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诗歌中的月意象

王昌龄诗歌中的月意象

　　盛唐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在那短暂的半个世纪里，万象含韵，“诗情激荡”、“群彦汪洋”。而王昌龄凭借其独特的诗歌情怀及诗歌创作理论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月”是其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意象之一。以下是王昌龄诗歌中的月意象，欢迎阅读。

　　盛唐以其开明、包容的姿态开创了一个“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①的诗坛奇观，造就了一大批独具匠心的诗学奇才，王昌龄便是其中一位独特而优秀的吟诵歌者。初“识”王昌龄，缘于初中语文教材，那首荡气回肠的《出塞》，那个欲作“飞将军”的王昌龄，一腔热血，渴望“封侯取一战”，建立不朽功业的豪杰文士；尔后，“出塞复入塞”，却未得偿所愿，失意于战场的他重新回到了破落的寒舍之下，一首《闺怨》以女儿般的愁怨道出了内心许多的凄凉和无奈。纵观其诗歌，无论是七绝还是五古，抑或是边塞与送别诗，处处都可以看见“月”的踪影。王昌龄便是王昌龄，他不是那个放浪形骸的诗仙，可以安心地纵情山水，遁养仙骨，于峨眉之巅醉饮山月，尽管如此，他却为我们描绘出了与众不同的“月”，或圆或缺，或明或暗，而这些却常常为我们所忽略，在大多数人眼里，王昌龄只是一位被禁锢于边关的失意文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王昌龄，尽管因为年代久远，我们无法去完整地复原，不过，本文试图从“月”入手，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王昌龄，突破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局限。

　　一、细说“月”意象

　　“月”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见意象之一，即便是在现代诗歌中，也受到了文人墨客的尊宠。然而近现代关于月意象的专门研究，则是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后，研究性论文不断涌现。虽然看起来有些后知后觉，但相较于专门的研究论述，“月”在中国文学的“亮相”却是有些不知不觉。

　　（一）关于“月”的神话

　　神话是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而最早的“月”便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关于“月”的神话故事，无论是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忒弥斯，还是日本传说中的辉夜姬，她们都承载了各自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然而，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也自然不会忽略“月”的存在，它毕竟见证了远古“女权社会”即“母系氏族”向“父权”社会的转变（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做深入探讨）。在先秦时期著名的神话异志《山海经》中便有关于“月”的记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②大约说明了一年有十二个月的缘起。又《淮南子·青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③。这大约便是后世“嫦娥奔月”较为早期的文学记载。这些神话固然有些匪夷所思，但对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的先民而言，却是融于血液的对待自然应有的心态，甚至这种影响一直延续① 李白：《古风》，见《全唐诗》卷一六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70页。

　　② 佚名:《山海经（经典图文版）》，岳麓书社，2006年第五版，第321页。

　　③ 刘安：《淮南子·览冥》顾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三版，第67页。

　　至今。也因此，中秋节缘于月的神话便顺理成章。

　　（二）由神话到诗歌

　　神话的出现，无疑给了文人们更多的创作灵感，而不只是拘泥于嫦娥与后羿爱情的凄婉。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关于月形形色色的描述，或“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国风·月出》），以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或“日居月诸，照临下土”（《诗经·邶风·日月》），言时光之荏苒种种。而在稍晚的诗人屈原的眼中“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楚辞·天问》），月到底有何特性，消亡了又再生长？及至汉魏，月依然为文人们所钟情，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云：“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 。”又如魏公子曹丕《燕歌行》中亦有：“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这样的诗句。至于汉魏之后，与“月”相关的诗词便如星汉，不胜枚举，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然而，“月”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使得如此多的迁客骚人为之倾醉，而成为了历代文人诗词作品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呢？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着手以求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三）“月意象”之缘起

　　意象，《辞海》中解释为“表象的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像性表象。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亦称‘审美意象’是想像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了形象显现”。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指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绎）辞；然后使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具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尤端。”①由此看来，“月意象”之所以常常出现在古代诗歌中，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还有来自文化深层的人为因素。

