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关于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欢迎阅读！

　　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养气

　　作者：刘勰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刘勰针对当时创作者们的这种不良心态，提出了“养气”之说。他认为一个创作者应该拥有“从容率性，优柔适会”、“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的良好心理状态，而不应为了文名而做诡巧华靡、浮诡雕饰之辞。剔除那种指望通过华辞丽句、奇论诡谈来追求文名的创作心理，所剩下的就是“率志”、“率情”的创作，对于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用心”的创作，刘勰并不反对。这个意义上，《养气》具有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在作家创作心理层面上具有了现实针对性。所以“养气”的功能也就不仅仅在于保持创作者的旺盛的创作精力了。

　　赞曰∶

　　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文言文翻译: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三)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和谐，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刀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四)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

　　养气地位

　　养气养气《文心雕龙》创作论第十七篇是《养气》。关于它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所处地位的问题，前辈后学几乎都持它为“补《神思》之未备”的观点。黄侃先生说：“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王元化先生认为黄侃所说：“大体上是正确的”这种观点可能得益于纪昀的启发。纪昀说：“此非惟养气，实亦涵养文机。神思篇虚静之说可以参观。”黄侃以后，刘永济先生也认为：“本篇申《神思》未竟之旨，以明文非可强作而能也。”周振甫先生说：“《养气》是承接《神思》的……《养气》里进一步说明怎样酝酿文思的道理。”以后诸家及后学论及这个问题时多以黄侃先生的说法为参照。在诸家看来，《养气》在《文心雕龙》中存在的地位，似乎就是《神思》的附属物，对《神思》未备之处进行补充说明罢了。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忽略了《养气》篇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研究的偏差是这样出现的。各家持“补《神思》篇之末备”可能从以下二方面来考虑：其一是《神思》篇作为创作论首篇，为《养气》提供了生发点，故认定《养气》为补神思之末备之作。这种生发点基于文中出现的三次涉及“气”概念的论述，摘录如下：

　　神居胸臆，而志气（情志气质）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方其搦翰，气（旺盛的气势）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气血）竭于思虑……

　　其中，第三句所谈及的“气”在内涵上与《养气》篇所谈的“气”比较相近，第一句和第二句中的“气”则分别与《体性》、《风骨》中谈及的“气”相近（见第三部分的分析），但它们都是彦和在讨论《神思》篇要解决的中心任务——艺术构思本身的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仅具有纲领性意义。我们知道，《文心雕龙》整个创作论部分实质上都离不开艺术构思这个核心的基础性问题，《神思》篇必然要为以下各篇提供一定的生发点，这正是《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章学诚）的表现之一。如果因为有这些生发点的存在，就说《养气》篇为“补《神思》篇之末备”的话，《神思》以下各篇都可以依此持论了，这种说法显然是笼统的，不确切的。其次，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通常喜欢引证《神思》中“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这句话来说明《养气》篇为《神思》篇的补充。这句话是彦和在谈到艺术构思过程时，对于“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这种言不达意的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秉心养术”是说要驾驭好自己的心灵，锻炼好写作的方法，“含章司契”是指要掌握写作的方法技术或规律，彦和虽然反对“苦虑”和“劳情”，但并没有在行文中提出需要“养气”才能解决言意矛盾的艺术构思困境。所以，把《养气》作为“补《神思》篇之未备”的观点，也是没有可靠的根据的。

　　笔者认为把《养气》作为“补《神思》篇之未备”的观点，说明了研究者们在研究过程中过分重视《神思》篇的功能，忽视了《养气》篇在创作论体系中应有的独立地位。《养气》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究竟是什么呢？刘勰在《序志》篇中开章明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结合这个中心主题来分析《养气》本文，可以说它是《文心雕龙》中唯一的一篇以讨论调整作家创作心理为根本任务的作家心理论。它主要探讨了调整作家创作心理的必然性、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调整的措施或方法的问题。彦和持论思路如下：

