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环是哪里人

杨玉环是哪里人

　　杨贵妃到底是哪里人?历来就是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这里，我们且从历代的碑文、诗词、史章典籍的记述，以及地方的名胜古迹，民间传唱等方面，略加以考证。

　　《旧唐书·杨贵妃传》说：“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 这没有明确提出籍贯。《新唐书·杨贵妃传》说：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徒籍蒲州 (即永济，今山西蒲坂)，遂为永乐人。” 《杨太真外传》则说是“弘农华阴人，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这里说到村，算是较具体的了。后来又说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 因此后来又有杨妃是四川人之说。而《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杨元(玄)琰传》则说杨元(玄)琰是虢州阌乡人，即现在的河南陕县人。此外，还有说杨贵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众说纷纭。

　　记述杨贵妃事迹最早的是唐天宝四年四门助教许子真所写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记录了杨玉环传奇的一生。碑文是与杨贵妃同生长在唐朝天宝年间(约公元734年-755年)的四门助教(四门指四门大学，是唐朝最高学府太学的组成部分)许子真撰写的，曾经立于容城东一百二十步，并收录于皇家编写的《永乐大典》、《全唐文》等史书。碑文不长，现抄录如下：“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维尝谓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许，逢一术土，忘其姓名，云：‘此坟若高数尺，必出贵子;惜太低，生女亦贵’。妃母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满室馨香。胎衣如莲花，三日目不开。夜梦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开。眸如点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康有二子读书，妃三岁，日夜同坐，听其诵读。渐长，通《语》、《孟》，康夫妇惜如珠玉。时杨长史琰摄行帅事，闻之，左右令其母皆来。

　　一见大奇，私谓厥妻曰： ‘此女姿质异常，貌有贵相，吾二女远弗逮也。’遂给以金帛与康，求为女。康不从，乃胁取之。举家号泣送去。居无几何，长史秩满，携归长安，与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后进入寿王宫。开元二十四年，明皇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天宝间，册为贵妃。”这是当前史学家能够找到的最贴近杨玉环时代的人所写的官方文章了。因为唐朝的容州是岭南的大州，管辖包括今天原越南、海南、广东一部分在内的十四个州六十多个县。而今天的容县在当时称为“普宁县”，所以这个碑名叫“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古例，生不立传，所以此碑应系作于杨妃死后。碑文体例，传后必加评赞，正文之后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独无;其纪事至入宫封贵妃，亦无结束语，可见并非全文，其后必有缺佚。碑文说杨贵妃“进入寿王宫”，再“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是历史的正面记载。对杨妃入寿王邸后，成了寿王的妻子，玄宗父夺子妇，先令她出家当道士，号太真，到天宝间再册为贵妃这一乱伦的丑行，碑文只隐约其词，没有挑明，这也是“为尊者讳” 的缘故。

　　碑文内容有根有据，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而且细节翔实。文中虽有某些传奇色彩，这正同史传上的许多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事迹，多少附带有某些传奇甚至是迷信色彩一样，不足为怪。碑记是杨贵妃同时代的人所撰，是此历史的权威见证。其它一切杨妃籍贯的歧说，均远后于许子真的人所作，许子真是杨贵妃生活时代最有资格的发言人。三、这是一块确确凿凿的碑文，它有着一般书本文字所没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这总是先有其人其事并有其缘才能有其碑，唐当代的人对于一位贵妃，是不能随便以伪说勒石铭碑的。这是人们常识以内的事。许子真当时任四门助教，是有地位的学门教长。四门学唐代前原为大学，隶属于国子监，以传授儒家经典为职责。到了唐朝“始合于太学”，助教为三人。据柳宗元在《四门助教壁记》中说：“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为俊士者， 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证焉。”因此，许子真是当时有颇高地位的人，撰这样的碑文是要负责的，决不会凭空捏造。后为《全唐文》《元一统志》《永乐大典》等援引记载。

　　至于许子真碑记之外的各种杨妃籍贯的歧说，既有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内容简单，毫无细节。其依据，都是沿着杨玄琰的家族一脉相承来分说，不是随从“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着杨玄琰和杨玄璬的迁居与宦游而定，莫衷一是。那一家都没有说清楚杨贵妃的具体来历。更应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后人的编述，五代刘昀编旧《唐书》时，距杨妃之世已一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乐史作《杨太真外传》时，更已在杨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后。年代久远，材料间接，因而各自说法混乱，根本不能同当时许子真亲身经历的实录碑文相比。就是时距杨贵妃死后五十年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以及陈鸿写的《长恨歌传》，都没有明确肯定杨贵妃的籍贯。《长恨歌》只说“杨家有女初长成”，但没有谈到这个杨家女从何而来，生父是谁，家在何方。因此，我们不能作出贵妃是杨玄琰亲生女的结论。《长恨歌传》也只说“得弘农杨玄琰女子于寿邸”。实际上这个弘农(今河南灵宝县)是唐代的一个郡， 是杨玄琰被封为弘农郡公时的爵邑，并不是他的故里，以此作为杨贵妃的籍贯是错误的。

