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怎样的呢?大家是否清楚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关于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作了高度的概括，诗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评》、《记纂渊海》文云：

　　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元和主盟，实在元白。

　　清代冯班《钝吟老人杂录》也说：

　　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

　　可见元和长庆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一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长庆诗人。

　　历代评论家对元稹诗歌的贬诽

　　而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之一——元稹的诗歌，历来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贬斥远远多于赞扬。今择要归纳如下：

　　一、元稹诗歌“淫言媟语”、“聱牙崛奇”。唐人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语云：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珏在开成年间也曾说过类如的话，宋代王谠《唐语林·文学》转述云：

　　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声，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

　　对杜牧李珏的这种见解后世仅范摅王夫之附和，其他批评家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如唐人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胡震亨《唐音癸签·诂笺》、贺贻孙《诗筏》、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文人勿相轻》、刘熙载《艺概》等都认为杜牧李珏指责元稹白居易的话是“户门相轧”、“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如唐人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云：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

　　又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馀话下》、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话，所谓非庄士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骨者……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仰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

　　杜牧罪元白诗歌传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诲淫，且曰“吾无位不得以法绳之”……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王世懋《艺圃撷馀》云：

　　杜牧尝讥元白云：“淫言媟语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乎?

　　杜紫薇掊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至赋《秋娘》诗，乃全法其遗响，何也?

　　清人尤侗《艮斋杂说》云：

　　杜牧之尝言：“近日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门户相轧耳!扬州梦，真浪子行径，杜书记平善又谁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

　　历来的批评家认为杜牧是因不满元稹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而对元白进行攻击，纯粹出于个人意气。我们以为这种攻击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杜牧与牛党党魁关系极为密切，他与李珏曾分别为牛僧儒撰写墓志和墓碑;他又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孙，元稹白居易在年轻时曾弹劾讥讽过时相杜佑，元稹在左拾遗任之时，有《论追制表》加以弹劾，矛头所指即是当时的宰相杜佑，杜佑护佑杜兼，授职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又追改杜兼的官职，文云：

　　又以杜兼为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复改郎署。臣不知谁请于陛下而授之?谁请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则授者非，授者是则追者非。以非为是者罚必加，然后人不敢轻其举;以是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

　　而元稹《有鸟二十章》之二、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即是讥讽杜佑的诗作，诗云：

　　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主人但见闲慢容，许占蓬莱最高阁。弱羽长忧俊鹘拳，疽肠暗把鹓雏啄。千年不死伴灵龟，枭心鹤貌何人觉?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元稹东台御史任又按法惩办过杜佑的亲信杜兼，《旧唐书·杜兼传》云：

　　杜兼京兆人，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险，豪侈矜气。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姑息戎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乃恣凶威。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诬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赏进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孙，皆名家，有士林之誉。一朝以无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叹之。又诬奏李藩将杀之，语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侧目焉!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

　　而元稹白居易却不管这些，断然加以冒犯，因而立即受到杜佑的报复，元稹诗《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贺之》注云：

　　分司东台日又劾宰相亲，因缘遂贬江陵士曹耳!

　　元稹白居易因此而得罪杜佑，被贬为江陵府和京兆府小吏。还应说明，据《旧唐书·李珏传》，李珏是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的党徒，文云：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为相，与珏亲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诰，遂入翰林充学士。七年三月正拜中书舍人，九年五月转户部侍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开成元年四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复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议，必以朋党为谋，屡为覃所廷折之。

　　他的看法是继李逢吉等人诬陷排挤元稹后，对已故元稹的又一次攻击和诽谤。由此可见杜牧和李珏的意见都是党同伐异的偏颇之见，不足为信。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

　　(元稹诗)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诗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

　　元白浅俚处皆不足病，正恶其太直耳!

　　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古诗镜》将元白乐府与张王乐府作了比较，云：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尽言言必尽兴，然其力足以达之。微之多深著色，乐天多浅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总皆降格为之。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则纵肆为之矣!元白之韵平以和，张王之韵庳以急，其好尽则同。而元白犹未伤雅也，虽然元白好尽言耳!张王好尽意也，尽言特烦，尽意则亵矣!

　　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对此元稹白居易自己当时已意识到了，有“词犯文繁之说”，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作分析。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雕绘，唯讽谕诗差可比肩耳!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

　　又微之所作……颇嫌硬涩未融。

　　元作造词造句颇嫌晦涩。

　　我们以为元稹诗歌的这些缺点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长篇次韵酬唱诗中是存在的，《酬东南行诗一百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即是其例。这是因为元白这些酬唱诗写的大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内容本来不够充实，而形式却又是次韵相酬的百韵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别是元稹的酬诗数量之多篇幅之长押韵之难，在我国诗歌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在“次韵”的苛刻条件下，写一篇内容与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长篇实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罗奇字刻意求新，颇有为诗而诗的文字游戏意味，自然难免有“雕饰”之迹“晦涩”之病。而且在现存元稹白居易长篇酬唱诗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韵酬和，因此就这一部分诗篇而言，元稹诗较白居易诗更为“雕饰”和“晦涩”，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但是“雕饰”“晦涩”之病对大多数元稹诗歌来说，包括元白大多数酬唱诗篇又是不存在的。相反元稹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浅切而不是晦涩，是平易通俗自然而不是“雕饰”。我们准备在下文再作介绍。

　　四、元稹诗歌往往“一篇杂有数意”，“一意而复见于两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文云：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也不复是也。请举数例以明之：《元氏长庆集》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篇末乃云：“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闭。隋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又如《元氏长庆集》二四《法曲》……《阴山道》……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复又见于《立部伎》中。

　　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就元稹的某一首或某几首作品而言，这话不无道理。如《上阳白发人》、《法曲》、《阴山道》确有“一篇杂有数意”之累;而《法曲》、《立部伎》都在同一组诗之中，均涉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也确实存在“一意而复见于两篇”之病。而元稹《上阳白发人》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对“阳亢阴淫”的同情，亦即包括宫女、公主、诸王在内，不仅仅是“愍宫人之幽闭”而已。而“愍宫人之幽闭”只是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的主题，其题下注云：“愍怨旷也。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以为陈寅恪对元稹《上阳白发人》的理解可以商榷。

　　退一步讲，大家即使同意陈寅恪先生对元稹诗歌的指责，元稹诗歌此病恐怕也仅此数例而已。以与上举数诗为同一组诗的《忆远曲》、《苦乐相倚曲》为例，前诗开门点题：“郎身不远郎心远。”然后扣紧主题一意到底。后诗层层深入篇末点题，主题十分明确。同一组诗中的其他各诗，无一不是如此。在诗人的其他作品中虽有优秀和一般之分，但均无“一篇杂有数意”的毛病;而“一意而复见于两篇”，如果不是在同一组诗之中，就一个主题而反复吟唱，这在诗人中比比皆是十分普遍，怎能算是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