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意义管理分析探讨本科论文

文学理论意义管理分析探讨本科论文

　　第1篇：建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意义

　　《中国的文学理论》是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不同于中国学界一般按照历史分期来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发展流变过程的写法，刘若愚先生另辟蹊径，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把相关要素分为作品、艺术家、宇宙、观众的基础上，从文学本论的层次上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和实用的理论六部分。“这种做法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方法，将零散的评论作综合，排除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与西方文论更有可比性。”本文不打算就此书所取得的成就与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赘述，而是要对刘先生在导论中提出的写本书的三个目的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论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有别于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独特存在。但其材料分散在各个朝代的文学、哲学、史学作品甚至朋友书信、史传碑志中，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料的杂糅性、分散性；同时中国人直观感悟与直觉体验的思维习惯也赋予了古代文论含蓄精炼、模糊多义的特点。这些特点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发现与研究。甚至，在“研究目的”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明确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何在，是进行中国文学理论一切研究的基础。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提出“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当下的价值。

　　刘若愚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导论”中写到，“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第二个目的“是为学习中国文学和批评的人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念较之目前更为充分的融合，铺出一条道路。”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刘若愚写这本书不仅是为了中国读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批评观念的融合。四十多年过去了，刘先生当年提出的三个目的是否已经实现，这恐怕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参考刘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我认為，建立中国的而文学理论，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目的：

　　一、使中国传统文论摆脱“失语”状态，平等地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

　　“失语症”是中国学者曹顺庆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发展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不是照搬俄苏文论，就是被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所淹没，而偏偏没有自己的理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样一个文论哑巴当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文论界提出自己的观点、占据一席之地的。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尴尬处境，给中国学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们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与印度文学理论、欧美文学理论相比，不但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思维方法、认识方式、表达方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命题和范畴体系，是具有强烈民族个性和特色的文学理论。”由此可见，发现、整理、建立有效且独特的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因为越来越全球化的语境要求世界各国彻底消除闭塞的、狭隘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全面的交流和互补。中国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论资源，又拿什么去和别国进行对话呢？即使引用、借鉴再多的“舶来品”，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他者的声音淹没，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这种悲哀的结果是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并与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

　　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

　　由于历史、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由泛政治化批评到泛文化批评的阶段，而唯独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偏离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从“五四”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以“启蒙”“救亡”“反封”等词语为关键词，文学批评成了众位仁人志士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工具，现实主义是其主题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评家选择了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选择了批评家，而现实主义又成为社会政治的首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包括审美主义等，由于它们与现代性整体宏大叙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纷纷落选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结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对前一阶段批评主流的逆反心理与另辟蹊径的考虑，批评家们开始在广泛的世界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中批评文学，试图从哲学的、美学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来发现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热”。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政治历史环境有关，与俄苏文论、西方文论的冲击有关，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独有的丰富的文论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而零散的、经验式的古代文论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论的一套话语模式，它蕴藉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对其进行创造性地阐释和生发，再运用到现代文学批评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情感体验？是不是比所谓“舶来品”运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建立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寻找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支撑的必经之路。

　　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论毕竟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话语表征形态，她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号象征。”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丰厚土壤中孕育产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几乎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从作者所在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及身世经历着手来“评头论足”，强调文学在社会政治与人格修养中的作用；注重文学创作和阅读中心灵的虚静，关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又是道家文化的虚静观的体现；再者，中国古代文化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境界”“灵感”等词语，本身就是佛家用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几乎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彻的了解，使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全面、更彻底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许是这项工作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意义。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现，研究专著、文章及学术会议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模糊之处得到澄清。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地建立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将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

　　第2篇：儿童文学理论教材的补位之作

　　进入21世纪，我国儿童文学方面的创作持续升温，儿童的文学教育也成为令人关注的课题。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在人们儿童阶段以及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大学中文院系里缺乏比较好的儿童文学的课程，甚至师范院校也不开儿童文学的课程。国内目前也缺乏理论比较完善且具有可持续性、普及性的教材。谭旭东的《儿童文学概论》填补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教材的空白。

　　谭旭东，当代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儿童教育专家。出版诗、散文、小说、童话和寓言等60多部，译著40多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10多部。文学理论著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为国内唯一以儿童文学理论获得该奖的学者。

