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土如同怀斯现代散文

我的故土如同怀斯现代散文

　　那个冬月的下午雨雪霏霏，著名诗人匡国泰一缕阳光似的溜进我书房，匆匆拍了几张照片走了。他一星期以后回到长沙打来电话说，现在很少碰到有这么多藏书的诗人，那都是宝啊！可就在三年前，尚未离婚的我与前妻拌嘴，她指着书房异常愤怒地说我就知道买书，堆得像牛粪了！放下手机，我突然惊诧莫名，不知道是妻子不识宝，还是匡国泰不识牛粪？

　　春天就这样来了，梨花的白和桃花的红同时从她的肌肤上溢出。书房拍照的前一天，匡先生还去我的故乡狠狠抓拍了一把春天。在没有书籍也没有牛粪的山梁上，他着实为突如其来的风景而兴奋:“绵里藏针的痛，紫椋鸟的故乡如同怀斯啊。”怀斯？又译为安德鲁·韦思，美国现代派写实主义绘画大师。我一时纳闷，匡又指着我躺在茅草丛中闭目养神的留影说:“多像怀斯的名画，不虚此行，我心安矣！”

　　看来故乡这本书我没有真正打开过，也许她注定只能被异乡人打开，所以才有“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样的格言。“异乡人！你的院门朝流亡敞开，樱花细语时你却双肩紧闭。”这是我很年轻时写下的诗句，如今想来，我自己的院门也一直朝流亡敞开，我压根儿就没有好好阅读故乡，而且与故乡有关的记忆也只是源自于童年。或者说，故乡与童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虽然硬币上的花纹已经模糊不清，但有几个关键词却是历久弥新的，譬如“打野仗”、“跳房子”、“打波”以及“饿死鬼”等。从我开始懂事起，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忆苦思甜”，说我们村活活饿死了哪些人。她说一个饿死鬼的名字就掉一滴硕大的泪珠，特别是当她说到，如果不是她冒险趁月黑风高，从公家地里偷回一篓麦子的话，我大哥(当时两岁左右)早也就成了饿死鬼时，更是嚎陶大哭。

　　“苦日子”过后很多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可我一直在忍受苦难，并且是那些鲜为人知的苦难！为什么在别人快乐幸福的时候偏偏让我承担苦难呢？可能上帝一不小心就把我做为他种植“苦难”的试验田了。看来他老人家没有像尼采所说的已经死亡，而是神不知鬼不觉跟袁隆平一起躲在某处搞杂交水稻。那种莫可名状的痛苦常常在我身上澎湃，浪打空城！我既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配方，也不知道它究竟源自哪里，但我隐约感到它可以撕心裂肺。当然，它本身也不愿意成为“痛苦”，它要新生:金蝉脱壳或蛹化为蝶……更为不幸的是我无法摆脱它，就像无法摆脱我体内的肾结石。

　　细想起来，我们兄妹四人就我一个人被文学给掐住了脖子，其原因肯定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感有关。我的童年异常困顿，物质与精神生活均极度贫乏，加之在父母面前“失宠”:离开故乡前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裳。过年时多想跟邻家孩子一样穿一件新衣裳啊，哪怕半新不旧也好，可穿到我身上的偏偏只是多加了几块补丁的“新衣”。并且连课本也都是旧的，因交不起学费只能从上一届同学那里借。但我渴望读书！记得读初二时的某一天，父亲交给我两元钱去商店买盐和酱油吧，我把剩下的两毛钱自作主张买了本《古文观止》（繁体字竖排本）兴高采烈回到家时，出其不意中了个“大奖”:两记漂亮的耳光。

　　……因此我十四岁去长沙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一篇作品《海的梦·梦的海》由现《青年文学》主编唐朝晖发在长沙市文联的《新创作》上。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写诗，其动力主要是企图摆脱“苦难”这种欲望的驱使:个体的和人类的。我愈来愈坚信，仅仅靠发展高科技是不会让人幸福的，科技只能使人更方便；那么诗歌则可以让人幸福吗？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而言，诗歌已使我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幸福，至少是痛并快乐着。

　　无独有偶，无论如何我无法让我的故乡快乐起来。当光明农药一样杀死黑暗之虫的时候，我就起床忙碌，然后黑暗又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把光明啃尽。就这样，很多年以来，我只能在凌晨抽出一点可怜的时间写作可怜的诗歌。上世纪中叶故乡的农民也是如此，他们只能趁早摸黑去自留地劳作一把:哪怕一年下来只能收获几斤骨瘦如柴的土豆。故乡的农民如今怎样了？三舅上午来我家闲谈时说，好是好蛮多了，但还有一件让他挥之不去的痛心事，即现在的水稻得请医师开处方，中西医结合治疗才能多收三五斗。为什么几年下来，所有的虫子都不怕农药了呢？很难杀死它们。三舅一边咂吧着旱烟，一边诉苦。这个问题对久居城市的我来说是陌生和不关痛痒的，三舅对此却极为愤恨。他说:“国家要想办法消灭虫子才算完全关心咱农民”。这话给了我当头一击，那么多三农专家研究来研究去，谁想到了从杀虫子的角度来解决问题？送三舅出门的刹那间，我的思绪和情感又如受伤的小鸟飞回故乡，虽然电视里此刻正播放郑智化的《水手》，他深情地唱道:“这点痛算什么。”

　　这点痛已然弥漫在故乡美丽的风景中。那么，我的故乡难道真如匡国泰所言模仿怀斯，怀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吐露过真情:“我的画忧郁沉重，完全是虚构的，它与童年的经历有关，近乎超现实，近乎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