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佛教的杂文随笔

先秦佛教的杂文随笔

　　说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之旅”有点过分，民间与西域的往来远远早于张骞，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西域市场看到中国货了。而佛教在先秦就传入中国民间也就可以想象了，只是浮出水面比较困难而已。

　　塑金身佛像是佛教的一大特色，所以柳宗元在他的《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把佛教称作“金仙氏”，再早一点，北魏时提流支遇到昙鸾时也说：“其为寿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此吾金仙氏之长生也。”“金仙氏”之名可以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它即表明了佛像金身的特征，又结合了中国称呼神仙的习惯。《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显然长五丈的人是不存在的，那么会不会是佛像呢？晋人《续博物志》就说：“秦二十年铸金狄十二，释氏之源。可惜模仿而造的十二金人被董卓毁了十个；被苻坚毁二个，但《续博物志》的说法却与众不同，说：“董卓毁其九为钱，符坚毁其二为钱，其一百姓推置陕北河中，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晋军至，髻不复出。”《三国志》则引《魏略》说：当年想搬迁去长安的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原来三国时还另铸过二个铜人！“翁仲”可能是相对于原来的十二铜人而言的，秦铸铜人为伯，后造者为其仲的意思。不仅三国时另造了二尊铜人，《资治通鉴》还记有唐朝武则天时也铸过“十二神，皆高一丈。”而佛教中有“十二天”、“十二神将”。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很多说法，东汉明帝梦见金人，次日博士傅毅告诉他：“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正如陛下所梦。”然后才有了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行至大月氏国，并有了永平十年的白马驮经。但这也同时说明这个“金人”在这之前一定已经来到了中国，否则傅毅是不会知道的。唐人《历代名画记》中说：“帝乃使蔡愔取天竺国优瑱王画释迦像，命工人图于南宫清凉台及显节陵上。”可以推测，佛教在当时民间的存在不甚公开，但至少在少数“胡人”中间，已经得到流布是可以肯定的。《东斋纪事》引刘向《列仙传序》中的话:“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于佛经。”刘向是西汉人，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已经看到中印之间有商贸往来，中国商人已经把邛杖蜀布卖到了印度。那么这些商人，包括多年在西域的张骞本人，对那里的佛教也是知道的。所以《魏书·释老志》里就有评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同书和《汉书》还说：汉武帝元狩中，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祭天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颜师古注：“今之佛像也。”

　　《汉武故事》说：“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对此，有研究者认为那“祭天金人”是袄教之神，“袄”有祭天的意思，但袄教即是拜火教，虽然也有他们的教祖，但他们供奉圣火的.庙宇里也没有这种大金人。所以《魏书·释老志》说这个金人：“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认定它仍然是“金仙氏”的佛像。只不过“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很多人似乎还不知道这个金人究竟是什么。也有研究者认为当时印度的贵霜王朝不信佛，但王朝没有把佛教列为国教，并不表示佛教在民间的流布不存在。同时休屠王子金日磾，就是因为汉武帝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故赐其姓为金的，他们这些来到汉地的休屠人，也自然是知道祭金人习惯的。

　　《淮南子注》又提到一句：“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那么应该是翁仲和君何两个。宋末的《随隐漫录》则有钱颖的诗，认为魏明帝铸翁仲二尊，故“命名翁与仲。”早期的“翁仲”也不同于日后置于墓道上的翁仲，明朝彭大翼的《山堂肆考》说：“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少为县吏，为督邮所笞……翁仲死，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此话应是“小说家言”，更何况“督邮”这个官职是汉代才设置的，所以不可当真。《风俗通义》说汉时有如南周霸，字翁仲，他的女人将所生之女换了屠夫的儿子，长大后去上坟，翁仲才知道，于是翁仲收养了堂弟周熙的儿子。墓前置翁仲，无非是表明不欲非我族类继承香火的意思。

　　秦国离西戎比较近，甚至部分地区本来就是西戎之地，他们较早地接触到佛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宋高似孙《纬略》说：“金仙氏之教，有自来矣，身毒之国，纪于山经，竺乾之师，闻于柱史。”无独有偶，柱下史老子也在秦国一带活动过，所以高似孙觉得：也许老子就已经接触到佛教了。史籍中，也有若隐若现的线索，应劭注《汉书》说：成帝坐甲观画堂云：“画九子母”。难道是是佛教中的“九子母”出现在了在西汉？佛教有马鸣大士与蚕的故事，而《荀子》赋云：“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欤？”1927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发现《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三十三年“禁不得祠”的记载，认为“不得”应该就是“佛陀(Buddha)”的音译，如此，佛教应该早在秦时就已经传入过中国了。但1947年，中国学者陈褩指出：“禁不得”是一句常用语，《汉书王·莽传》：“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御览》：“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等句子，但语法上与“禁不得祠”是不同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起码早于西汉，三星堆文物的发现，也证明了中西交往的历史，比一般的想象的要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