　　首先就月亮本身而言，它的客观特质引起了文人们的关注。从外形看，月有圆缺。毕达哥拉斯曾经说过：“原始宇宙最和谐的图像。”朗朗圆月总是会带给观者圆满、丰盈、和谐的美感；而至于“残月”则正好契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特殊审美心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食物，而“缺”的部分反而能创造更多想象的空间，这给了观者更多的主观能动性；联系到诗词歌赋，古人们常常注重诗词是否“言有尽而意无穷”，比较忌讳直白的情感叙述。此外，月亮散发出的光芒柔和温婉，让人看起来更加“悦目”，比起太阳的热烈，“月”更添了几分如女人般的柔美和娇羞，在那个属于男人的时代（或者说男性文人占主流的时代），对于“月”的偏爱便算得上“顺其自然”了。

　　其次，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月”自开天辟地时便是神话传说中的'“常客”，甚至于形成了某些民族的特殊的“月亮”情结，也为“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心于“月”，加入到相关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来。不仅如此，“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象征着“阴”。《周易》有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吕氏春秋·精通》也有：“月，群阴之本。”云云。由此可知，“月”有了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哲学的深层内涵，甚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之一。傅道彬在《中国的月亮及其艺术的象征》一书中就认为：“（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间，凝聚着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天际的文化原型”②。除此之外，更多的学者运用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了月意象的重要性。①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州古籍，2008年第三版，第204页。

　　② 傅道彬：《中国的月亮及其艺术的象征》，转引自《20世纪月意象研究综述》，见《聊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期。

　　如刘传新借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对中国关于“月”的神话进行分析，得出“月亮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是因为初民用月意象传达了他们的生命观，回答了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诞生和死亡的最大问题”。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古代乃至现代文人对于“月”的热衷，其实是怀有一种对“原始精神”“先民体验”的承继和发扬，而正是这种“承继”和“发扬”使得月意象有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反过来也为各个时代的文人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创作灵感，推动了古代诗歌的繁荣。

　　二、王昌龄及其生平

　　（一）王昌龄及其在诗坛的地位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山西太原人，开元、天宝年间著名的边塞诗人，素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七绝圣手”的美誉。晚唐司空图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如此评价：“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

　　①出于江宁，宏肆李杜，极矣！”纵观王昌龄一生，官不过九品末流，却享誉后世，

　　这或许得益于其留下的一篇篇奇研瑰丽的诗篇。现存可考的王昌龄的诗大约有181首，其中七绝74首，五古68首，五绝14首，五律13首，七古6首，五排4首，七律2首。就题材而言，其诗主要包含了边塞诗，宫怨诗，送别诗三类。尤其是他的边塞诗，虽然仅有约20首，但因其独特的风格，鲜明的形象，使得王昌龄得以成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出塞》一诗，“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②，被后人誉为“边塞名作”“可入神品”。而王昌龄的宫怨诗，也因其“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因此，他又被推为“第一婉丽手”。相比较而言，王昌龄创作的送别题材的诗歌最多，这或许与诗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不无关系，其间诗人真情自然流露，同时，其“玉壶冰心”般的志向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因边塞题材的诗歌使其为后人所熟知外，他的七绝诗则让他得以与李白齐名，与李白并称“双绝”。细数王昌龄所创作的诗歌，其在七绝上投入的精力最多，倾注的感情也最为丰富，除了我们常见的边塞诗以外，还包括了宫怨、赠别、狩猎等题材的诗歌，几无不可言者。不仅如此，他的七绝如《从军行》、《出塞》、《芙蓉楼送辛渐》等被后世文人奉为上乘之作。

　　当然，与众多诗人相比，王昌龄还有另外一种身份—“诗家夫子”。不仅有诗歌理论专著《诗格》，还曾广传诗艺。作为诗论家，其在《诗格》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最为突出的大约有三个方面：1.首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意境”这一重要的诗学范畴，也即后来的“三境”说。《诗格》云：“诗游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2.重视诗歌的立意。“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王昌龄《诗格》）。3.反对齐梁华丽刻意的文风，崇尚自然天成的诗歌创作。王昌龄曾云：“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③

　　（二）命运坎坷 ① 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见《全唐文》卷八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86页。

