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人生智慧浅析

王维的人生智慧浅析

　　王维的创作代表的是盛唐时代的风格，作品中充满佛禅义理，同时也洋溢着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学。

　　王维青年时期极为得意，21岁中进士第，官居大乐承，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此时的诗作充满了少年无所优惧的情怀，“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逸兴飞扬。但之后，王维可谓经历曲折，百转千回。先是被贬为济州参军，31岁丧妻，然后重作京官，参与张九龄改革，随革新失败再次被贬。于安史之乱中受伪职而被俘，平乱后再历沉浮，终于在心如止水的境界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亲历浮沉变幻的宦海生涯之后，王维选择了皈依佛教禅宗，佛教禅宗影响了他的生活节奏和政治态度，改变和强化了他的人格自塑方向，形成了他与一般人“终南捷径”式的投机或樊笼式的解脱截然不同的对隐逸生活的迫求方向――亦官亦隐，“以禅诵为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际遇和晚年的生活方式让王维沉静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生存哲学，诗人在仕隐之中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适意和内在性灵的高度自由，以“身心相离”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万物，断除世俗的欲求和烦恼，破除对于“法”“我”的固执，使主观内心的追求与客观外在的现实相分离，达到一种适意自得的状态。

　　一、“无可无不可”

　　“无可无不可”本出自《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所追求的言行与伯夷、叔齐等逸民不同，“亦不必进，亦不必退，惟义所在。”也就是说君子的追求应在于对社会尽职尽责，而不应计较成败荣辱。儒家的这种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是千古世人所自觉信守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如此等等。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有一段对“无可无不可”的解读文字：

　　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此近于不易。愿足下思可不可之旨，以种类俱生，无行作以为大依，无守默以为绝尘，以不动为出世也。

　　王维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那么还有什么不适意的呢?也就是说，“无论道之行或不行，照样可以适意，只要顺随真如”。①《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可与不可”、“然于不然”的论说：“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道路是行走而成的，事物是人们称谓而就的，无所谓认可与不认可，也无所谓正确与不正确，在道家的观点之中，“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是相通而浑一的，那么也就无需计较能否认可和是否正确，只要认识并把握事物的本质即可，实际上说的也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哲学。王维正是领会了其中的真谛，以“适意”为人生目的,“该仕则仕，该隐则隐，随宜而行”②，能够做到亦仕亦隐、仕隐两全，并在仕隐之中保持自我人格的清高适意和内在性灵的高度自由。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无可无不可”的前提：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佛教认为身如聚沫，不可长存，自然就不应该执著于其上。王维在这封书信的前半段说到许由的弃瓢洗耳是“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厌恶外物，反使自己内心受到垢染，这是十分不值得的。批评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使自己陷入“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境地。又强烈指责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系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无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耶?”王维认为他们这种厌恶外物，弃绝人世的态度，与佛教所说的“入诸�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维摩诘・方便品》)、“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坛经》第十七节)，相去甚远。聪明人的人生哲学应该学会忘记、泯灭自己的身心，明晓事物的现象虽然多姿多彩、各式各样，但本质上都是“空”的，所谓“诸法皆空”。以这样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万物就更容易断除世俗的欲求和烦恼，也容易使主观内心追求与客观外在的现实相分离，达到一种适意自得的状态。

　　“适意”的关键还在于“理事俱如”，也就是顺随真如，佛家称事物的真性、真相为真如。《唯识二十论》卷二：“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长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法，常如其性，故曰真如。”万事万物的真象在佛教那里实际就是“空”，以此观之，仕与隐的本质并无区别，也无界限，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加以区分，使身心纠缠于其中。王维的“无可无不可”的人生论断就“突破了仕隐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对立形态，突破了忧心在朝、养性于野的狭隘的处世方式，而以纯粹理念控制心理，不住有无，不受纷扰，身披朱绂而逍遥山水，位在魏阙而心宅方外，无目的性的随顺，却是有目的性的满足，故而无往而不适也。”③这种人生境界是超越伦理、超越宗教的审美境界，“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白天效力宫廷而夜晚寄宿幽居，既可成就“小隐”，也不荒废敬业效命之大道。王维以适性为生存目的，从容与仕隐之间，始终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不注重实际意义上的自然人生，而着重建设心灵主体和精神世界。

　　我们知道，在王维之前就有陶渊明、谢灵运等流连并幽居山水的诗人，对于他们，隐逸是作为入世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都是在经历了多重挫折之后才萌生归隐之心。“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谢灵运的狂游山水，都是将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由政治移向了自然，在自然之中寻求心灵的补偿和寄托”④，用精神的满足去消除仕隐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们追求自然山水中的闲散自由，而摒弃社会生活尤其是仕途生活对人的羁绊和束缚。

　　王维的人生哲学中蕴含一部分与陶谢相同的追求，不过，作为一名佛教徒，王维饱读佛禅义理，尤其精通禅宗哲学，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深入他的隐逸生活，影响他的处世方式。禅宗等同色空的义理，打破了三界之别，将修炼与生活，入世与超世，佛性与人性等同起来，达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非色，即空即色的悟境。对此，李泽厚说：“简言之，不诉诸理智的思索，不诉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不强调枯坐冥思，不宣扬长修苦练，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现实日常生活是普通的感性，就是在这普通的感性中便可以超越，可以妙悟，可以达到永恒……那常住不灭得佛性。”⑤正是受到禅宗这种哲学的影响，王维不再像前人那样隐于林泉山水之中以求得超世之乐，“而是如南宗禅师们常说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玄觉《证道歌》)”⑥，修习一种“山林优游禅”，追求“大隐隐于朝”的境界，即使身在官场，也依然能够得到精神的自由，即使大言尘世事功，也能得到超世的满足。