　　养气养气彦和首先阐明了调整作家创作心理的必然性。他认为：“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创作者“率志委和”，则能使“理融而情畅”，如果“钻砺过分”，则会导致“神疲而气衰”。这种“性情之数”，就是性情的规律，也就是创作者的必然的创作心理规律。“养气”，就是要求创作者能顺应这种创作心理上的必然规律（“性情之数”），学会率性、率情而作，接着，彦和强调了“养气”，即调整作家创作心理的重要性。彦和认为“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这种由生理上的少壮不同导致的心理上的志盛者胜劳、气衰者伤神的情形是“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然后进一步在心理层面上展开论证，由于“器分有限，智用无涯”，创作者如果“惭凫企鹅，沥辞镌思”，违背性情之数，必然导致“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的恶果。

　　再次，彦和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来总结“卫气之方”，即保持良好的创作心理状态的措施或方法。他认为，“学业在勤，功庸弗怠”，在掌握学术知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志（纪昀认为志当作至）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纪昀注：“学宜苦而行，文须乐。”）文学创作是一种“申写郁滞”的精神活动，抒发情志是它的功能性特点，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性情之数”，而去“销铄精胆，蹙迫和气”，则非“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了。彦和继续从文学创作的思维特点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文学创作中会出现创作者“思有利钝，时有通塞”、“神之方昏，再三愈黩”的情况，从而提出了“卫气之方”：其一是“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其二是“烦而即舍，勿使壅滞”；其三是“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

　　最后彦和在赞中强调当创作主体在“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情况下达到“水停以鉴，火静而朗”的“虚静”的创作心理状态，就能够在创作时“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看来，彦和所谓“养气”的目的是要在遵循“性情之数”的基础上涵养血气（关于《养气》之“气”为“血气”，见第三部分论述），避免“劳”“倦”的心理状态，从而争取在创作中能“气以实志”（《体性》），并“情与气偕”（《风骨》）、最终达到“秀气成采”（《征圣》）。所以，《养气》篇的理论地位并非一句“补《神思》之未备”可以说明的。李建中先生曾在他的论文《从品评文人到精析文心》中说：“汉魏理论家，在品评人物时，在描述作家应具备的心理素质时，都是围绕‘才’与‘性’来讨论的。而刘勰的才性论有着自己的特征：其一，道德意识淡化，心理学意味增强……其二，将才性论应用于创作心理……”这种把《养气》篇从文艺心理学意义上明确化的论述给我们以很大启发，可以说，《养气》篇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于它是《文心雕龙》中唯一一篇专门讨论作家创作心理的文章。

　　养气作用

　　养气养气彦和为什么要把调整作者的创作心理的问题单独立论？“养气”的作用是否仅仅在于使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

　　龙学研究诸家，一般都认为彦和之所以主张“养气”，是由于他认识到在写作过程中用心过度，会损害精力并伤人性命，“养气”则能使创作者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周振甫先生说：“养气是保养精力，反对劳神苦思、呕心沥血来写作”。陆侃如、牟世金先生说它是“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也有把“养气”的这种功能转换到“虚静”这个命题上，认为“养气”的目的在于使创作者保持虚静状态，从而利于艺术想象活动的展开的。这些观点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养气》篇的中心内容既然在于调整作家创作心理，其着眼点似乎确实就在如何保持作家创作时的旺盛精力上。但如果深入分析，会发现此论并不能切中肯綮。文中这段话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彦和在论述中，把作为“养气”对立面而出现的“钻砺过分”的行为具体化了。他崇尚三皇时的“辞质”，认为三代春秋的文章虽然“沿世弥缛”，却是“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他反对“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那些“钻砺过分”的行为，主要就是指这种“牵课才外”的“攻奇饰说”、“辞务日新”、“争光鬻采”的为文之法。创作者为文时，不能“率志委和”、“从容率情”，却想凭借诡句艳辞来谋取名利，这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必然违背“性情之数”，导致“神疲而气衰”。彦和还说：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

　　所谓“沥辞镌思”，就是说精选文辞，雕凿思维，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由此可知，彦和认为使创作者产生神疲气衰的不良心理状态的，是在“攻奇饰说”、“沥辞镌思”上“钻砺过分”，这正好切中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从而具有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刘勰和同时代的钟嵘都曾谈到当时创作的歪风邪气：

　　宋初文泳，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之所竟也。（《明诗》）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