　　《儿童文学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列入“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系列，这也是一套目前国内最权威也最全面的中文专业教材，囊括了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王一川的《美学原理》等被广泛采用的中文专业权威教材。其中，谭旭东所著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唯一由个人独著的理论教材，是教材系列的补位之作，填补了儿童理论教材方面的空白。《儿童文学概论》共31万多字，分为绪论、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儿童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国儿童文学概述、外国儿童文学概述和儿童文学各种文体等六部分，综合阐述了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引导读者多视角地理解儿童文学，并论述了儿童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多种方式，梳理了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轨迹。此外，该著作重点介绍了儿童文学各种文体创作的情况、特点及其不同的发展轨迹，并对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解读分析。其后还附录了儿童文学作品选读，同时给出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供读者参考。综观《儿童文学概论》，该著结合了儿童文学理论的宏观讲述与作品的微观阐释，作为一本教材，理论方面与教学应用全面兼顾，从多重文化视阈出发考察儿童文学，体现了作者历史纵深与现实思考的多维追求，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

　　一、文学理论的宏观讲述与作品的微观阐释

　　从《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体例编排上来看，其不仅涵括了儿童文学理论的宏观讲述，同时对涉及的作品做了详尽的文本阐释，宏观与微观结合。

　　从结构来讲，全书将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综合概述、文本分类及分析等作为论述展开的要领，章法严谨，论述清晰，既有宏观的理论讲述，又有微观生动的案例与文本分析，打破了以往很多儿童文学概论类教材文学概论型的索然无味的单纯理论介绍，突破了许多教材从文体论来梳理学科发展的习惯，全面中可见具体，脉络清晰。

　　首先，《概论》对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讲述。如果只是分门别类的以不同的文体分类来介绍儿童文学，不免太过琐碎、繁杂；如果只是对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泛泛而论，那就会变得抽象无实。因此怎样既做到有高度的理论概述，又能使读者学得具体知识，是《概论》所要琢磨的首要问题。不得不说，《概论》从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切入，涉及美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多个方面，探究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引导读者多视角地理解儿童文学。更为重要的是，《概论》并不把儿童文学局限于中国或者是当代的范畴，而是综照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轨迹，打破了一直以来单纯的基本理论介绍，对儿童文学的发生及发展轨迹，特征与价值，生产与传播以及文体特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阐释，使读者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儿童文学的历史状况和当代特点、基本原理等，更为系统地掌握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知识。

　　其次，《概论》对具体文本做了详尽的阐释用以辅佐理论，这表现在对基础理论的多角度阐释与对于具体文本的细剖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基础理论部分，《概论》不是孤立考察儿童文学，而是把多角度、多方位的探讨儿童文学的基本内涵，对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内涵做了具体的阐释，细致的分析了儿童文学语言、形象、意蕴等特征以及儿童文学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等。在介绍了儿童文学的相关基础理论、阐释了儿童的艺术特征及价值之后，谭旭东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把握中外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轨迹以及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渊源等，系统的探讨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起源和发展演变；另一方面，谭旭东对儿童文学的各种文体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从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诗、科幻小说、绘本、儿童戏剧、寓言、儿歌等九种文体出发，探究各类文体的特征、发展轨迹等，并结合生动具体的文本实例对各类文体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此外，《概论》在对各种文体进行专题论述和介绍时，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概论统一论述的写法，考虑了内容的新鲜性、生动性，并突出了每一个文体的自足性，把各类文体与具体案例分析对应起来，注重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联系，力求观点与材料的有机统一。《概论》无论是对基本原理的论述，还是对于各种文体的分析，都注意尽量避免过多的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论证，而是紧密联系儿童文学现状、发展趋势和作品的成败得失，来认识、把握和揭示儿童文学各类文体的特征以及其自身规律。比如，对“童话”这一集合了民间故事与人类智慧的文体，作者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析，对童话幻想性、叙述性、变形性、象征性等特征作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述，把创作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理论分析与作品结合，使得文学理论更明白易懂。从《概论》所涉及的具体文本来看，《概论》对各类文体分析研究之具体，论述材料之翔实，说明《概论》对文体分类并非泛泛之论，而是建立在扎實的基础之上，是作者长期积累的结果。

