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中民俗风情初探

有关汪曾祺小说中民俗风情初探

　　在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视为一个跨时代的作家。汪曾祺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进行写作，表现他所熟悉的市井民情，情感深厚。80年代以后，回忆童年所生活过的环境，包含很多民俗风情的描写，这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艺术储备的。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经商，父亲参加科考，应当说是一个儒商家庭。因此，汪曾祺在小时候受家庭熏陶下对经史子集非常熟悉。在他的生命哲学意识中，受到过孟子人性本善观念的影响，庄子哲学中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思想对汪曾祺的思想形成也产生过一定作用。究根追底，儒家思想中原始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汪曾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儒家的仁学思想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的一种富有浓郁人情味的亲子之爱，在普遍的社会人生中建立一种仁爱礼让、亲和统一的人伦秩序。汪曾祺的生命哲学思想融儒释道为一体，这为他创作具有民俗风情的作品提供了思想基础。在1939年，汪曾祺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文学，当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授，对汪曾祺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汪曾祺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就有沈从文，沈从文的作品具有唯美的抒情化特征，善于描写家乡湘西纯朴民风。在校学习期间，汪曾祺积累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写作方式。此外，汪曾祺从小生活在市民社会中，接触了各种行业的社会底层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身上都体现着一种传统纯朴的社会民风。汪曾祺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的小镇，具有典型的中国南方小镇的风俗特征，这样的生活环境和质朴的乡民为汪曾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材料和背景。思想的形成、老师的指导、天然环境的影响，决定了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

　　一、平淡的叙事，诗意的氛围

　　汪曾祺的小说文本在篇幅上呈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短篇为主，几乎不涉及中长篇，从未试验写作过全景式或史诗性巨作，社会文化论文《汪曾祺小说中民俗风情初探 毕业论文》。汪曾祺认为：“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汪曾祺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的写作，他赋予小说一种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他用平淡的叙述营造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围，充满了地方景致和民俗风情。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独特的审美品格都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对散文化小说的特征做过这样的描述：“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个角落、一个片段。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一类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他们不想对这个世界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在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中，体现了他对人的生存境遇、生命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人情、人性的思考。从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到80年代《受戒》的发表，汪曾祺让人们耳目一新，他的作品摆脱了政治话语的'干扰，表现出他以真诚的悲悯之心写出了人本真状态的真实情感，展现了汪曾祺对每一个普通民众的深沉的关爱。

　　二、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民俗风情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家乡的乡村和市旧生活，他说“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噱，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但是总起说来，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小说结构情节单一，缺少故事性，更多的是对乡间风景、民俗风情的描写，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受戒》中，作者并不急于写小和尚受戒的过程，而是先用大量的文字描写当地和尚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和尚们的生活方式和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最后才向读者展现明海受戒的场面。文章洋洋洒洒、舒缓明朗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风俗画。汪曾祺是一位具有自觉审美价值追求的作家，对自己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有着充分的自觉性，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里声称“：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我的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通过乡风民俗的描写来营造氛围，展现人物性格，风俗民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缩影，表现了某一地域的生活特色，便于作者传达作品深沉、含蓄、悠远的创作内涵。汪曾祺认为“‘人情’和‘风土’原是紧密关联的”，风俗“可以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契机”，由于他认为“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

　　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很美，也不宜多写”，而是应力图使风俗成为制约人的行为心理的有效因素。汪曾祺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实现使所营造的风俗氛围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在《大淖记事》中，首先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大淖这个地方四时的景物和风土人情，在这里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观念和是非标准，尤其是婚姻嫁娶，这里的婚嫁极少是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作者在介绍了这样一种风俗后，接下来巧云妈的私奔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爱就是合乎理法，富有乡间气息的。

　　汪曾祺通过描写乡间民俗风情，展现纯朴人情。

　　这其中包涵着深刻的人文内涵。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的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下生活的乡民，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有一番情趣和意蕴。这与受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汪曾祺用气氛来营造出人物性格特征，构成一种情调，这种情调的形成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理想下产生的情感思绪，只有作家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积淀，他才能在叙事过程中很好地创造出一个自然恬淡的境界。

　　作品中乡风民俗的描写是汪曾祺艺术创作精心设计的产物，在其中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绪，是作者审美价值的一种外化体现，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浓郁的抒情气质。

　　汪曾祺喜欢阅读中国古代文人的笔记体文学，最喜欢和推崇的就是宋人笔记。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也继承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写出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语言至真至美，以长短句出现，这样就使句子富有了灵性，简洁明了。如“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在这种近于口语的叙述中，文字显得流畅自然，生动传神，长句短句的出现使作品富有诗的意蕴，读起来韵味十足。汪曾祺的这种语言风格使得乡间的民俗风情能够自然流露出来，清新质朴。

　　汪曾祺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品格的作家，儒家的仁学思想、宗法制度影响了汪曾祺的生命哲学思想，崇尚一种恬淡和谐的社会生活，老师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和淡泊名利的品质也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价值和创作风格。在广泛吸收经验的基础上显示出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正如他自己所主张的“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汪曾祺小说中的民俗风情是作者心中的一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