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长恨歌》主题看白居易的文艺美学

由《长恨歌》主题看白居易的文艺美学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对长恨歌都再熟悉不过了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由《长恨歌》主题看白居易的文艺美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长恨歌》主题看白居易的文艺美学

　　《长恨歌》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这是由于白居易在创作过程中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文学主张，主动地求真向善，但在创作中又不自觉地遵循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创造了美。 　真、善、美是文艺批评中检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美学标准。日本著名学者黑田鹏信认为“人的认识活动追求真，人的意志活动追求善，人的情感活动追求美”。它们分属于认识、意志和情感三个范畴，因此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往往是不同步的。

　　《长恨歌》是中唐杰出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虽然白居易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并将讽喻诗放在首位，以突出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但毋庸讳言，他的感伤诗和闲适诗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影响更为广大。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千百年来让人难以释怀，而它的主题历来让人争讼不已。这归根结底在于它的题材本身的多元性：首先它是一个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同时它又是一个爱情题材，人性题材。《长恨歌》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二人是唐朝最高统治者，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但白居易的《长恨歌》叙述的故事却不完全等同于历史，而是结合了里巷传说，因此是艺术化了的人物和故事。他们已经不是深宫中高不可攀的帝王与宫妃，而是沾染了人间烟火的爱情主角。所以在他们身上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寄予了现实的真情实感。只是不同的是他们的爱情是个悲剧，而他们自己又是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和主人公。

　　有人认为它的主题是爱情。因为李杨爱情是排他的。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在美人成群的后宫却情有独钟。无论是安史乱前的“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甚至达到爱屋及乌的地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还是马嵬兵变后的“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以及此后的玄宗见月伤心，闻铃断肠，以致山河变色，日月无光，都形象地反映了他对杨贵妃的刻骨铭心的爱。白居易在诗歌的第二、第三部分反复渲染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归途中他“君臣相顾尽沾衣”，信马由缰，魂不守舍;回京后的物是人非却让他产生幻觉，处处幻化出杨妃的美丽容颜：“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他辗转反侧，孤枕难眠：“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希冀梦中相见却一次次落空：“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终于道士为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海外寻到了已经成仙，道号太真的杨玉环。而杨玉环听到唐朝来使的消息匆匆出见：“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虽然已是天人永隔，但她仍然以物寄情：“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坚守着爱情誓言：“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坚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这如泣如诉的的诗行里，读者早已忽略了他们长恨的根由，转而被他们荡气回肠的爱情深深感动。当然，有人考证出，白居易之所以将这一段爱情写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这和他的一段伤逝的爱情经历有关。他将自己痛彻的爱情体验移植到李杨的爱情生活中来，于是忽略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以情胜理，对人间至情进行了真诚的讴歌。

　　另一主题是讽喻说。即君主好色，女色误国，导致了安史乱起，葬送了他们所谓的爱情。持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诗歌开篇即是对君主好色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当得到杨贵妃后唐玄宗便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并且为了讨好杨贵妃，用人唯亲：“姊妹兄弟皆列土”，甚至导致社会风气大变：“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男尊女卑，恐怕是汉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在历史上只有两种社会状况下才可能出现暂时的改变：一是惨烈的战争导致的“信是生男恶，还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另一个就是类似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导致的“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两种状况都是违背封建纲常的，动摇统治根基的。唐玄宗的行为，代价自然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在白居易给友人的书信《与元九书》中，他明确地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考察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他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认为诗歌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这是他自觉继承儒家诗教的结果，也是他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途径之一。为此他大量创作讽喻诗，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不惜通俗浅切，甚至“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宁肯牺牲艺术性，写得直露无隐，情味不浓。这一主张在《长恨歌》第一部分表现鲜明。他写诗讽喻的目的很明显：规劝人主戒骄戒色，勤于政务，以理节情。

　　但是，更为广大读者接受的是双重主题说。即白居易原本为讽喻，可是在故事的诗化叙述中，情不自禁地变为了对忠贞爱情的歌颂。如果说第一部分李杨一个贪恋美色，一个恃宠而骄，感情中的欲望成分较重的话，而当他们天人永隔后，距离产生了美，他们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人性终于压倒了政治是非，达到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境界。

　　由以上分析可知，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创作实践中，实践了一个对真、善、美由浅入深的认知、探索过程。首先，作为取材于历史、政治事件的叙事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其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真”：即作品要正确反映生活本质，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有正确的感受和认知。其次，作为一个前期积极贯彻儒家政治理想的正直官员，作为一位企图以文学来影响政治，甚至干预政治生活，以达到“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功用的知识分子，白居易不可避免地要强调“善”：即注重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对于社会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他的评判标准很明确：“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并归纳总结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与元九书》)。而在文学创作中他又不自觉地遵循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性和审美特性，创造了“美”：即艺术的完美性，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具有艺术个性，有创新和发展。《长恨歌》是白居易流传最广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最突出的特点恰恰不是真实可信，浅显易懂，而是抒情因素的强化，是人物心理的生动摹写和环境气氛的细腻渲染，是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的营造。这就转向了文学审美意识追求的旨归。亦即：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在求真向善的过程中发现了美。