　　③ 王昌龄：《诗格》，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60页。

　　盛唐拥有开明的社会风气，却独独容不下王昌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便是士人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可很多时候，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可逆转的魔力，即便穷其一生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王昌龄便是如此。曾经，他以为“明时无弃材”，对于开元盛世有着很高的期许，可终究“天生贤才”一生不仅未被“圣代用之”，反而被“弃之如尘埃”。一生困顿，在追求功名，与保持自由心怀，“入仕”却不得，“退隐”却有不甘的矛盾纠葛中挣扎。他的人生似乎受到了某种诅咒，家庭微寒，仕途失意，即便是死，也是死于非命，为太守闾丘晓因其“耿介的性格”或出于对王昌龄诗学才能的嫉妒。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种不幸，成就了王昌龄，而这种种的不幸，使得月亮成了王昌龄的情感寄托的一个重要物象。在他的众多诗歌作品中，月是与他的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本文将对此作出专门阐述，这里便不再赘言。

　　三、王昌龄与“月”的不解之缘

　　（一）诗人之月

　　正如开篇所述，月的外在独特性，赋予了“月”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月也因此承载了太多文人的思想情感，那么在多情的诗人眼中，月到底象征着什么呢？

　　月亮是凄凉与孤独的象征。仕官游学是古代文人们的生活常态，旅居途中，唯有那轮高悬于天际的明月可以寄托诗人浓厚的相思之情，倾听他们内心的失意与苦闷。它是惟一的，无论古今，抑或身在东西，几乎都可以看见它。“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它似乎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把远隔千里的人联系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它又成为了分居异地的情人们的情感纽带。即使是盛唐时期的诗仙太白，那个大多数文人眼中的游侠，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谪仙，依然没能摆脱皓月的清净，于旅居途中的客舍下，借那床前的“冷霜”表达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举头望，明月如盘，润白殊圆，越看越生出爱怜之意；然而，低头才发现茕茕孑立，孤影一人，忽然想到那远方的亲人是否一切安好，月圆人难圆的失落，在清冷的夜晚越发的凄凉。

　　月华如玉，莹莹高洁。古代的诗人在遭遇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会滋生归隐之心，宁与清风明月相伴，在自然与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得到安慰。在他们的眼中，“月”不再是失意与孤独的象征，而是成为了他们忘怀世间烦恼的旷世情怀的真实内心写照。王维无疑是这群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其诗中的月意象往往寓意高远。“澄波澹江西，清月皎方闲”中，诗人描绘了一个清幽的意境，表现了诗人内心安闲自在，与世无争，在一片明净的月色中，诗人澄明清远的心境与月色完美地融为一体。又如在《山居秋暝》中“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清幽的月光郁郁的青翠的松林，清澈的泉水从石头上缓缓流过，这是一幅多么纯美的画面，却正是诗人对于生活的顿悟。

　　除此以外，月亮还常常被赋予女性色彩。这在闺怨题材的诗歌中运用较为广泛。男子外出仕宦交友，留下妻儿独守空帏；身陷高墙的侍女，困于闺禁的少女，乃至被男子狠心抛弃的不幸女子。她们生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自然而然成为了男子的附属品。于是，那孤悬的无声的月，便成为了她们苦难的倾听者，尤其在清冷凄寒的夜晚，同病相怜的错觉让月成为了她们寂寞心灵的最大的安慰。李白的《子夜吴歌》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诗人便是以月起兴，描述了独守空闺的妻子对远在边关的丈夫的思念。

　　（二）昌龄之月

　　作为盛唐诗坛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昌龄也同样钟情于月，在他所创作的181首诗中写到月亮的有近70首。这些诗中的月亮已不是客观的自然物象，因诗人创作的处境不同，从而赋予月亮不同的思想情感内涵，因此，月所体现的人文属性，得益于诗人一生的人生经历，接下来，本文将结合王昌龄的生平及其诗论观点分析在王昌龄诗歌中的“月”意象。

　　1.“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

　　王昌龄乃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其先祖在南朝时曾较为显赫，但及至王昌龄，家道中落，生活困顿。面对这艰难的处境，他决心凭借自己的才智去改变当下的困难局面。于是他“漫游西北，奔赴边塞”①，希望有朝一日立马横刀，征平胡虏，建立不世的功勋，却奈何时运不济，只得悔叹：“虽投定远笔，未生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②然而，其虽未曾在尘沙飞扬的大漠边塞建立寸功以扬名获利，但却成就了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边塞诗人”的美名。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诗篇里，也有“月”的身影。“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出塞二首》其二），再如“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其二）等，在这些诗中，“月”几乎成为了诗人营造边关孤寂冷清氛围的关键意象。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是亲历者，王昌龄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边关将士清贫的生活和战斗的艰苦，以及他们奋勇杀敌，誓破楼兰的豪迈情怀。此刻的“月”似乎不仅仅是为了渲染边地的凄寒。试想一下，在百年征战的古老战场上，战事初歇，战士们枕戈待旦，四际月色昏黄，尘沙飞扬，这时的“月”便不再只是阴柔洁白的玉轮，而是成为了烘托爱国将士们的英勇奋战的英雄形象，营造悲壮的战场氛围的不可或缺的情感象征；与此同时，战士们远离故土，那轮同样照耀着故乡的明月，自然也成为了他们思乡怀人的情感寄托，除此之外，他们辞别故土，远赴边关，甘愿忍受寂寞和疲惫，也是为了确保家国的安泰，此刻的月又成为了他们征战沙场的力量源泉。