　　二、理论化与教学应用的全面兼顾

　　《概论》作为一本专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除了介绍儿童文学的相关知识外，呈现出既有系统化的理论又适用于教学的特点。

　　在知识体系的设计和专业知识的介绍上，谭旭东特别注重理论知识和艺术分析的结合，将理论与一系列的具体文本分析结合，以具体的文本分析来推动对各类文体以及儿童文学总体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既增强了《概论》的可读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

　　《概论》非常重视其作为一本教材的应用性。首先，过去的儿童文学概论教材，大部分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叙述语气接近，章节设计也很接近，因此这类书作为教材理论性强而缺少实用性。《概论》不再是晦涩生硬的阐述，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加之作者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文字简练生动，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如一些儿童文学教材对儿童文学下定义时经常从“儿童本位论”、“儿童年龄分层”的角度出发，晦涩难懂，需要读者另外去做大量的功课才能明白，而谭旭东于儿童文学的定义则简单明了，将儿童文学放到现实生活语境中阐释，更具现代意味；其次，《概论》对儿童文学的课程有很强的实用性，不仅可以作为本科的教材，还可以指导语文教师。值得注意的是，《概论》每一小节之后都有延伸阅读，列举了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有助于读者拓宽思路。除此之外，《概论》每一章之后都会有思考题，在教师布置作业方面提供了很大方便，也给了学生很大的思考空间。《概论》还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与儿童文学作品评论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爱好者而言，可以在其创作中起到引导作用；最后，《概论》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教材针对21世纪以来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从而达到指导儿童文学创作、教学与研究的目的。

　　三、历史纵深与现实思考的多维追求

　　《概论》从历史的纵深切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探源，将儿童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沿着儿童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不同时代其独有的时代特征和审美追求。《概论》从儿童文学这一特定的内容出发，多向度、多侧面、多层次地研究分析了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轨迹以及其现状，并将外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纳入进来，探究中外儿童文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轨迹，把儿童文学放在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放在物质和精神的广阔背景下探索、揭示儿童文学的特殊规律。

　　《概论》还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发展现实进行了思考。《概论》纵观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观照外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回归中国当下，针对21世纪以来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概论》指出儿童文学在理论批评方面以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面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与建议。首先，《概论》注意到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作品评论的“失语”和滞后现象，并对此提出了自己重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以及儿童文学评论及写作等方面的见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应突破“本质主义”的围栏，从单纯的审美批评走向审美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借重，同时应“开拓新视野，实现话语更新”“采用新方法，构造新景观”“抓好队伍建设，形成学科优势”，为儿童文学批评重新走上儿童文学发展的前台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指明了道路；其次，《概论》在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同时，对儿童文学进行了多维思考，指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过度商业化，电子阅读威胁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阅读，儿童文学奖的设置欠公平，中国儿童文学落后于外国儿童文学等诸多问题，以引起儿童文学界、少儿出版界和儿童教育界的反思与思考，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意义。

　　四、方法论的自觉

　　《概论》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其方法论的自觉。在编写过程中，《概论》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中外结合的方法、边缘辐射的方法进行操作。如《概论》对于每一个文体的讲述都是各类文体历史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理论以及艺术特征的结合，既有史的支撑，也有论的新颖；而对于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阐释则是中外结合，探究中外的历史渊源，使得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边缘辐射的方法则体现在《概论》对儿童文学的相关概念的阐释分析、对于阅读课和语文课的区别的阐释等诸多方面。《概论》以儿童文学为中心，介绍了与其相关的“儿童读物”“幻想文学”“民间文学”“青少年文学”等概念，多视角引导读者了解儿童文学，并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特殊性有准确认识。

　　五、多重文化视阈下的儿童文化考察

　　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捕捉能力，以其前瞻性的学术目光积极探索、积极思考，从不同的文化角度考察儿童文化，具有独特的創新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概论》打破了单纯从文学角度来阐释儿童文学的习惯，从传播学、出版学、教育学的等多个角度来探析儿童文学；二是《概论》对新作家、新作品的大量引入与评析；三是《概论》从“成长”的角度观照儿童文化，具有理论的创新性。

