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边塞诗艺术风格 导语:王昌龄的边塞诗,它们有着怎样的的艺术风格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王昌龄的边塞诗艺术风格,供各位参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王昌龄的边塞诗艺术风格 王昌龄(约生于公元690年,卒于755年至757年之间),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
王昌龄的边塞诗艺术风格
导语:王昌龄的边塞诗,它们有着怎样的的艺术风格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王昌龄的边塞诗艺术风格,供各位参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王昌龄的边塞诗艺术风格
王昌龄(约生于公元690年,卒于755年至757年之间),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家境贫寒,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开元十一年客于河东并州、灏州。开元十二年,即诗人二十七岁以及其后数年间,又漫游西北边塞,到过泾州、萧州、临洮、玉门关一带。在其早年生活中,曾经写过一首《塞上曲》来表现这段经历。
《塞上曲》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
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
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
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蝉相噪于林间,八月的暑气透过重重的绿林,塞外却好像已近秋天,道上处处飞扬着枯黄的芦草。风挟着地上扬起的尘沙刮过客子的耳畔。从这首诗所描写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年轻的诗人在漫游边塞时自己的亲身经历。
历史中少年的王昌龄是一个慕侠尚气、喜欢纵酒长歌的性情中人,“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就是他的自白。其边塞诗作品中多是以乐府旧题写的五言古诗和七言绝句,明人王世贞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因此王昌龄也被后代人称为“七绝圣手”、“七绝长城”。
在我看来,王昌龄边塞诗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融合了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因此显得非常真实和感人,而隐藏于诗歌内容背后的艺术表现力也十分的突出,这就使得王昌龄的边塞诗不论其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非常精彩,下面就其主要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意境开阔
首先,在王昌龄的诗歌中意境开阔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艺术特征,在其作品《从军行七首·其四》中“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开篇即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十分宏阔广大的战争的背景,“长云”“雪山”“遥望”通过环境的渲染和地理上的辽阔,充分的表现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一战场上厮杀的惨烈以突出将士们的英雄杀敌的气概。 《出塞二首·其一》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以时空为背景,在时间上以历史上强盛的秦汉为描写对象,渲染了一幅莽苍深邃的时空图,将现实与历史融为一炉,将现实的场景放到历史中去表现,上溯秦汉,下迄盛唐。从而在接下来的诗句中大法议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悲愤的斥责更显强烈。
丰富的表现手法
在王昌龄的边塞诗中,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在他的诗歌中多具有夸张、丰富的想象“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七首·其四》在这里,显然是出于作者的想象中的场景,而这种合理的想象充实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显得意境开阔,气象雄浑,体现了盛唐边塞诗风壮阔的特色。
其次,在王昌龄的诗歌中也多次运用第三人称的角度“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从军行·其一》)诗中为我们塑造的一个久戍边疆的征人的形象呼之欲出,非常的具体而让读者感受强烈。这种第三人称手法的运用将自身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客观地描写了边地风光及战士的生存状态。除此之外,在其诗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从军行二首·其一》)“寸心亦未理,长铗谁能弹。”“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干。”(《代扶风主人答》)典故的运用于婉转隐晦间反映诗人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容量。 王昌龄的边塞诗在情与景的处理上特征非常鲜明,由于其自身曾有过边塞游历的经历,真正看到过边塞的大漠、雄关、孤城、长云、烽火等景象。使得他在诗中常选用一些边塞中具有典型的意象,刻画了非常独特的边塞环境。“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体现在王昌龄的诗中,这些独特的意象便被附上了边塞征人将士的情与意。
《从军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新”曲不断而“旧”情弥深,“听不尽”言怨情已至极处,末句宕开一笔,笔墨由屋内突转到屋外,横空造境,展现出一幅富有象征意义的特定景致。“高高秋月照长城”在这一瞬间,征人仿佛感受到了充斥宇宙间的寂寥和落寞。黄叔爆在《唐诗笺注》中赞叹此诗末句“妙在即景以托之,思入微茫,似脱实粘,诗之最上乘也。”这首诗末句与前三句似隔实连,托寓着苍凉无尽、征戍无已、边愁难遣的意境。可谓是以景结情,惊心动魄。
《从军行七首·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一幅画面,仿佛秋风萧萧,夕阳落下,霞光染红半边高楼,一位征人孑立于瀚海,迎着天边吹来的秋风,一缕笛音悠悠,诉说着天地间无穷无极的凄凉。一个“更”字突现出景物层次的递进,在这些富有边塞特征的悲凉景象的引逗下,征人久积于心的愁情便如蓄积已久的滔滔洪水终于在最后一句奔泻出来。以情结景,水到渠成。
