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儒、佛思想的圆融

王维儒、佛思想的圆融

　　王维是我国著名诗人，他的思想深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王维儒、佛思想的圆融，欢迎大家阅读!

　　历代的研究者，都格外重视佛教思想在王维身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思想在王维诗歌中发挥的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在王维一生中，他扮演的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角色，而佛教思想只是他人生的装扮，在他遇到挫折，才发挥辅助作用。

　　一、王维实现儒、佛圆融的条件

　　(一)统治者的提倡

　　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始终服从与受制于王权。特别是在一个大一统王朝里，统治者的政策往往决定了宗教的发展前景。唐王朝顺应大一统社会的现实需要，加强对民众思想上的控制，对当时活跃在社会上的儒、道、佛三家思想采取了兼而用之的政策。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使各家迎来发展的良机，它们激烈的论辩，相互攻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借鉴，积极完善自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样的社会背景，为王维接受多种思想的影响奠定了社会现实基础。

　　(二)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鉴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站住脚跟，必须向中国本土思维作出妥协。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影响而中国化，产生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思想一直成为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背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就要看它能否与儒学相调和。佛教经过最初的传入阶段后，儒家许多的基本思想被逐渐融入到佛教教义中。中国佛教不仅承认了纲常名教的规章制度是合理的，而且他们不只祈求彼岸世界，也更加关注现实的幸福，并由完全脱离世俗生活转变为在世俗生活中追求涅成圣，从而其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得到增强。在三教合一的风潮下，作出妥协的不止是佛教，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积极成果，对自身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安史之乱后，儒家更是借鉴佛教思想，构建新的道德论和心性论等理论。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给了王维贯通儒家、佛教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王维自身境遇的决定作用

　　一个人是哪种思想，他信奉怎样的信仰，在很多时候，是由个人的遭遇所决定。作为一名传统的士大夫，王维从小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仁义道德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

　　唐代的考试分进士科与明经科两种，明经科专习儒经，进士科也需要学习儒经。所以“凡有意于‘选官’的士人，无不倾心儒门，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也大抵都受儒学的深刻影响。王维开元九年举进士，走的是一条由进士科入仕的道路，他所受到的儒学影响，总的说来也是比较深的。”

　　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到“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从小就接触佛教，家庭里浓厚的佛教氛围对王维最终倾心佛教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他从心底里对佛教有着亲近感，为他信仰佛教创造了条件。

　　政治生活的起起伏伏，对王维这样在儒家熏陶下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心灵受到严重打击，使他不得不倾心于佛教，试图从佛教身上消解心灵的痛苦，得到心灵的皈依。就像他在诗中写到的那样“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因此王维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汲取佛教思想的。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寻找精神的安慰。

　　王维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他的经历决定了儒家和佛教思想都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思想圆融下王维的行为

　　(一)宦海沉浮

　　王维的一生都在官场中辛苦周旋，甚至做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使他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儒家思想的支撑。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所构建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讲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文化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经完全渗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血液当中。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志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宦海沉浮中，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青史留名。

　　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明君圣主们励精图治，创造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盛唐气象。王维在《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中写道“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进取的士人的肯定和赞扬。王维和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自己能在政治上作出一番成就。他在《不遇咏》中有过这样的感慨，“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人!”，足以表现王维的豪迈气概。王维在献给张九龄的《献始兴公》中写到“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字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表达了他对贤相张九龄的欣赏和自己的建功立业之心。

　　王维二十一岁中进士第，可谓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他的政治生活并不顺利。据《集异记》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才刚刚进士及第，走入仕途，不到一年就被贬谪，这对少年成才、心高气盛的王维的打击可想而知。他在《被出济州》记录了他的沮丧和郁闷，“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此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此任上，此后也是做闲散小官。后虽有贤相张九龄的赏识，被提拔为右拾遗。但他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李林甫很快就上台了，他的政治生涯再次受挫。

