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护项目的相关工作报告

文化保护项目的相关工作报告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大家知道标准正式的报告格式吗？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文化保护项目的相关工作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继20xx年9月29-10月3日chp三位志愿者王云霞、罗吉华和高巍对阿尔村进行实地考察之后，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正式进入第二阶段工作。此阶段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阿尔村全面启动项目，组建阿尔村志愿者队伍。

　　一、前期准备工作(20xx年10月16日—20xx年11月12日)

　　(一)初拟记录大纲。为便于阿尔村民比较全面地记录本族文化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chp志愿者根据对羌文化和阿尔村的初步了解，草拟了一份记录文化的大纲。这份大纲并非要限制村民的思维，而仅仅发挥一个提示作用。大纲内容最终要经过阿尔村民的讨论才能确定。

　　(二)设计阿尔村羌文化保护志愿者徽章。这个想法是我们在chp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由项目当地负责人高荣金所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志愿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于是，chp委托高荣金设计了融入羌文化底蕴和志愿者精神的徽章，先期制作了100个(后来在阿尔村发展志愿者时大大超出预期，补做了600个)。

　　(三)购买项目所需设备。这些设备是chp提供给阿尔村民在记录民族文化时所使用的，包括一台dv摄像机，两台数码相机，两个移动硬盘，三支录音笔，四个u盘。

　　(四)与来京的三位释比交流。阿尔村三位知名释比余世荣、朱金龙和余正国于11月上旬来到北京。这三位释比是项目的核心志愿者，对项目的成功开展具有重要影响。我们一起进行了充分交流，包括对记录大纲的意见、对举行阿尔村震后第一个羌历年的想法、关于修缮阿尔古羌碉的吁请等。

　　二、阿尔村项目的实地开展过程(20xx年11月12日—20xx年11月22日)

　　20xx年11月12日，阿尔羌文化保护项目志愿者队伍七人从北京出发，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云霞、汶川县文化馆的高荣金(在中央民族大学接受培训)、北京农学院的刘剑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吉华、北京电影学院的高巍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郭萍和穆永强。11月13日下午四时许，我们再次来到了阿尔村，依然入住在余世华家里，虽然住房很紧张，余大叔还是想办法把我们七人全部安排了下来，他们一家的热情和关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也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非常感谢他们!

　　此时的阿尔正处于初冬时节。15日晚上，雪花就飞扬进这个山坳。一夜后，阿尔换了一身装束，山上白雪覆盖，白雾缭绕，沟里的溪水氤氲，重重的山，层层的雪。余大叔说，每年羌历年(农历十月初一)前后就会下雪。果不其然，今年的雪如期而至。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雪一下就是五天，积雪竟达一尺厚。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说：“在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雪，我从来都没见过。”大雪酿成了大灾，地里还未收成的农作物被大面积冻坏，山上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被部分冻死，由于积雪太深，天气太冷，食物难寻，许多牛羊跑下山来。许多村民在房屋重建中还未修好牛圈羊圈等，无奈中只能任由这些牲畜在村中、田地里四处寻食，甚至吃村里的塑料垃圾。气温的低下，使得村中水管多处被冻裂，不少村民只能冒着大雪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背水，生活非常不便。村民心中充满了焦虑和忧愁。据村里初步估计，全村的经济损失达上百万。这样的大雪也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之后的几天，我们就天天冒着大雪在村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四处寻访、开展工作，跌跌撞撞、随时摔倒成为很平常的事情。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村民们对于参加项目志愿者的热情却丝毫未减，而我们也更加坚定了工作的信心。

