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陵前忆仲舒美文欣赏

下马陵前忆仲舒美文欣赏

　　走出碑林时，已近夕阳西下，因是春末夏初便总觉得天色尚早。于是，我又沿着三学街走上了顺城巷，过文昌门一直向东，往和平门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下马陵。提到下马陵，就不得不讲到一个关于它的故事：相传，汉朝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董仲舒逝世后，安葬在京城长安的南郊。一日，汉武帝经过这里时，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与哀思，特意下马步行，于是民间从此就称这里为“下马陵”。我姑且暂不去评说，这则传说故事的真伪，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应该相信它的存在是真实的。

　　在这里又一位思想大师与传世巨匠，浮现于我的脑海之中，他就是“下马陵”的主人——董仲舒。提起他，我想绝大多数人，对于他的认知和了解，几乎都是来源于他向汉武帝进谏的一条学术建议与治学方略，那就是他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既然说到了这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与方略，那么就又不得不讲一下，在汉武帝登基执政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所流传的各种学派，以及治学主张。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先秦，曾在治学领域中出现过“诸子百家”的繁荣局面。诸如：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李耳、庄周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墨翟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学派；等等。

　　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在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治国上则信奉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并将其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一直延续到汉武登基之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车轮不仅能碾轧许多腐朽的事物，同时，更多地是使得一些新鲜的，符合发展规律的人和事应运而生。

　　公元前141年，中国古代历史上迎来了一位雄才大略，且建树颇多的皇帝，他就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六十余年，在经过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及汉景帝刘启等几朝的不懈努力与平稳过渡后，整个汉朝的国力大为增强，民众的生活也日趋富足。在汉武帝临朝执政之前，汉朝就已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在这样的状况下，汉朝原先所奉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汉朝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原先的体制也无法适应和满足刘彻蠢蠢欲动地内心了。所以，在刘彻继位后七年，即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已经能独立执掌朝政的他，便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和推举贤良的文学之士，征求治国方略。

　　当时，在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任相国的董仲舒，被推举参加了汉武帝的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有关天人关系的问题。

　　第一次策问，主要是询问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主要是询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询问天人感应的问题。汉武帝与董仲舒之间展开的这三次策问，也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其著作《举贤良对策》中，不仅明确地阐述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也详细地论述了在大一统中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且大胆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建议。

　　由此可见，董仲舒所提出的思想体系与治国方略，主要包含了三种论断，即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

　　西汉初期，实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其经济迅速发展，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可是，在汉景帝后期却发生了以吴、楚两个诸侯国为首的七国之乱，打破了这样的盛世，并使统一的国家即将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

　　董仲舒以为，这样纷争现象的出现，关键在于没有在思想上形成大一统。于是，他从儒家经典著作《公羊春秋》中找到了有关于“大一统”的理论。并在他自己的著作《天人三策》中对“大一统”理论作了说明：“《公羊春秋》中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是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他根据“大一统”理论的普遍法则，提出了在思想上也要“大一统”的观点。他在《天人三策》中还说：只要不在六艺之列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都不允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其与儒家思想一起存在。只有这样，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说与教派才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顺利地执行下去，也能彰显出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

　　只有思想的统一，才能维护和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来巩固政治，那么思想就应该统一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教派上来。故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的建议之后，遂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将儒家学说作为正统的思想学说，从此，汉代思想界与文化界树立起了儒学的权威。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为孔子。当年孔子为了宣讲和弘扬儒学，不辞辛苦，驱车千里。以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宣扬，但是是收获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真正使儒学成为封建王朝正统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者，实乃董仲舒也。仅此一点，董仲舒对于儒学的贡献，丝毫不逊与孔、孟等儒学鼻祖。

　　在“天人感应”理论中，董仲舒将《公羊春秋》里，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而“遣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董仲舒采用“天”来限制皇帝的私欲，制约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天人感应”理论，为封建社会长治久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另外，在董仲舒治国方略的思想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以德治国”理论。他倡导“德治”应是巩固封建统治基本的治国原则。他在给汉武帝的上疏中明确表示：作为帝王，应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国家的管控与治理。因此，就应该用仁德教化，而不是用刑和法予以治理，应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正是由于董仲舒的善谏，加之汉武帝的纳谏，才使得汉武一朝的思想、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能够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发展；更使得汉武一朝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前所未有的盛世之期。

　　我要为此番情景的有功之臣董仲舒喝彩，尤其是在下马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