　　白居易《长恨歌》的3大艺术特色：想象丰富、抒情与叙事完美结合

　　《长恨歌》是我国中唐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著名叙事长诗，它同诗人的另一篇叙事诗《琵琶行》一样，在白居易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流传了。唐朝皇帝李忱在一首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由此不难想见诗人的这两篇叙事作品受世人欢迎的程度。

　　《长恨歌》的艺术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艺术虚构，为诗篇增添了永久的魅力。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爱敌事，在白居易的时代，还不曾见于典籍，只是在民间流传。这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一定困难，但同时也给诗人以上天入地驰骋想象的可能。于是，我们在诗中看到了恍惚迷离而又情真意切的描写。比如，唐玄宗由巴蜀返回长安时，诗人笔下的宫苑，秋草丛杂，落叶满阶，萤飞夕殿。这种萧索凄清与当年同贵妃恩爱缠绵时的春游夜宴恰成对照，此情此景怎不叫玄宗黯然神伤，清清流涕！诗人不仅善于虚拟宜于烘托人物心情的环境，而且善于构想人物的复杂的内心活动。

　　“鸳莺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宫室房顶一俯一仰扣合在一起的驾鸯瓦结了厚厚的霜花，绣着翡翠鸟的被子也无人与共，秋寒侵袭之下失去了往昔的温香——这些富于想象的镂骨相思的描写，为后来唐玄宗的求仙访道，作了入情入理的艺术铺垫。

　　于是，诗人接着更大地张开了想象的翅膀，错落有致地描绘了一幅仙人奇境的幻想图画。方士替唐玄宗寻觅杨贵妃亡魂是“排空驭气奔如电”，一句之中用了“排”、“驭”、“奔”三个动词，极力渲染了方士的道行和法术；写杨贵妃迎接朝廷使节是“揽衣推枕起徘徊”，又是三个动词，一“揽”、一“推”、一“起”，杨贵妃久别经年一朝得讯，惊喜交加不顾细谨的情态，毕肖神似，跃然纸上。由此可见，一篇成功的诗作，即使是在场景的虚构中，也仍然要以精确的现实主义描绘为基本依据。只有如此，人物活动的背景与人物的情态举止才能获得和谐的统一。

　　其次，抒情与叙事的完美结合，也是《长恨歌》的鲜明特点。当然，叙事诗总是以叙事为主的，但是，好的叙事诗，又总是在叙事的同时注重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感和阐发作者本人对事物和人物的是非褒贬的。

　　《长根歌》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它的抒情性。杨贵妃釜死马嵬坡，唐玄宗君臣仓皇逃命，奔到西蜀，诗人这样抒写了主人公的痛惜之：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诗人通过玄宗耳闻、目见的山、水、月色、铃声等，表现了他此刻的特殊心绪：空有青山碧水，奈何爱妃身亡！真是月色使人伤怀，夜雨更增愁怅。玄宗朝思暮想，情意笃厚，简直无心观赏景物，流连山水了！然而，这又绝非游离于整体之外的单纯抒情，因为它每一句都丝丝如扣得紧衔着主人公的命运，推动着主人公的悲剧性格朝着求仙访道的必然归宿发展。

　　这样的抒情性的描写，是主人公心灵的自白，也是作者同情心的不期而然地流露。所以，它常常能博得人们代代相因的传诵，从而获得经久不衰的美学力量。

　　《长恨歌》的语言也很有特色。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特别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诗的功用，他主张“不求富律高，不务文字奇”。＜长恨歌》正是这样一首语言通俗平易，音韵和谐婉转，富于情致旨趣，可以雅俗共赏的代表性作品。诗人善于从民间口语中汲取养分，看来平淡无奇的口语，经诗人点化入诗，贴切自然，不露斧凿的痕迹。比如，唐代流行着这样的几句民谣：“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榴”。诗人略加改造，赋予新意，用“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样明白如话的句子，通过老百姓的反映，衬托出了杨家炙手可热，侍宠腾达的权势。写得简洁洗练，笔墨经济。

　　白居易讲求通俗，但又主张声韵优美。《长恨歌》通篇一百二十行，韵脚变化灵活，并不强求一律，往往是随语意所至，转换自如，毫无板滞晦涩之感，因而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声声入耳，增强了长诗的艺术感染力。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另一位积极参加者，诗人元稹，在为白居易诗集写的序言中评论他的作品说：“自篇章以，有流传如是之广者。”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然而并非窗过其实。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这样一首脍炙人口，流传久远而广泛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