　　(一)与村长和村支书会谈

　　到阿尔的当天晚上，我们与村支书王学林、村长马成龙在余家的火塘屋进行了第一次交流，说明了这次项目工作的内容、期望，以及村里如何恢复震后的第一个羌历年等事宜。这段时间，村里的工作依然很紧张，阿尔村在申请历史文化名村，一旦成功，就会给村里带来3000万的投入资金，这对村里的发展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几天，就会有领导来视察。于是整顿村容村貌，要求村民拆掉帐篷等过渡房成为这几天村里工作的首要事情。我们一听，这申请历史文化名村和阿尔村羌文化保护项目的开展正是相得益彰，一个是政府的投入，一个是民间的行动，可以共同促进羌文化的传承以及阿尔村的发展。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初步明确了这次项目如何在结合村寨实际情况下来开展，并拟定了接下来几天的工作任务。

　　(二)走访核心志愿者

　　11月14日和15日，我们按照村里先期推荐的名单，走访核心志愿者，与这些志愿者先单独进行充分交流，就项目开展的方式、内容、大纲等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与村里羊皮鼓舞传承人杨骏清的交流中，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这些核心志愿者里没有妇女，并向我们推荐了几个人选，包括村里的妇联主任朱琼芳、唯一的一位女释比陈星亮以及能歌善舞的王星英奶奶等。于是，我们便在村寨里寻找，她们或是正在地里挖土豆，或是在家里忙碌地干活。听了介绍，又有我们前期在村里所做的铺垫工作，每个人都表示十分愿意加入到记录保护本族文化的志愿者队伍中来。我们还走访了村里的会计杨波、民兵连长何世清、老释比朱光亮、村小校长朱金勇等人。

　　(三)召开核心志愿者会议和村民会议

　　原本我们计划在11月16日晚上举行全村村民大会，可是通过前两天的了解，我们发现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很不现实，一方面是这几天村里工作很紧张，村民也有很多事情，难以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是下雪天山上阿尔组的村民如果来参加会议，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对此，我们立即做了调整，分别到各个组召开村民会议，这样对村民来说更便利一些。由于立别组在震后整体搬迁到山下，组里的二十多户村民已经分别插入白家夺组和巴夺组，因此，我们的村民会议将分三次举行，即白家夺组、巴夺组和阿尔组。

　　11月15日晚上，我们在余家召开了第一次村民核心志愿者会议。有21位志愿者参加了会议，这个人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会议由高荣金主持，chp的理念以及项目的内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在会上，大家还根据所讨论的大纲内容推荐了7名小组长以及7名负责技术处理的突击队员，同时我们把预先准备的设备交接给村委会。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这意味着志愿者队伍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搭建起来，有了负责人、小组长和突击队。看着志愿者们在“志愿者承诺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高兴地佩戴起志愿者徽章，我们意识到，项目在村里全面开展的第一步是成功的。

　　16日，我们分别在白家夺和巴夺组召开了村民会议。两次会议上，来参会的村民踊跃地报名要成为记录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志愿者，全体呼吁要保护修缮位于阿尔山头的古羌碉，而且都商定各组要举办震后的第一个羌历年，他们认为这既是对传统的恢复，也是在困难时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举措。17日下午，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爬上了阿尔村中地势最高、位于山头的阿尔组，在组长家里召开村民会议。会议内容与前两次的相同，但这次会议上，村民志愿者提出先期推选出来的几个小组长都并非本组人，由于环境的限制，很不利于工作的交流和开展，于是大家推选了两位年轻人作为本组的负责人。

　　(四)培训志愿者

　　在此阶段工作中，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对报名参加志愿者的村民进行培训，在核心志愿者会议和三次村民会议上，以及走访志愿者时，都不失时机地介绍项目的理念、方法和目标，我们一起讨论大纲、记录项目、记录格式等方面的内容，并为志愿者提供了专用的记录本和笔，对报名参加技术突击队的志愿者也进行了相关的技术操作培训。我们的核心志愿者余正国经过初步培训，已经用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设备记录下了羌历年的过程和内容。而其他的一些志愿者也在开始思考自己所要记录的内容，我们11岁的小志愿者余正樱桃就正在向她的妈妈打听羌族的洋芋糍粑是如何做出来的。