　　首先，《概论》从出版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探究儿童文学阅读文化。这是以往的儿童文学教材没有涉及的。作者注意到了当下儿童文学出版十分活跃的现象，并综合分析出版业的市场数据，不仅从商业的角度阐释儿童文学的出版，还将儿童文学的出版与文化传播、价值传播相联系，将每一本少儿图书的出版都与文化价值传播联系起来，探究少儿出版对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概论》还认为儿童文学的出版对儿童阅读文化构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出版业在经济上也对儿童阅读文化起着重要的回馈作用，《概论》将儿童文学的创作、儿童文学的出版、儿童文学的阅读和接受链接起来，将儿童阅读文化提升到了民族未来精神塑造的高度，给儿童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此外，《概论》综合考量儿童文学，认识到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价值——对教育的支援。《概论》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把儿童文学看做语文教育的优质资源、有机组成，这就点明了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的紧密联系，推动了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与应用，把儿童阅读抬高了一个台阶，这也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其次，《概论》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对新作家以及新作品的积极引用与评述上。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经典作品不胜枚举，《概论》拓宽思路，把眼光放到当代的作家作品上，列举了一些新的作家，新的作品，使得经典不仅仅限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概论》在附录中列举了各门类经典作品选，并开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100部。其中所涉及作家大部分是新作家及新作品，以当代居多，其中还有一些普通民众的作品，如简梅梅的《嘻哈小子》等。这种对于新作家、新作品的发现与挖掘体现了作者对于重新评价儿童文学，重新确定儿童文学批评的标准以及评判经典的标准，给予在儿童文学史上被忽视的作家一个重新判定的机会的不懈努力。

　　最后，《概论》的另一个理论创新之处在谭旭东对成长的关注。以往的教材多把着眼点放在“儿童”上，谭旭东的儿童文学观不仅仅关注“儿童”，还提出了“成长”这一命题。这可以说是《概论》的知识新颖、理论创新之处。谭旭东认为“儿童是成长的生命，因此一切关于成长、表现成长、有助于成长的文学都可以为儿童所接受，并对儿童的精神有益”，因此，作者将儿童文学定义为“关注（儿童）成长、表现（儿童）成长、有助于（儿童）成长的文学”。谭旭东对儿童文学的定义体现了他不仅仅对儿童文学写作事实进行了描述，还对儿童文学做出了美学价值的判断。

　　谭旭东的《儿童文学概论》着眼于专业知识教学的需求，结合历史与现实，是一部既具有理论的创新性又教学相宜的精品教材。该著结合了文学理论的宏观讲述与作品的微观阐释，理论化与教学应用全面兼顾从多重文化视阈出发考察儿童文学，体现了作者历史纵深与现实思考的多维追求，值得肯定；但《概论》中与理论结合的文本分析大多来自新作家的新作品，缺少对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这样的经典之作的介绍与推介，经典意识淡薄。总体来说，《儿童文学概论》瑕不掩瑜，无论对教师、儿童文学爱好者还是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来说都是一部理想的入门教材。

　　第3篇：文学理论课程中的原典阅读

　　文学理论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普通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程。文学理论是一门思考文学普遍问题的人文学科，以文学的具体概念、范畴、原理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方法论为总的方法论指导，从宏观层面和理论高度阐明文学的特点、属性、规律，发掘文学所呈现的人生体验、价值追求；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批评实践对象，对具体的文本做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概括。文学理论课程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与文化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的文学专业人才。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其比其他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更具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征；再加上作为一门公认的基础学科，又往往设置在低年级，所以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出现了许多困难。“理论”是艰涩的，是灰色的，但“灰色的理论”面向的是敏感的、多彩的教师与学生，如何让文学理论课程焕发出独有的魅力，发挥出独有的作用是每一个与之相关的教师、学生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文学理论课程的困境