　　正因为如此，王维面对自然山水，不仅有一种摆脱尘世的超越感，更有一种物各其性的自适，一种得道悟道者的涅。所以在他的山水田园诗中，不再一味将社会现实与自然山水相对立。在他的人生哲学中，自然就是自然，现实就是现实，仕即是隐，隐即是仕，仕不是仕，隐不是隐，他完全生活在一种“无可无不可”(王维《与魏居士书》)的心灵与行为的自由中。王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然的本质上去审视自然之美，从社会的本质上去感受社会之功，还自然以其本然的特色，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让事物如其本然”。

　　二、 破除“二执”

　　“我执”是佛教用语，又名“我见”，是指人们对虚幻不实、五蕴和合的身心，固执的认为存在一个能自在主宰的实我;由于本来无我，却妄生执着，处处以我为中心，便产生了种种烦恼。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我执”就是把“我”当真了，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心里安立了一个独立的“我”、单一的“我”、恒常不变自在的“我”，由此引起烦恼障。和“我执”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法执”，“法执”的意思是说：固执一切诸法，以为实有，不知一切事物都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佛陀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用更简单的话来说：“法执”是把外在的一切事物当真了，这就产生了分别心、爱憎心，符合自己心意时就产生贪心，与自己心意不符时就产生嗔恨。由于执著于“我”，便成烦恼障。由于执著于“法”，便成所知障。“佛陀认为，人生充满了烦恼和痛苦，人生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有‘我执’。‘我执’表现为四种状态，即我痴、我见、我慢、我爱，佛法中称之为四种根本烦恼。具体说，‘我痴者，谓无明，愚于我相，迷无我理，放名我痴。我见者，谓我执，于非我法，妄计为我，故名我见。我慢者，谓据傲，恃所执我，令心高举，故名我慢。我爱者，谓我贪，于所执我，深生耽著，故名我爱。’人若不能破除、断离我执，则‘有情由此生死轮回，不能出离’。”⑦

　　王维的诗中强调以无物之心观色空之相，去除对于自我外在欲求的执著，获得内在心灵的自由自在。《山中示弟》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追求：

　　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

　　《庄子・齐物论》：“子綦曰：‘……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王维在此诗中将庄子的“吾丧我”直接入诗，又援引《庄子・在宥》中仙人广成子的典故，广成子答黄帝问治身之道时说：“故吾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争光，吾与天地为常。”“我”是有对丶有执丶有象丶有外在表现的，而“吾”是无对丶无执丶无待丶完全内在的。庄子的“吾丧我”是一种忘怀自我、超越生死、是非以及好恶的逍遥自由的精神，王维用“性空”、“缘合”的禅宗要义来理解和达到这种人生境界。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同时又处于不断生灭变化之中，没有自己固有的性质和独立的实体。“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意在表明一切事物皆虚幻不实，自然不必对它们有所亲近。万物不断生灭变化，“老夫”与仙人广成子也无本质差别，甚至可能互相转依。

　　王维的“丧我”是在上林之中，当自己完全沉浸在山水自然的境界中时，那贪、嗔、痴、“无明”起惑造业而形成的“我”之意识也渐渐消失了，而作为本体的“性”却得以显现出来，当它与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真如佛性契合为一时，诗人便不仅获得了彻底的解脱，而且在这不生不灭、永恒静寂的涅�境界中破除对自我的执著，达到精神的高度自由。这种破除“人执”的忘我闲适的状态在王维的诗歌中俯拾即是，《鸟鸣涧》就是诗人参禅悟道、浑然忘我的真实记录。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禅宗主张亲近自然山水以寻求心灵境界的提升和对人生哲理的顿悟，也就是修习一种山林悠游禅。这里的“人闲”是摒弃世俗杂念，心灵归于宁静的“闲”，所以能充分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瞬息变化：桂花的落，月亮的冉冉升起，夜空中不时地传来鸟的呢喃，这些细微的声音是诗人参禅进入到“空静”之境所感受到的。此情此景，不禁使诗人真幻两忘，色相俱空，浑忘自我的存在，而进入一种极为空灵澄明的禅境。

　　另外一首《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表面上并无声响，实际上，其中含有辛夷花开花落之声，是一种生命从绽放到凋落的律动，辛夷花初开之红艳定是美丽耀眼夺目的，但她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中，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自然的静寂，因此她的存在不被知晓，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亦不曾有衰的悲哀。诗人面对辛夷花，“似乎也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其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亦不喜其开放”⑧。李泽厚曾对这两首诗有过这样的评价：“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⑨事实上，王维的诗歌没有盛唐的奢华绮丽，在盛唐的“雄浑壮伟”之外，呈现出一种“空灵静寂，澄淡精致”的审美境界，充满寂灭宁静，这种寂灭宁静是对“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闲情逸致的升华，是对大自然生生灭灭，自然流转的深切生命体验。

　　“禅的悟道，重在破除‘我执’，执著有意反而不能除俗。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泯灭含虑，又非念念不忘。”⑩由此可见王维为破除“人执”而持有的一种非有非无、非色非空、非寂非动、无生而不生的人生观，这是一种闲适自得的人生境界。

　　王维是一位内心永远清灵自在的诗佛，他将诗心与禅意完美融合，创作的同时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真谛，在创作的过程中积累人生智慧。王维在儒家“无可无不可”的思想中挖掘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的真谛，顺随真如，听从自己的内心，破除对于自我和世间多彩万物的执著，努力达到一种大自在大自由，“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仕隐两全、顺随真意，这是一种生命体验，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和人生的哲学，能够指导后代人学会更好地享受生活、提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