　　许子真在碑记中所说的容州普宁县是什么地方呢?据《读史方舆与纪要》载：“普宁废县，今县治，唐初属容州，州盖治北流县。开元中，升州为都督府。”这里所说的县、府、州，均同碑记相符。这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在清代，有关记载也很多，有权威性的是康熙年间钦命编撰的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书中明确肯定：“贵妃姓杨，容州云凌里人， 小名玉环。”与此同时，浙江名学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粤西丛载》里引用了《梧州府志》也证实杨贵妃是“容州云凌里人。”汪森为了编写《粤西通载》(包括粤西文载、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又称三载)，曾经穷年累月，遍搜广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资料，埋头研究，终于大功告成，是公认的研究广西问题的专家，有“广西通”之称。到嘉庆年间，学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收进了有影响的《全唐文》。在决定收录之前，董浩曾数度与寓居北京的容县文士周耀昌面谈，得到证实后始行收录。对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笔》中说：“贵妃，亦妇人耳。嘉言懿行，书无著录，而为后世关注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于广西的地方志如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广西通志》和《梧州府志》，以及《容县志》等等，记述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就更多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妇女人物，得到历代这么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纪录和权威学者的关注考订，是不多见的，也绝不是偶然的。

　　不仅如此，历代还有许多骚人墨客，在他们的吟咏中确认杨贵妃系生于容县。明代诗人徐棻在《梧州怀古》七律中写得好：“王孙芳草自天涯，把酒凭高眺落霞。云冷玉环妃子宅，春残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送瑶岛，斑竹扶疏渺翠华。惟有苍梧城上月，年年清影照凄鸦。”诗中的颔联，不仅描写了生在北流江(绣江)边的杨贵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边的梁绿珠。当时的梧州府管辖苍梧、容县和玉林、博白等十个县。明代进士出身的浙江诗人彭清，于永乐十六年任容县知县时，曾写有《容县八景诗》，汪森的《粤西诗载》收了四首，其中的《云凌斑竹》咏的就是杨妃故里民间传说的遗迹。诗云：“云凌竹，何斑斑?云是玉环幼时泪，挥洒点缀成斑斓。迩来千有百余载，犹自脍灸于人寰。天上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至今杨山麓，苍翠交林木。凤不下兮鸾不凄，只作琅玗耀人目。”诗人悲叹杨妃的幼年被卖：“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杨妃洒泪成斑乃是无稽之谈：“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诗人说的完全正确，“云凌斑竹”无疑出于附会，但也表明了杨妃确系生于容县。因为其地要是没有杨家“天生佳丽”其人，没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会有“云凌斑竹”的传说。凡属于附会的传说，必先有所附，然后始能牵合成词。

　　不是出于对杨妃这个本地人怀有感情，容县人大概是不会编出这个传说来的。主编《永乐大典》的解缙也写诗证实过杨贵妃出生于容县。他在《勾漏访古》中写道：“北流县下古铜州，平地山岩笼玉楼。谁为丹砂赴勾漏，人传青竹满罗浮。杨妃井塌风烟古，葛岭寺(应为葛令寺)荒草树秋。却忆故乡山更好，锦袍归去棹扁舟。”解缙是受贬而到容州北流来的，他经容州时看到了已湮废的贵妃井，所以有此吟咏。现在这首诗还刻在北流县勾漏洞内。这个井是指杨贵妃故里井，在容县杨皮村饶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黄皮果树，离溪边村道不远。后来由于风水先生说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谬说饮井水生美女会惹事生非，因而乡人用一大石坂把井口封盖住。 对于杨贵妃的籍贯，在诗歌中表达得最明确的，莫过于清雍正浙江诗人商盘的《杨妃井歌》了。诗曰：“范阳战鼓边尘起，雨湿梨花葬妃子。杨氏当年掌上珠，生长容州普宁里。戚晚消亡历劫沙，行人犹自访杨家。倾域丽质归宫禁，隔代遗踪汲井华……此井炎云瘴雾中，古波不动虾蟆伏。君不见、梁家鬻女珠盈斛，坠楼不惜埋金谷。一勺泉留双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绿。” 这首古体诗同样拿杨贵妃来与绿珠相比，说明古代诗人对我国这两个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兴趣，而且对其惨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从容县这一地方落墨为杨妃题咏尚多，在此就不能—一列举了。