　　目前文学理论课程面临的典型问题是：在教学方面，教师照本宣科地将概念、范畴、原理、特点、属性、规律等直接灌输给学生，使原本丰富、多元的课程简单化、单一化；在学习方面，学生跟着教材、教师亦步亦趋，死记硬背，没有养成自主阅读、思考和实践的习惯，也没有培养和提高自主阅读、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多年以前，吴晓东向大学文学教师提问：“什么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究竟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1]这些确实是每一位在文学院从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薛毅曾经不无忧心地提到：“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2]作为一门基础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隔开”学生与“文学”的联系，让“文学教育”取代“文学”是文学理论课程最不应该获得的结果，也是文学理论课程教师最不应该期待的结果。如果说接近文学、回归文学是文学理论课程的应有之义，那么，原典阅读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学理论课程的应有之实。

　　二、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原典阅读的原因

　　造成当下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原典阅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或者说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教材”上，而忽視了最重要的、“教材”的源头——“原典”。学科和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材必然以概念、范畴、原理、特点、属性、规律为其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只是教材——教材中的内容。

　　对于文学理论这门课程而言，所谓原典，是指提出了与文学相关的某种观点、发现与文学相关的某种原理、阐明与文学相关的某种范畴、诠释与文学相关的某种概念等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经典文本。比如对于《人间词话》，“原典”指的是王国维先生的作品，而不是指经过后人注释、阐发之后的各种注本、读本、选本——当然借助注本、读本、选本可以帮助理解原典，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暂且搁置。

　　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原典阅读的缺乏，首先在于教师方面。目前普通高校对教师设置的评价体系普遍具有科研重于教学的特点，于是教师们往往将心力都倾注在科研当中，或者说是科研论文的撰写当中，同时教学活动被当成了“额外的”不得不应付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照本宣科、满堂灌成了最便捷的“应付”方式。对原典，教师或者是不读，或者是只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阅读，没有将原典纳入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的研究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其以研促教、以研立教的积极意义——这也许也是评价体系中将“科研”列为考核重要内容的原因，但是事实却往往与愿望相违背，造成了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毫无疑问，没有对文学理论的原典进行广泛、深入地阅读与思考的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授，是多么的贫乏、无趣，除了死气沉沉地从教材搬来的“知识点”，教师还能给学生提供什么呢？

　　目前的学生面临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网络游戏、移动社交、社团活动、勤工俭学……比阅读原典更具有吸引力，不少学生的业余时间是在这些活动中完全或大部分的'消耗掉的。另外，在就业形势的影响下，不少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态度消极，而情愿将精力放在学习或辅修容易找到报酬较高的专业上。于是，当进入要求相当阅读数量与质量——可能是所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阅读要求最广泛、最深入，具有相当综合性、理论性的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时，“不适”，甚至是“强烈的不适”立刻成了大多数学生的体会。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面对遇到的困难，不少学生选择的不是积极的态度，不是努力勤奋地广泛、深入阅读、思考那些“难懂”的原典，而是选择了最熟悉的、从小学就使用的办法——死记硬背教材的条条框框，于是造成了恶性循环：越背越觉得枯燥乏味，越枯燥乏味越觉得不得不背。这样的学习方式，除了换来一个可能只能让自己觉得还看得过去的分数之外，实在对个人的能力提高没有任何的益处。

　　三、文学理论课程对原典阅读的方式

　　教师和学生是文学理论课程得以展开的主体，要走出文学理论课程遇到的困境，将原典阅读引入课程教学过程，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投入努力。

　　就教师而言，自身对原典的深入阅读与深入思考是不言而喻的必需。然后，是在上述基础上，清醒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启发、引导学生学会独立的阅读与思考，以及运用自己阅读与思考的成果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如果说传授“知识”与“技能”可以借助教材来实现，那么，启发、引导独立的阅读与思考并由此形成相关的能力则需要回到教材的源头——原典。在将原典引入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该怎么办呢？