　　(五)平整诵经台

　　按照羌族的传统，羌历年只能在村寨的老庙里(也就是诵经台所在)举行。巴夺组的羌历年决定在农历十月初五与初六两天举行，于是组里提前布置好各位村民在羌历年中所要发挥的作用，例如砍杉干、扫雪、准备祭品等，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平整诵经台。

　　11月20日，农历十月初四。雪终于停了，天终于放晴，能看见高空的蓝色，太阳出来，映在白雪覆盖的世界，那光亮，非常眩目。一群村民带着铁锹、锄头开始清扫从村里到庙基的道路，平整诵经台。村里人说，这是巴夺的老庙宇，供奉着牛神、村寨神、玉皇大帝等神灵。庙宇依山而建，原本很宏伟，上下有石阶梯，还有吊脚楼，可是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毁一空。如今，这里只看到在20来平米的平台上，还有几处石砌的残垣断壁，石壁上有熏得黑黑的阳尘，供奉台上没有任何神像，只有几块石板提示了神位的所在。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还记得以前庙宇的样子，而年轻一代只知道这是庙基。我们也加入了打扫庙基、平整诵经台的行列，拿着锄头铁锹干了起来。虽然没有村民们那样有力、迅速，但是也为羌文化保护尽了一份力。

　　(六)举办羌历年

　　羌历年是羌族最为传统的节日，主要是村民庆祝丰收，请神还愿，企盼来年风调雨顺，并制定新一年的村规民约等。可是近年来，许多羌族村寨并不举办集体性的羌历年，渐渐地，这项传统的内容及其所蕴含的意义被许多人淡忘了。阿尔的几个村寨还保留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次我们之所以选择在11月中旬到达村寨，也是希望能促进震后羌历年的恢复。

　　原本我们以为村民忙于重建家园以及今年雪灾的影响，对于恢复这个传统节日并不热心。事实证明，我们多虑了。白家夺组的村民首先提出要在已经成为废墟的老寨子办羌历年，而巴夺组长朱光跃告诉我们说：“我只是试探性地问了一下老百姓，这个羌历年我们搞不搞?结果大家都很踊跃，说要搞，为啥不搞!我们巴夺68户，每户出50元钱，把震后的第一次羌历年好好地办起来。”

　　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二，白家夺组举办羌历年。早晨十点多，村民们顶着鹅毛大雪，带着羌历年活动所需物品，朝着白家夺废墟上的庙基进发。由于大雪太厚太急，人们只能排成一字艰难前行。在废墟上，80多岁的释比余明龙主持了祭祀仪式，村民杀鸡宰羊，点香燃蜡。雪一直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越来越冷，这也导致白家夺无法按照传统举行羌历年的一整套仪式。据说，这个寨子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举办羌历年祭祀活动。

　　11月21日-22日，农历十月初五、初六，阿尔最大的村寨巴夺组举办了震后第一个羌历年。三位释比朱金龙、余世荣、余正国于20日晚从北京赶了回来。21日一大早，释比们就忙活开了，做太阳馍馍、月亮馍馍、准备旗帜、猴皮帽、羊皮鼓、请出“张三爷”等。一切准备就绪，村民们跟着释比上庙、请神、敬神、敲鼓唱经、献羊、杀羊、煮羊、分食等等，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中午。尽管大多数农户遭受了雪灾，尽管有很多人的新房没有建好还住在过渡房里，但这样一个凝聚团结的氛围足以给村里人带来很多安慰。

　　至此，我们这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11月22日下午，我们离开了阿尔村。值得一提的是，在18日那天，我们志愿者小组有四人先行离开阿尔。然而，大雪阻断了山里与外界的联系，厚厚的积雪使车辆无法行使，四人只能冒雪在雪路上徒步行走3个多小时到达龙溪乡。特别要感谢的是，三位村民肩背着重重的行李箱一直把四个志愿者送上了到县城的车，再步行回到村里。他们的热情、纯朴和善良深深打动着我们。

　　三、成果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向阿尔村民全面详细介绍这个项目的理念、方法和目标，推动村民保护羌文化的积极性，动员村民们加入到项目之中，为自己行动起来，为记录、保护、宣传本民族文化做出努力。通过此阶段工作，我们主要取得以下成果：