　　而对于那些昏愦腐朽，御敌无能的将领，王昌龄则极力抨击，不留余地。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无人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这首诗是其边塞诗的代表作，亦被后世文人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唐诗别裁集》）明清诗论家关于唐人七绝的压卷之说：李攀龙推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为压卷。诗歌中诗人以曾照古今的月联想到自秦汉以来边关保卫战争，并得出了征人未还的原因，“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实乃缺少像飞将李广那样勇猛善战屡建奇功而又体恤士卒的英明将领。正如沈德潜所言：“秦时明月一章，前任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益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系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③而就艺术特色及素材运用来讲，本诗以“月”联系古今，从而含蓄委婉的痛斥了戍边将领的无能。而与之类似，同样以边塞诗闻名的中唐诗人李益，也曾以“汉月”所突出的时空感，沧桑感来表现诗人情思，“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诗人从角声入手，而将写景的重点集中于天上“汉月孤”“无限① 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② 王昌龄：《从军行二首》，见黄明：《王昌龄诗集》，第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③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第220页。

　　塞鸿”，其中将边月与边关吹角结合起来，较之于王诗，多了角声的介入，似乎使诗歌更加地丰富多彩。然而从情感表达来看，李诗未免有些单调，仅仅借用月色的凄凉，角声的悠远，以及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来营造一种边塞的孤冷凄凉的氛围，只是单纯地感伤，缺乏如王诗中队戍边士卒的人文关怀及对产生这种沧桑凄凉的人为因素的深层次地剖析，由此看来，王昌龄边塞诗中的月并不只是单纯的感性意象，也是诗人客观分析边人苦难原因的引子，王诗意境之高远，可见一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边关烽火连绵，家书亦抵万金。长久的战事带来了的精神上深重的离别之苦，即便是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①。王昌龄作为一个亲历者，通过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戍边将士的悲苦与愿望。“烽火城西四百楼，黄昏独坐海风情。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月”再一次出现，在茫茫荒漠,西风劲吹，烽火城楼虽逾数寻，却抵不过羌笛悠悠唤起的浓浓乡愁。更为精妙的是在诗的后半句，以“关山之月”入手，笔锋忽转，千万里外征人的娇妻也在同一片月光下愁肠百结。一轮明月，两处相思，巧妙地把征人思亲，思妇念远联系在了一起，愁上加愁，哀婉动人。

　　2.“空悬明月待君王”

　　“出塞复入塞”却仍然不能实现其一战扬名的愿望。无奈之下，王昌龄只能辞别萧风瑟瑟的边关，回到繁花似锦、生气蓬勃的中原大地，“重操翰墨，广事干谒，访贤问友”，以期为“圣代用之”。虽然终于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应进士，并一举中榜，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后应博学宏词，再中，但却仍然只能担任丞尉一类的小官，甚至还被南罢北黜，仕宦之途似乎也尽是愁怨与悲苦。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种的不幸，让他变得“心细如尘”。他像身入红墙等待君王临幸的宫女，眼睁睁看着自己年华老去，郁郁而不得志。于是，他拾起墨笔，为那些可怜的宫女、思妇鸣不平。从某种意义上看来，他与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等待垂怜而产生的愁怨，对于王昌龄来说并不陌生。