　　在原典的选择上，首先，还是要考虑孔子曾经提到的“因材施教”。教师需要对授课学生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根据学生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原典。也许当下学生最现实的状况是阅读量少、阅读面窄、阅读程度肤浅，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理论课程常常被设置在一年级或在二年级（最晚），这个阶段的学生大部分刚刚才有了阅读的意识，刚刚进入广泛阅读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年来消遣化、快餐化社会阅读氛围的影响，自律、自主能力不强的学生深受其害。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不能一开始就选择极其艰深、晦涩的原典，而应该从相对简单易懂的原典开始，引导学生开始阅读。例如，学习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后，让学生阅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就不合适。这是一本厚厚的专著，涉及历史、地理、语言学、文学等等庞杂的知识、学科，让学生马上读懂这样的原典显然不合理，相较之下，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这篇文章要简短得多，并且，它主要是依托著名的小说《简·爱》展开论述的，学生阅读、理解起来要容易一些。其次，从容易开始，并不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要有不断提高的意识与作为，教师要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扩大、加深阅读的数量与质量。如前述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例子，学生读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有了大概的认识、理解之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并逐渐扩大至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或其他作家的作品。只有阅读数量和质量有了保证，才能对进一步思考的展开、对解决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了引导学生阅读原典，教师还要为学生创造合适的环境，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发表个人见解，与老师、同学互相切磋、琢磨。学生对原典阅读的效果，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检验，当然检验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教师的课堂提问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讨论会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教师在讨论会上一方面通过表述自己的立场、态度、观点给学生做出可供参考的示范，另一方面在“每个人都要发言”的研讨会上，教师可以更加仔细、具体地观察、倾听每个学生的陈述，及时发现每个学生独特的闪光点或不足之处，进而加以具有针对性的合理的引导，这对学生个人而言，是其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十分有效的推动。和讨论会相似的，教师也可鼓励学生撰写比较正式的论文或传递不那么正式的读后感，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展开笔谈。笔谈较研讨会的好处在于，因为是通过书写的形式，所以有更多的空间加以考虑和表述。在多样化的检验形式中，文学理论课程的成绩不应该只看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而应该将学生在课堂回答、研讨会、笔谈等过程中的表现考虑进来，甚至可以有所倾斜——比起考试，课堂回答、研讨会、笔谈显然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要求更高。

　　就学生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畏难的心理，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原典。原典，正如前文界定的，具有“原”的特征——它要比介绍性、普及性的教材要艰深，作者运思的推进、行文的表述都更复杂曲折，这对于即使是有所积累的读者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刚刚入门的学生了。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把艰深的原典当作一种千里之外的“诱惑”，那么，有志于学习的学生应该带着信心坚定地迈出第一步。阅读原典的过程除了愉快的有所得，必然也会遇到困难，遇到不解，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那也应该被看作是刺激前进的动力，不应该被假想的阻碍吓倒。

　　对于阅读的原典的选择，学生可以考虑阅读教师推荐的具体篇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情况有所选择甚至另有选择——实际上，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过程，在他选择阅读什么样的原典，怎样去阅读这些原典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当然，最能体现学生的阅读、思考效果的是学生在课堂里、在研讨会上、在笔谈中的表现。所以，就教师而言，应该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包括阅读原典篇目选择的空间，也包括阅读原典方法使用的空间，更包括表达个人思考、见解的空间；就学生而言，不仅应该积极阅读教师推荐的原典，更应该在教师推荐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并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思考、见解，与老师、同学相互切磋——独立的思考是学生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思考、见解也是学生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同样，倾听、了解别人的思考、见解更是学生需要培养的一种能力。

　　四、阅读原典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意义

　　正如前述已经提到的，文学理论课程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素质，将阅读原典引入文学理论课程的目的自然也是培养学生相关的文学素质。

　　首先，阅读原典，是在当下浮躁的阅读气氛中，学生学习沉潜心思、专注阅读的一种磨练心志的有效方式。其次，通过对原典的阅读，学生不仅可以掌握结论性的知识，更可以学习学术先辈思考、论述的方法。再次，从原典阅读到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阅读所得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独立阅读、有条理思考、清晰表述个人观点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学术知识的积累，更是個人心智、实践能力的锻炼过程。

　　雅斯贝尔斯在那本著名的《什么是教育》中提出大学教育的任务有四项：“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4]作为高等教育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课程之一的文学理论课程显然应该也将雅思贝尔斯所提到的四项任务作为课程的重要任务，将原典阅读引入课程过程是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十分值得一试的方法。

