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虚实”手法

《夜雨寄北》“虚实”手法

　　一般而言，诗歌创作是化虚为实，而诗歌欣赏则是借实显虚。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全诗叙事写景，寓情于事，情景交融，朴实无华，却令人回味无穷。原因何在?这与其巧妙运用虚实手法有很大的关系。首句起笔以自己所处时空为触发点，以“君”直呼对方，借对方来信之实，想象“君”对“我”的询问“归期”。“问归期”三个字，以独特的视角描绘出妻子对丈夫的牵挂与期盼，其实也是丈夫对妻子的思念。接下来是“我”的回答：未有期。看似生硬的三个字，却饱含深情：我又何尝不想早点回家?但如此天气，如此艰难的旅途，如此繁杂的事务，能早得了么?妻子看到我不能回家，又会生出多少的担心呀!然而对此“我”只有满脸的无奈。可以说这句诗诗人以换位思考写相思之情，“君”未必真有来信，可能是诗人设想妻子思念、询问归期。这种不直接写自己思念对方，而是写对方思念自己的手法在古诗词中被大量运用，以委婉形式传达出诗人的思念之情。“君”问为虚，“我”答为实，对方思“我”为虚，“我”思对方为实。此为一。

　　第二句“巴山夜雨涨秋池”，承前直写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既写景寓情，又承“未有期”作出解释。“巴山”点明自己所处的位置，“秋”点明时令，“夜”点明时间。“雨”与“涨”点明下“雨”的程度，而究竟是下得时间长还是下得急或是又急又长则不得而知，但一个“涨”字足令诗人苦闷。此句通过实景，使人仿佛感受到了“我”的无助与压抑：周围黑夜茫茫，大雨滂沱，池水涨满，身边无一亲友，使人倍感孤独与凄凉。这“涨秋池”给人的感觉岂止是滂沱的秋雨和上涨的池水?分明饱含了诗人漫漫长夜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此为二。

　　第三句以“何当”一转，直点以下为“虚”境。接下来，两句分别写了两个“虚”景：一个是“共剪西窗烛”，另一个是“话巴山夜雨时”。而这两个景都是未来之情形。这两个“虚”景，就未来的时间点而言，一为“未来现时之景”，一为“未来过去之景”。第三句中“共剪西窗烛”，一个“共”字，把夫妻的团聚与幸福全都写了出来。而一个“剪”字，更是突出了“我”回故乡同妻子在西屋的窗下亲昵缠绵窃窃私语，夜深却毫无睡意。而“共剪”二字，把夫妻的那份恩爱与团聚的幸福都刻进了这一动作，细腻而又传神地描绘出了一幅良宵美景的温暖图画。

　　第四句是承第三句“西窗烛”之话语。“却话巴山夜雨时”，一个“却”字，点明“剪烛”之后，接下来一同谈起了“巴山夜雨”的那个不寻常的夜。“却话”是追忆，那么“话”了些什么呢?那夜，是妻子想念丈夫是否已经接到了信，还是回信了或人已在回家的路上?是丈夫接到妻子来信时的'兴奋，还是“未有期”的惆怅，或是夜雨时的孤寂，抑或对团聚的企盼与憧憬?

　　然而，一个“何当”挡在前面，点明这两个画面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幻想罢了。本诗两次写到“巴山夜雨”，前一次实写，是看信的时刻，后一次虚写，只是想象与妻子团圆“共剪西窗烛”时再回忆起各自的“巴山夜雨”的情景。全诗如果说前两句是实写当前景的话，那么后两句则是虚写未来之景，即“何当”发问的时间点是实，但“共剪”与“却话”的画面则为虚。此为三。

　　单就后两句虚景而言，如果把后两句看成是完整的一件事，以未来的时间点来看，“共剪”的为未来之实景，那么“却话”的就是未来之时的过去之虚景了。此为四。

　　如果再回到全诗，两个“巴山夜雨”，就其实指，内容没有很大区别，但由于所处时空背景一个在当前，一个是在未来的过去时的时态中，因而在传达情感上是有差异的。只不过，诗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诗人写诗时的现实时空里来，从而产生那种荡气回肠的效果。而单就“巴山夜雨”而言，此诗歌在手法上则实现了一个大的回环：由实而虚，再由虚而实。而全诗在时空上也实现了两个大轮回：时间上的此宵――彼夜――此宵，空间上的“巴山(此地)”――“西窗(彼地)――“巴山(此地)”。此为五。

　　再就全诗情感表达而言，诗人能把“此时”的直面现实的痛苦与迷茫，和“将来”的“共剪”“却话”的喜悦与幸福交织一起，并且实现了一次时空大转换，痛苦与思念中萌生幸福与快乐，而快乐的梦幻觉醒时分应是更深厚的离愁别绪。表达痛苦与思念为实，表达团聚的幸福与快乐为虚。此为六。

　　拓展：

　　李商隐简介

　　李商隐，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　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有《李义山诗集》。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今河南获嘉县)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