有成为反映社会现实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元稹认为只有恢复《诗经》、“汉乐府”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才能挽救诗风，使诗歌沿着反映现实干预政治的正确道路前进。元稹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社会潮流，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对杜甫及其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元稹对杜甫的高度评价为史家所接受，《旧唐书·杜甫传》全文引录了元稹对杜甫的赞誉，并云：“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正是在扬李抑杜的时代氛围里，元稹又把杜诗和李诗作了比较，得出与他人并不相同的认知。

　　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时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是正确的，是有其首创之功的；千年以来中国的古代诗歌作者以杜甫为自己创作的楷模，而相当多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诗歌作为自己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杜甫的诗歌今天早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像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泰戈尔一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也都知道中国的杜甫与屈原，熟悉他们的诗歌，而第一个高度评价杜甫与杜诗的人则是元稹，功不可没。还应指出《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理论文献----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的写成，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

　　当然元稹改变早年“李杜诗篇敌”的看法，转而认为李白不能历杜甫之“藩翰”，是对杜甫的过分偏爱，确有不当和片面之处的。这种偏爱这种不当，是与诗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紧密相连的。杜甫诗歌中不少作品是对人生的写实是对社会的讽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并不多见，而常常以浪漫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所思所想，从而曲折地反映社会的黑暗与个人的不幸。这是两人的区别所在，但各有所长，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扬李抑杜是不合适的，扬杜抑李也是不合适的。但这是古人认识与喜好上的差异，无法强求古人。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自己并无多少文学主张；而元稹不仅说老实话，而且还要提出他们所以说老实话的理由，亦即他们的文学主张。这也是两者的不同，而后者无疑比前者更进了一步。

　　元稹贬职江陵期间，在诗歌创作方面是丰收的，在文学理论方面是有贡献的，这是元稹现实主义诗风成熟的重要时期。

　　清朝文艺评论家冯班在《钝吟老人杂录》中写道：“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李杜始重，元白学杜者也。” 又云：“大历时，李杜诗格未行，至贞元、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对杜甫的学习，而且将其放在文学史变迁的宏大视野中进行思考评价，肯定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介绍

　　元稹(779～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793年(贞元九年)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806(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劾奏不法官吏。为此得罪宦宫权贵。五年后，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元和六年，当朝宰相去世，元稹在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为时论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822年(长庆二年)，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829年(大和三年)，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世于镇。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