　　第一，众多村民积极报名参加到阿尔村羌文化保护的志愿者队伍。在核心志愿者会议以及白家夺、巴夺和阿尔组召开的三次村民会议上，冒着大雪来现场报名的就有125人。这些志愿者中，年纪最大的已经83岁，最小的只有11岁。我们在村寨中走访的时候，还经常会有村民主动找到我们说希望成为志愿者。所有志愿者都在“志愿者承诺书”上坚定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在当地构建起以当地项目负责人为首的志愿者组织框架，村民志愿者根据大纲内容推选了7名小组长以及技术负责突击队，并明确规定了小组长的职责。

　　第三，为了保护悬崖上被地震震裂已经摇摇欲坠的阿尔古羌碉，村民们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写了一份“关于修缮阿尔千年羌碉的吁请书”，在吁请书上签名按手印，并委托我们将这份特殊而珍贵的“吁请书”送到相关领导的手上。

　　第四，我们对志愿者进行了一定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对项目的认识、对记录大纲的确定、记录体例、写作方法等，同时对报名参加技术突击队的志愿者就如何使用设备、如何分类、如何建立记录档案等内容进行技术培训。

　　第五，在过羌历年之前，村民们集体平整了位于巴夺寨庙基的诵经台。

　　第六，促进村民对羌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比如巴夺组和白家夺组村民都在保护羌文化志愿者精神的感召下，主动要求举办震后的第一个羌历年。

　　四、经验与反思

　　通过这次的工作，我们就如何开展项目获得了一些经验，在此也与大家分享：

　　第一，团队成员的积极配合与互相信任。这一次的七人志愿者团队，在三个月前，大家彼此互不认识，却抱着“想要为羌族做点什么”的想法而聚集在一起。团队成员有着多学科(法学、民族学、艺术、导演等)的专业背景，有着多民族(羌、汉、藏、回)的身份。在工作中，大家会有不同的视角、方法和重点，有时候也会有争论，但理想和目标是一致的，有效沟通、积极配合与互相信任正是我们这个团队即使在面临困难感受艰辛时依然能再走一步的力量。

　　第二，围绕项目目标灵活调整策略，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在进入村寨的实际工作中，遇到许多与我们在北京所预想不到的情况，例如原本我们打算一次性召开全村的村民大会，可是由于气候及村里的实际困难，我们立即决定到各个村寨分组召开，虽然于我们来说增加了工作内容，但是这样方便了村民;再如羌历年的举办，期间也经历了些小挫折。最终，我们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第三，充分尊重当地人的意见和文化权利。对于当地人来说，村里几百年来传承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特点，只有当地村民是最熟悉的，他们当然是本文化最权威的发言人。在记录保护文化以及宣传文化的过程中，当地人所掌握的地方知识以及所要诉求的文化权利，应得到充分的尊重。

　　第四，淡化外来者和外来专家的角色。项目的理念一直是，让阿尔村羌民自己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我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非是“推动”，而不是强加干涉。即使在对村民进行的培训中，我们也一直强调文化主体人的作用，而只是进行简单的技术培训，不进行任何价值判断和记录内容的筛选。

　　尽管这次的工作所获颇多，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注意：

　　第一，目前村里报名的志愿者人数很多，在项目进行中，如何分工是个问题。虽然我们初步建立了志愿者的组织结构，有了大家推选的几个小组长，可是村里负责人能否把这些志愿者有效地组织起来，把大家的热情延续下去，成为一支记录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志愿大军，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当地有一些村民对此项目仍存在一定的疑虑。一些村民在想，我们做这些事情，到时候出版了书，公开了拍摄影像，是否为了赚钱?到时候这些书卖了钱，有了稿费，该如何分配?那些设备是不是就成了村里少部分人的“私有财物”?针对这些忧虑，一方面需要我们就项目理念和目标多做解释，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与村民仔细商量，充分尊重村民和村干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