　　第4篇：关于生态水文学理论的西北旱区水资源管理探讨

　　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依然存在资源匮乏问题，尤其是水资源方面。在对水资源进行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应用了多项技术和设备，并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在部分地区还会存在水资源管理不善的情况，如西北旱区。生态水文理论的应用使得该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其认为经济增长与水资源管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关联，并且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对水资源管理方面进行优化已经是势在必行。

　　1西北旱区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管理理念有待更新

　　虽然近年来西北旱区对于水资源管理方面已经提起了充分的重视，并且可以发现其中体现出了系统化以及现代化的转变，但该方面的转变依然显得过于片面，工程方面是其主要的改变方向，却很少将生态方面纳入考虑范围内，管理目标也较为单一多为蓝水资源，绿色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不难发现，在西北干旱地区绿水资源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农业发展方面，其也是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前提之一，鉴于此，今后西北干旱地区在管理水资源时，应将绿水资源方面重视起来[1]。

　　1.2管理方法和技术不够成熟

　　水资源管理虽然被重视，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水资源浪费的现象，我国大多数地区中依然有很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现象，主要体现在工业用水、农业用水方面，很多城市中也会存在生活用水的水资源浪费问题。此种情况也导致了我国部分地区供水紧张，而导致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由两个：一，节约用水的意识和行动还未得到全面实现；二，水资源管理方法、技术不够完善，难以在此方面发挥作用。如我国在农业方面已经出现了滴灌或微灌的形式，但并未得到全面应用，尤其是西北干旱地区，其往往只是采取传统的漫灌方式，造成了大量水资源浪费的现象。

　　1.3水资源商品价值和价格方面认知不足

　　人们对水的认知较为浅显，只将其作为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实用价值很强，但其却很少能够意识到将水进行加工后能带来怎样的价值，水经过一定的处理后其可以作为某种商品，并且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其应被纳入商品经济中，并且在市场中要严格遵守价值规律，目前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很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该方面的潜在价值，今后西北干旱地区在对水资源进行管理时，可以适当加大此方面的宣传力度，使当地人们能够提升对水资源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2基于生态水文学理论的西北旱区水资源管理

　　2.1重视水资源保护

　　对水资源实施保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加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此方面主要是指水资源总量方面，如今我国的环境问题也较为严重，其也会影响到水资源方面，因此在此方面应做到合理分配水资源，以免部分地区因环境问题而面临更严峻的水资源问题；二，保护天然水质，如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田灌溉方面发展也较为迅猛，同时工矿企业也在持续发展，此种情况下使得我国水资源极容易受到多重污染，使得可用水资源的总量锐减。鉴于此，今后在保护水资源方面应注意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水源涵养林和植被等[2]。

　　2.2转变水资源管理理念

　　西北干旱地区对于水资源管理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并且确实发挥了不错的作用，但若将其置于生态水文理论下则显得有所出入。今后西北干旱地区应对自身拥有的水资源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了解蓝水、绿水的总量和分布情况，以便于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并对其实施统一管理。在此方面必须做到转变管理理念，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处理好流域与景观之间的关系，也要针对远期与长远规划做出调整，使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发展不会限制到水资源管理方面，也要使得水资源管理不会破坏生态环境。

　　2.3重视水权和水价制度的建设

　　水权顾名思义即水资源产权，其包括多个方面，如所有权、使用权以及转让权等，在所有权限中最为重要的是所有权。水资源具有多种特性，如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等，同时其也具有稀缺性、不可替代性；转让权是发展水资源商品方面的重要前提，其可以帮助调节用户自身利益，也可以将用户的利益、节水效益相结合，如此一来也就可以起到节约水资源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经济效益产生过大的影响。在相关研究中表明，合理设置水价能够提升水资源利用率，也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对于西北干旱地区而言可谓十分重要，然而目前我国西北地区在此方面的建设还不是特别完善[3]。

　　3总结

　　综上所述，研究关于生态水文学理论的西北旱区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仅关系到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更与我国整个水资源管理方面息息相关。我国地区众多，且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包括经济、环境等，而西北地区长期得不到更好的发展，水资源即为其中一大因素，对其实施科学管理即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近年来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已经就水资源管理做出了转变，但似乎收效并不十分明显，因此相关机构和人员应加强此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