　　在这些表现闺中思妇、宫中弃妃愁怨的诗句中，同样有“月”存在。《西宫秋怨》中：“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诗中的主人公，虽貌比芙蓉，肌肤含香，却依然只能半掩秋扇，独自望着那轮秋月，等待垂幸。然而冷月无声，使得“美人”更加的失落。诗中未直接写“月”，但“月”却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自然而然地娓娓道来。又如《春*曲》：“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殿前月轮高。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东风吹暖，露井桃开，未央殿前冷月孤悬，君王犹恐“帘外春寒”，赐锦袍于新宠，却冷落了未央殿的故人，身寒心更寒。月的清冷与露井春暖相对，新人旧人待遇的差距，个中滋味可想而知。再来看看作为其挚友的李白，也许在那个时代的诗人受到盛世的感染，只有多元化的诗歌内容才算符合盛世才子的名号，很难想象那个任性自然、豪放不羁的诗豪，也会有“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李白《玉阶怨》）如此含蓄哀怨的诗篇。诗中的“秋月”将宫女的寂寞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因为寒意逼人，女主人公赶紧进屋放下帏帘，屋内却空无一人，内心不禁孤寂难耐，只得与秋月为伴以寄托哀思，但与王昌龄诗中的“月”相比，结合诗人生平，此中之月更像是诗人于山水间偶惹红尘的伤感，倒不如王诗中显得“顺其自然”。毕竟李白不是王昌龄，也没有其如此坎坷的人生。

　　3.“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诗人的一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早年投身塞漠，赴边漫游，后于出仕中，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岳麓书社，2009年1月第2版，第6783页。

　　屡遭贬谪。因此，“别人”或者“送别”于诗人而言，实在是平常之事。同时，送别诗也记录了诗人人生中的各个特殊时刻，而在这些时刻里，“月”作为情感媒介始终与诗人“不离不弃”。

　　尽管其仕途失意，心中愁绪千结，但在临别之际，他却保持了盛世文人那份豁达与乐观。“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王昌龄《别陶副使归南海》）。海楼入梦，广陵新月初升，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分别的海亭已是收获的季节，权且宝刀赠英雄，希望友人凭此建立不世功业。其间的“月”不再是悲凉凄冷的，而是对友人美好的祝福。又如《送崔参军往龙溪》中：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忘。谴责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尽管诗人在作此诗时已是被贬之人，但他却把自己的失意放到一边，安慰友人道“谴谪离心”终是大丈夫，愿与君共勉，以待春江潮涨，蒙幸圣恩。这其中之“月”虽被冠以“秋”的字眼，形容此刻与友人皆处于人生的低谷，同为“沦落”之人，但却是为后文埋下伏笔，忽而振臂，鼓励友人必有东山再起之日。此中真情，自然也得到了友人的回应。李白在听闻王昌龄被贬龙标之时，愤而作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这样的诗句，为王昌龄鸣不平。恰恰这句诗歌中也出现了“月”，不同的是，李诗中的“月”乃“主观之月”，甚至直接描写了“我”的存在。而王昌龄诗中的“月”多是“客观之月”，是其表达情感的直接媒介。再来看作为前辈的陈子昂，“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春夜别友人》）这首诗同样也是赠别诗，别宴将尽，分手在即，相聚的欢笑与喜悦马上就会转化为离别的沉寂和愁闷，明月隐于高树，无声无息。只有月才是永恒的，也只有月才可以承载此刻的宁静，明月亲爱而多情。时光旷远而无情。正是因为诗人赋予“明月”在诗中的多情形象，诗歌写出了相逢欢短，写尽了别离愁长，但这种离别绪，又是非常地蕴籍而含蓄，“哀而不伤” 。陈诗中的“月”象征永恒，寄予了无限的哀思，但与王诗相比较而言，陈诗似乎只有哀叹和自我疗伤，没有前者的豁达乐观。

　　综上所述，从远古先民流传的神话故事到王昌龄笔下充满人文气息的诗句，月照拂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宦仕。尤其是一生命运坎坷的王昌龄，虽然受到命运的诅咒，却依然为失意的人奔走呼号，一轮月，两相思，诗人用心体察了征人远戍的愁闷，和那轮明月一样真诚地哀恸他们的不幸。而对于那些身陷“高墙”的的女子则以女儿般的情怀，对着月亮哭诉内心的凄怨。而这不同的“月”，其实也是诗人真实的人生经历的内心写照。诗人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却未被打入“冷宫”，而是在诗歌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盛唐诗坛尤其是边塞诗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诗人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践行了其在诗歌理论中所提倡的诗缘于任性的观点，为月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从深层解析了悲苦的根源，充满了人文关怀。虽然其死于非命，但他的名字连同他的诗歌像那轮明月一样，依然温柔抚慰着着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