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参考

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参考

　　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背过文言文吧？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你还记得哪些经典的文言文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参考，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勈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

　　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文言文翻译: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证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色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己”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钞”(《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

　　(一)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阴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根据《上林赋》乱写，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根”，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四)

　　总之，儒家经籍精深宏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

　　《文心雕龙·事类》简介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今人读解

　　文心雕龙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主要论述“事类”的运用，本篇研究中的主要歧疑，是对“事类”概念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王志彬先生就“事类”与“事义”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解，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龙学界对“事类”概念所持的几种不同的观点，这对于更深入理解《事类》篇的主旨以及探讨六朝文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事类”与“典故”

　　现代文学家在注释《事类》篇时，大多用“事类”与“典故”或“用典”作对比，其中有两种观点颇为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事类”就是“典故”或“用典”；另一种观点认为，“事类”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大得多。

　　刘勰《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刘勰所谓的“事类”，其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略举人事”，一为“全引成辞”，“人事”，刘勰也称之为“古事”，“成辞”，刘勰亦谓之为“旧辞”。由此足见，刘勰所说的“事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引用古代的“人事”，并且所引用的“人事”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事类”；其二，引用古书、古人的言辞，并且确有其书、实有其人，任何虚构古书或著名人物的言辞也不能称为“事类”。对“事类”这两方面内容的概括，龙学家基本都能明确地指出，只是在和“典故”作对比时，出现了差异。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典故”的含义，对“典故”定义的界定比较复杂，吴直雄先生经过大致的梳理，把“典故”的定义概括为七种类型、九种意见，最后吴先生认为《辞海》“典故”条中“典故”的定义可以为我们所遵循。《辞海》定义“典故”为：①典制和掌故。②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这一定义也被《汉语大词典》所采纳。在古代，“典故”有“典制”之义，即典章制度的意思，如《汉语大词典》“典故”条所举《北史·高隆之传》：“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而刘勰所论述的“事类”并没有此义。此外，《辞海》中“典故”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而刘勰所言“事类”的另一层含义是“全引成辞”，其中所举的两个例子是“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不管是“政典之训”，还是“迟任之言”，都是完整的一句话，它们也有出处，但很明显与“有来历出处的词语”不一样。朱星《文心雕龙的修辞论》认为刘勰《事类》篇所引箕子高宗之事以及《书经》上的古语，实在都算不得典故，他说：“主要是在组织上语气上，成为典故必须是压缩的一个词或短语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种代言体的口气说出”。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事类”与“典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实这一层含义。因此，把“事类”等同于“典故”或者说“事类”比“典故”的范围大得多的观点都是不甚恰当的。

　　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将“典故”的使用分得极为细致，其云：“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义。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援古事以证今情之类，约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浑用，三曰综合，四曰假设。用成辞以明今义之类，亦约分四项：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证，四曰借字。”刘永济先生也主张“事类”即是“典故”，他在刘勰《事类》篇的基础上，将“事类”的种类及其应用论述得更为详尽，其中如“用古事”中的“综合”、“假设”两端，“用成辞”中的“檃括”、“借字”两项，刘勰《事类》篇只字未提。刘永济先生的这种归纳为后人研究“事类”以及“典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对丰富我们的认识与开拓我们的视野有重要的意义。

　　二、“事类”与“引用”

　　修辞学发凡

　　龙学研究界中，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把“事类”等同于修辞学上的“引用”。“引用”这一修辞现象的产生由来已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其内涵与外延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认为“引用”约有两个方式：分别为“明引法”与“暗用法”，他说：“文中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辞。”“引用辞”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陈望道先生认为还有一类滑稽的用法，即“割截成文，以资谈笑”，如“回也不改”割截自《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陈望道先生所言的“引用”与刘勰所谈的“事类”有极大的相似性。与陈望道先生对“引用”的解释相比，当代学者对“引用”的理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王德春主编的《修辞学辞典》认为“引用别人的话语或成语、谚语、格言等”都算作“引用”，该书按引用内容的不同把其分为四类：“引经”、“稽古”、“出新”和“反用”，“引经”可以类比为“事类”中的引成辞，但是要比引成辞的范围大得多，凡是格言、名句都是“引经”，“稽古”可以等同为“事类”中的用古事，其中“出新”与“反用”，刘勰《事类》篇未曾论及。《汉语大词典》定义“引用”为：“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词作为根据。”《汉语大词典》所释“引用”的定义基本上可以代表我们今人一种普遍的看法。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所指涉的对象极为宽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言词，包括谚语、俗语、成语、儿歌、童谣、数据、格言、语录、警策、歇后语、圣贤言辞、名人言论、诗词散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凡是被摘录出作为根据的皆可称之为“引用”。在《事类》篇中“引”字共出现了八次〔13〕，把这八处“引”字翻译成“引用”也是可以的，而且刘勰也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但是由此出发，把“事类”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是不太贴切的。现代意义上的“引用”比“事类”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事类”大致相当于“引用”这一修辞方法。

　　三、“事类”与“事义”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事类”与“事义”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参考刘勰以前或当时的其他有关论著，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同异之处，对于明确刘勰的文学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事类”的称谓很早就出现了。六朝时候，“事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事类”，有的称“事义”，有的则称“用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这里的“事类”就是指引古事或成辞。锺嵘《诗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这个“事义”与“事类”的含义相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这里“事义”与“用事”的含义所指一样，就是运用古代典实之义。《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全借古语”、“唯睹事例”也与“事类”的含义相同。萧统《文选序》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萧统所言的“事”与“义”大致与事类之义相同。

　　解说

　　刘勰也曾几次用到“事义”一词，其含义与“事类”相同。如《体性》篇：“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知音》篇：“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此二篇中的“事义”与“事类”的含义相仿。即使在《事类》篇中，也存在“事类”与“事义”通用的情况，如“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综上所述，六朝时候，“事类”的称谓虽然不一，但它已渐渐地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了。

　　在中国古代用古事、引成辞的现象出现得很早，并且逐渐地演变成一种特定的修辞手段，被文人学者大量地使用。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云：“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汉代之文几无一篇不采录成语者，观二《汉书》可见。）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祖保泉先生《文心雕龙解说》认为在文章中“事类”运用不当，就会纰缪丛生，“刘勰注意到了这个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试图加以解决，便撰写《事类》篇。”祖保泉先生的这种解释非常中肯，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此，联系黄侃先生所论，我们明白刘勰《事类》篇主要是针对当时文风而写的。同时，“事类”的使用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在这个时候刘勰加以适当地总结也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一种情况需加以辨析。刘勰《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此处“事义”的含义显然不是“事类”一词所能涵盖的，作为一篇文章的骨髓，这里的“事义”主要是指支撑全篇的材料与事实。

　　以上分三部分辨析了“事类”与“典故”、“引用”、“事义”的同异之处。“事类”是中国古代修辞学上的一个专门术语，与现代意义上的“引用”大致类似，但比“引用”的范围要小得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古事，一是引成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