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逝的笔墨的散文

遗逝的笔墨的散文

　　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山村，一直沿袭着对文化人崇敬。早些时候，村里最有威信的人是我二太公，因了一手好字。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需要摆砚挥书的时候，二太公必在场。二太公的出场，有着别样的隆重。其他乡邻前来帮手，都早早就自觉地来了，生怕落下不近人情的话柄。二太公绝不一样。主人通常提前三四天就跟二太公安好了口信，正事的当天，大清早就差人前往二太公的家中迎接。二太公不急不缓，洗漱完毕，再折身回屋，在里屋摸摸索索捣鼓好半天。等候的人也不敢催促，直立着身子，不声不响地抽着烟，依旧站在门口。两袋烟快要抽完了，终于听见屋里传来关门的声音。等候的人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快速抖去了烟斗里剩下的烟灰，在二太公脚步跨出门槛的瞬间迎了上去，从二太公手里接过一大瓶墨汁和一支粗壮的狼毫大笔。这边，主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远远看见了二太公的身影，主人回头吩咐家人拿好了爆竹，自己则快步迎了上去。这样的一个场景，让儿时的我一下就想起书本里描述的在皇宫臣子恭迎皇上的情景。

　　农村的乡俗里，只有舅公才享受这种待遇。别的村庄也有红白喜事时帮忙书写礼簿的先生，他们干的活计和二太公一样，也受人尊敬，但不至于如此厚重。老家所在的山村，人们奉二太公为上客，多少有些悲情的意味。整个山村，也就数二太公读了几年书，能写一手好字。临过年，村人几乎是排着队候在二太公的门口，只为求一幅大门檐下的红纸春联。如若某人因故没能求着，整个正月里都不自在，似乎抬不起头来做人。这样的情形，在邻村是不存在的，别的村里或多或少能找几个象样的识字写字的人出来，不至于如此尴尬。

　　二太公出门，笔和墨一定得自己带。这是铁规矩，村人都知道。做事的主人请二太公帮忙，只须备好一叠红纸，或是白纸，一个盛墨用的大碗。其他，就只需预备一个红包，待到事情完满，塞进二太公的衣兜里。二太公对笔和墨的态度是严谨的，坚决要求自备。因了这个规矩，在村里享盛誉。事实上，二太公的字写得确实漂亮，苍劲有力，轻重有度，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没人能料到，二太公的威严会在村里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份挑战来自我的二叔。其实最具有挑战实力的应该是我的大叔，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性格内敛的大叔从未产生过动摇二太公“学术权威”的念头，他一如既往地对二太公俯首听教，令二太公非常开心。二叔学历比大叔浅，只读了个中专，性格却远比大叔来得冲动。心高气傲的二叔，一年春节竟从爷爷手里接过送往二太公家里的红纸，摊在桌上，操笔蘸墨就写开了。写完还冲爷爷说，家里大学生中专生都有了，还去请别人写对联，多没面子啊。此话一出，性情暴躁的爷爷竟然一反常态，非但没有暴跳如雷，还亲自拿着二叔写的对联去张贴。

　　大年初一，村人来我家拜年，一个个在门口驻足，端望着门口的对联，左右比划，议论纷纷。终于有人忍不住，嘴角带着浅浅的有些怪异的笑，问爷爷，这对联是谁写的啊。爷爷淡然一笑，答，是我满崽子（二叔）写的，本该轮到老三（大叔）写，他推给弟弟写去了，写得不好，不好。

　　爷爷答毕，围站在屋外的一群人顿时安静下来。倾刻，人群中有人笑喊，写得好，写得好啊。大家于是都附和着喊，确实写得好，读到了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有文化。待到客人散尽，大叔冲二叔诡秘一笑，你就得意吧，其实你这几个字，比起二太公来，差了一大截。二叔也不争辩，只是捂着嘴偷笑。旁边的父亲几个，互相看了看，也都露出会意的笑容。