　　在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不但有许多诗文的记载，而且有名胜古迹可资考证。除了上述的杨妃井和云凌斑竹之外，还有梳妆台、杨妃山和杨妃庙等。梳妆台在容县城东门外唐代遗迹经略合真武阁附近，相传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杨贵妃被杨康和杨玄琰递相买养以后，都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后人即名之曰梳妆台。可惜年代久远，加上天灾人祸，建筑物早已无踪了，但地基尚可辨认，人们的题咏尚在。清代容县诗人王维新唱道：“内殿春风扫十眉，名牵长史迹纷歧。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怳疑。汨汨温泉无锦槛，萧萧斑竹有荒祠。书生吊古如亲见，忧化初承恩泽时。”诗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针对杨妃籍贯的歧说而发。说由于杨妃名义上为杨玄琰(长史)的女儿，遂至对她的踪迹(指出生地)产生了纷歧的说法。绣江旁边明明摆着她的遗迹，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迹成了疑案。诗的后半首还举出斑竹、杨妃庙两古迹为证，说使他这个本地人“吊古如亲见”，亲切之情，跃然纸上。清代江西诗人赵德湘在《容县杨妃梳妆楼》一诗的首联中，也说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游船，生长杨妃艳此邦。”

　　杨妃山在杨皮村附近的金牛岭上，又名狮子山。这就是碑记中杨贵妃父亲说过的那座坟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杨贵妃的祖先，其坟叫 “王母点兵”，名堂很别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贵妃祖籍容县，也是无可置疑的。杨妃庙在杨皮树，保存时间最长。该庙又叫娘娘庙，规模相当可观，除了正殿还有附属廓屋，山前山后还有杨妃庙的园林地。据元、清版本《容县志》记载：“世传唐太真故里，有井曰杨妃井，久已湮塞，乡人为立杨妃庙焉。”这就是杨妃庙的由来，可惜它曾被摧毁，只余下一个遗址!!!后来又多次得到修复，而来访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庙的左右两厢，历代文人的题辞碑刻很多，旁有一首意境绝俗，脍灸人口的联语：“莫道空山环珮寂，犹闻古井石泉香。”此外，庙内还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数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剥落甚多，殊为可惜。无疑地，这些古迹都自然而然成为杨贵妃出生于容县的佐证。

　　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们的出生地相关联的名胜古迹。如西施的故里浙江县有浣纱石、浣纱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兴山县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楼、妃台山和梳妆台;绿珠的广西博白县有绿珠井、绿珠祠和绿珠江;而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也有贵妃井、杨妃山、贵妃庙、梳妆台和云凌斑竹等。杨贵妃同王昭君一样，与其相关的名胜古迹都是最多的。这都是因人而设的景物，是因人而流传下来的古迹，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佐证。“西子院遗石，贵妃生有村。香泉红泪在，曾照马嵬魂。”清代湖南诗人周志勋的五绝，多少道出了这个古迹的参证价值。对此，民国初年广西诗论家梦秋，在《桂海百一诗话》中也有过肯定的论证。他在列举了绿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涛各在其家乡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迹之后，接着说：“容县有杨山、杨妃井，盖取美人出处为名。”

　　杨贵妃酷嗜荔枝。本来，爱吃荔枝的人，不一定就是产荔枝的岭南的土著。苏东坡、白居易都盛赞荔枝，他们就都不是岭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产荔枝(质颇差)，便以此证明嗜荔枝的杨妃是四川人，所以这里也就特地说一说。荔枝是亚热带的特产，以广东、广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广州附近增城一带出产的挂绿和黑叶等品种至为名贵，这在汉晋朝代就是朝廷钦定的贡品。杨贵妃进宫以后，唐玄宗为了取悦这位宠妃，于是下令广东进荔枝。在每年荔枝季节，便通过驿道，日夜兼程，一站一换人马，从广东远送荔枝到长安宫中。关于这件事，史学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写得最为确凿：“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高力士，广东高州人，家距容县甚近)……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驿地致之。比至长安，味色不变。但，历来有不少人怀疑此事是否属实。苏东坡认为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叹》诗中说：“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于涪。”因为，荔枝一经摘下，“一日则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则色、香、味俱尽矣!”(白居易《荔枝图谱序》)不论如何快的驿马，不论如何日夜兼程，也决不可能在三数日内把摘下的荔枝从广东运到长安。