　　王维仕途充满坎坷挫折，很不得志的，这必然给他带来深深地痛苦。那身在官场的王维怎样去排解痛苦呢?这时的他需要求助佛教思想。佛教的“空”理不仅教导人们看破红尘，脱离现实，进行隐居。还引导人们安于现状，对现实妥协，从幻想中寻找精神安慰。正如《能禅师碑》说：“离寂非动，乘化用常。”所谓“乘化”指的即是应该顺应变化，安于环境。不管遭受了怎样的欺凌、祸害和苦难，我们都应该心平气和的接受它，淡化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而且不要产生妄念，保持无欲无求，不要为欲望而无谓的抗争。“空”的理论很好的减轻了王维心中的痛苦，无论是仕途不得志，还是生活中的困难，都要去接受并轻视它们，万事莫强求，只有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才可能获得心里的平静。 　　王维名维，字摩诘，维摩诘思想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维摩诘居士是在世俗中修佛的典型人物，《维摩经方便品》说他：“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维摩诘居士有着至高无上的社会政治地位，各个阶层都对他崇敬膜拜，同时又取得了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维摩诘居士的存在，使王维不必在入世、出世中二选一，也不用在做官和修行中选择其一，两者可以相融。《维摩经佛国品》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意谓只要内心觉悟，所居之地即是净土，不必到世间之外去另建净土。

　　儒家思想和维摩诘居士支撑着王维在官场中战斗下去，佛教的“空”理帮助王维消解心灵上的痛苦，这两种思想在王维身上很好的合二为一了。

　　(二)隐居

　　王维的一生共四次隐居，每次都与仕途有着密切联系。第一次隐居时王维在十七岁时和祖六隐居终南山，并交游长安和洛阳，深受王公贵族的欢迎，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很显然，这次隐居的目的是为他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唐代的科举考试，不仅评阅试卷，还参考举子们平日的诗文和声誉。为了仕途上的顺利，年轻的王维开启了他的第一次隐居。王维授官后不久即被贬，抱负得不到施展的王维选择隐居淇上。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成为宰相，王维立即表达了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想法，随即隐居嵩山。如果说王维的第二次隐居是因为仕途受挫，那他的这次隐居则是为出仕做准备。嵩山临近东都，可以密切关注朝堂变化，以待良好的时机重新出山。王维的最后一次隐居是在终南山，他隐居的原因在他的《谒璇上人》曾提到，“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空性无羁殃。”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王维的心灰意冷，雄心不在。然而王维隐居终南山一年左右，又进入朝堂任职。

　　通过王维的隐居经历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王维总是在仕途遇到波折是隐居，仕途顺利的时候不会隐居(参见王维晚年)。每次隐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一遇到机会，他又会回到朝堂。由此可见，王维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佛教思想则是他在受到打击，承受痛苦时的止痛药，在仕途顺遂的时候则是不需要的。

　　(三)晚年奉佛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入蜀，王维没来得及离开长安，被叛军抓获。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天宝末，为给事中，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即菩提寺)，迫以伪署。”

　　肃宗返回长安后，凡受安禄山伪官者，按照犯错大小，分为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应被贬斥。但由于肃宗读过他的《凝碧池》，又有立功的弟弟王缙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宽宥了他，为他罪行减等，贬为太子中允。王维得到了皇帝的宽大处理，自此他对肃宗感恩戴德。这也成为王维行为的转折点。自乾元元年春，王维被宥罪复官后，再也没有归隐，并热衷于“修功德”活动。在这一时期，王维大范围的施寺饭僧、焚香诵经等“修功德”活动。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佛教认为修功德可以得到佛祖的福佑，王维想要福佑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天子。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说：“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士人，精勤禅诵，斋戒主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在这里，王维把佛教信仰和对君王的忠诚有机的集合了。

　　王维自从被宽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有太子中允到中书舍人、给事中，再到尚书右丞，可谓是步步高升，官运亨通。在这一阶段，他再也没有提到想要隐居了，并对隐居的态度有了变化。他晚年作《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中云：“人外遗世虑，空端结遐心。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他否定了隐居的巢父、许由，而对尧舜极其的赞赏。他在《与魏居士书》中对陶渊明的行为给予否定，并劝魏居士做官。王维仕途发生变化，使他对隐居的态度也随之变化。我们从王维的生活轨迹可以看出，他更看重的是做官，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他的思维中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