　　二叔的这番鲁莽，意外地让爷爷光耀了一整个正月。二叔却没能预料，自己的一时之快却给村人带来了诸多的烦恼。“春联风波”之后，再逢人家操办好事，二太公就不肯出来执笔了。求急了，二太公就说一句，我老了，找年轻人写吧，他们读的书比我多。然后，退回里屋，任人家如何恳请，就是不应。那些时候，村人每到做大事就愁得直皱眉头。一个暑假，不知是谁突然想到了我，硬是要拉我去做写字的“先生”。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不谙世事，头一热就应允了。凭着被懒老师逼着抄板书练就的一手字，我的书写意外地赢得了旁人的高度赞扬。事后主人高兴得不行，硬塞给我一个大红包。看着我捧着红包回家，父亲母亲两个也乐了，摸着我的头说，小子，没想到你还长出息了，敢做“先生”了。

　　此后，假期在家，就不断被人请去做“先生”。我也不再推迟，有请必应。只不过，我更多的时候，开始尝试在写礼簿的时候把毛笔改成钢笔。此时我已经在村里树立了些许“先生”的威信，村人对我的主张并没有表示异议，还夸我的钢笔字更有力道，更耐看。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二太公有着怎样的冲击。我和以前一样，有空就去二太公家里，缠着老人家给我看他那些陈旧的线装书，让他写字给我看。二太公也依旧把那些书找出来给我看，却从不为我表演写字了。我当然不会煞有介事地去仔细观察一张老人的脸上是种怎样的表情，只管坐在床头翻那些有些神秘感的旧书，看得入迷。二太公不愿给我写字，我缠了几次未果，也就作罢了。

　　二太公的屋前逐渐冷淡了下来。大部分人家的孩子，也都读到了能写字的年龄，到了做大事的时候，实在没人当“先生”的情况下，就都吩咐自己的孩子顶上。我后来去了省城读书，少有时间在家里客串“先生”的角色了，只是回到家里，偶尔还会想着去二太公家里坐一坐。村人也偶有提及二太公，那自然是在教育自家的孩子写字练字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就往往要告诫孩子把字写得象二太公那样好。但真正走近亲近二太公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人们仿佛已经忘记了这个自己曾经躬身求助过的文化人，村里年龄最长的知识分子。

　　一个宁静的日子里，二太公带着几瓶墨汁和那支粗壮的狼毫大笔，告别了村人。二太公的离逝很安静，悄无声息。爷爷告诉我，他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二太公静静地躺在床上，怀里抱着笔和墨，旁边的书案上摆着从樟木箱里翻出来的一叠线装书。听到这里，我心一酸。二太公隐藏自己的笔墨十多年了，终于还是以这种方式向村人表述了一个文化人对笔墨的执著和不舍。而二太公弥留之际，能记得把一叠线装书从箱子里找出来摆在案头，这份最后的牵念，或许也只有远在他乡的我能读懂。

　　二太公不在了，村里似乎也淡却了书写春联的热情。也不是不愿写，会写春联的年轻人，或是读书后参加工作留在了大城市，或是打工外出了，回到家里也没人再愿意动笔写了。为了省事，有村人直接从书摊上花几十元钱买一副对联贴上，纸质好，色彩艳，字迹保留的时间也长，甚至经年不褪色。大家于是纷纷效妨。如今，春节回到村里，家家户户贴着一色买来的对联，缤纷耀眼。正月拜年，也没人去留意大门两侧贴着的对联上到底写的是几个什么字。这些花几十元人民币买回来的华美的对联，散着赤裸裸的商市气息，纸上的字迹显得规范又端正，却毫无生机。一副生硬的新对联贴上了门檐，轻轻地就原来手写的已经泛色的旧对联覆盖住，与此同时，曾经飘浮在村庄里的笔墨纸香，就这样静静地消散、隐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