　　然而，古人自有办法，故宫刊物《紫禁城》对此有档案资料。那办法很简单：把将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斩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样养着，然后装运。路上还要不时往叶上洒水散热，减少水份蒸发。用此办法，路上当然也还会坏掉不少，但总有一部份可以保鲜运到。就连认为“妃生于蜀”的宋代乐史，在《杨贵妃外传》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广州送去的，说杨贵妃“尝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唐诗故事》曾说：唐代的荔枝“四川产的大多是早熟种，质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当于福建下等品种。”既然杨贵妃爱吃“美味水果荔枝”，岭南荔枝又是历来的贡品，决没有从涪州送去“质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清代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是江苏有名的学术权威人物，曾对苏东坡作过嘲笑，他在《岭南荔枝词八首》的二首中写道：“岭外书传唐伯游，风枝露叶汉宫秋。如何天宝年间事，欲把涪州换广州?”如果苏东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复。阮元接着写道：“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

　　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 这里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岭南荔枝为贡品，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杨贵妃和高力士这两个两广人，在贡荔问题上的密切关系。何止是高力士，杨贵好一个“最将风味念家乡”!妃更是思念着品尝家乡的风味——两广的荔枝。苏东坡后半生的最大不幸，是远贬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儋县以及广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却尝到了名闻天下的岭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颐之余，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既然涪州的荔枝堪为贡品，他何不“归作涪州人”呢?杨贵妃缢死的时候，唐玄宗还叫高力士用岭南送来的荔枝祭奠。

　　杨贵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时叫玉娘;成长后，取名为玉环;到了入宫修道，号曰太真。但在宫中，她却被呼唤为玉奴和阿蛮。唐诗人郑隅在《津阳门》长诗中说： “三郎紫笛弄烟月，怨如别鹤呼羁雌;玉奴琵琶龙女拨，倚歌促泪声娇悲。”这个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杨贵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称，但在当时的宫廷内，却含有爱称的意思。这个玉奴，就是玉娘的变称。至于称呼叫阿蛮，就更说明杨贵妃是广西人的问题了。两广，古称蛮夷之地。西汉南越王赵佗，据有两广，他写信给汉文帝，就自称“蛮夷大长”。唐代光化中尚书左丞狄归昌在《题马嵬驿》一诗中说：“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就是明确地把杨贵妃称为阿蛮的。当时唐明皇宫中除了杨贵妃之外，还有一个宫女叫谢阿蛮。因为她是广东新丰县人，所以也叫阿蛮。唐明皇帝为了讨好这两个阿蛮，还在宫禁戏称自己为阿瞒，以表示谐音名字的亲昵。

　　我国晚清大词人临桂的况周颐，在他的《蕙风簃二笔》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了明确的论证。他在援引《鹤林玉露》所载上述狄归昌的诗以后，肯定地说：“玉环一名阿蛮，可谓粤产佐证。北人概称南省曰蛮也。”接着况周颐又援引了《永乐大典》所载的许子真碑记，最后他下结论说：“许子真与妃同时所记，得诸咫闻，必无舛误，而妃为粤产无疑矣!”人们称杨贵妃为阿蛮，显然是因为她来自南方。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便是。东晋范晔的《南蛮志》有过说明。在唐代也有好几个诗人写过广西是南蛮的诗，如宋之问的《过蛮洞》，刘禹锡的《蛮子歌》，以及项斯的《蛮家》等等。当然，这是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和僻远边民的辱称，但人们之称杨贵妃为阿蛮则与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宠遇，阿蛮之名又是首先从宫里叫开去的，所以辱称也就变成了爱称。

　　从上面所列诸多资料来看，说杨贵妃出生广西容县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可是光绪二十三年本《容县志》以易绍惠、王永贞等人为首的编纂者，在记载许子真碑记的同时，又在附录后对杨妃生于容县说加按语道：“其荒诞似不足深辨。”并说“题咏流传、渐成故实;作庙立祠，其惑滋甚”，这是唐许子真碑记、于元代见诸典籍，杨妃生于容县的事实为人所公认后，历时五百五十余年，又一次被人斥为荒诞。但是斥之者举不出任何荒诞之处，只含糊其词说“似不足深辨。”他们不敢碰到许子真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也不敢涉及历代史章典籍的记载。只死抱住《杨贵妃外传》不放，说“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词认为《杨贵妃外传》的作者乐史是“唐史官”应该没有错。对此，容县清举人刘荆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经有过评论：“其人(指上述作按语者)除帖括(应考科举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学问，于彭(清)、王(维新)诗乃不知所云!”意谓写上述按语的人学识谫陋，连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维新的《梳妆台》两诗也没有读懂，以为彭、王也认为杨贵妃生于容县之说无稽、可疑，所以就发出了“其荒诞似不足深辨”、“为惑滋甚”等论调。刘荆山与编纂《容县志》诸人同代而较年轻，熟知其人及编写情况，他的话是足够说明上述按语的来由的。彭清的诗有“定将遗迹说杨家，以事朦胧莫可考”两句，县志撰人以为是说杨妃生于容县是无稽之谈，他们没有理会诗题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遗迹”即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