《出塞·其二》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这一首诗也非常的独特,在诗中,作者只写战后场景,““声犹振”、“血未干”却又是如此鲜明地令人联想到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以寂静写动荡,更添一分苍凉。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夸大了诗歌的内涵,取得了言约意丰的艺术效果。
总得来说,王昌龄的诗歌有其自身的体验和认知,使得他的边塞诗思想内蕴深刻丰富,其卓绝的艺术表现力为盛唐边塞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点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歌及诗论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王昌龄现存诗180余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怨。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说,王昌龄的诗实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适、岑参而三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
王昌龄是盛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艺术成就极高。本文主要研究其诗歌艺术总体特征和艺术成因。笔者认为王昌龄诗歌风格雄健沉着,具有激昂沉郁的诗歌风骨、简练清峻的语言风格。这是时代、地域和个人性格三重影响的必然结果。王昌龄化用比兴物象的高超手法使其诗歌取得了更加含蓄蕴藉、形象优美的抒情效果。其描写艺术无意于对景物的细致刻画,往往直接突出主体对景物心理感受的描写诗人用这种方法描写出了各种韵致的景物,七绝诗歌的景物多清寂雅丽,而五古诗歌的景物描写多宏大雄浑。王昌龄诗歌的艺术结构具有层曲雅致的特征。其七绝诗歌从时空结构上看具有空间层加的结构特,而其五古诗歌从文意结构上看多是顺势和转折结构,其中转折结构艺术成就颇高。王昌龄诗歌理论体现出了物色与情思高度融聚的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注重物色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重视诗歌可感可观的视觉效果。而其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了其艺术追求。进而揭示出王昌龄诗歌艺术成因之一,即其追求物色与情思的高度统一的艺术追求。
边塞诗
王昌龄有幸生活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的盛唐。这个时代,乃“是一个开扩的时代,一个外向的时代,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时代,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的精神思想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加之,其时民殷国富,实力强大,民族自信心高涨,故统治者一为安边护境。二为开辟疆域,因而几致连年用兵,征战不已。同时,又由于李氏集团明智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小地主发展的措施,从而也为文人士子的仕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就助长了他们雄心勃勃,亢奋搏击的行动。而戍守边疆、杀敌报国,无疑又是一条文人仕进的康庄大道。所以,许多文人学子在这昂扬、乐观、进取的时代精神的鼓舞下,不甘皓首穷经。争相立功疆场。如高适便高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亦向往“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即便诗仙李白也欲心雄万夫“高谈百战术,郁作万夫雄”。甚至连那素有“非战诗人”之称的杜甫也禁不住高喊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邱。”更不必说象王昌龄这样以放纵不羁著称于世的诗人了。
从军报国,建功立业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不甘寂寞的王昌龄更成为了这股从军尚武潮流的弄潮儿。他在《郑县宿陶大公馆赠冯六元二》中说:
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
本家蓝溪下,非为渔戈故。
无何困躬耕,且欲弛永路。
以及他在《宿溺上寄侍御屿弟》中表明心迹“知我沧溟心,脱略腐儒辈。”可知王昌龄不甘皓首穷经的平淡生活。加之任性不拘的个性,他胸怀爱国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壮志,‘慷慨赴边,渴望一番作为。他约于开元十一年前后到潞洲和并州,后又漫游西北边塞,先后到过径洲、萧关、临挑、玉门关等边地一带。此时,诗人那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与希图个人显身扬名的思想紧密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边塞乐章。
如他在《变行路难》诗中,一反原题《行路难》的世路艰难、离别悲伤之意,抒发了“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的壮志豪情,其驰骋疆场、誓死报国之情溢于言表。在《塞下曲四首》其一中,诗人决心以“幽并客”为榜样,血战沙场、终老一生,把青春年华献给保卫祖国边塞事业,即“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并表示自己决不在斗鸡走马中虚掷光阴“莫学游侠儿,拎夸紫骆好。”其《少年行二首》其一更表现得激昂慷慨“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这就维渺维肖地刻画了一个赴边急难,不顾沽名的少年英雄形象。其实,这也正是年轻气盛、志存高远的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所以沈德潜评之曰“少伯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此言极是。
誓斩楼兰,清除边患
自唐帝国开国至王昌龄所生活的盛唐时代,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伴有战争的喧哗。特别是进入盛唐时期战争更加频繁。这其中唐王朝既有防御性的正义战争,亦有非正义的战争。对此,王昌龄能够区别不同情况,认真加以审视,并对那为保卫关塞、安边护境而进行正义战争的戍卒们给以热情的讴歌,赞扬他们血战到底,誓斩楼兰的英雄气概和抗敌御悔、清除边患的光辉业绩。例如《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全诗首先渲染了西北漫长的国境上狼烟四起、乌云弥漫、强敌压境的恶劣形势。然而,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一语,描写了边塞战事之频繁,士兵戍边时间之长,战争之艰苦及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漠。尽管金甲磨穿,黄沙百战,忠勇的战士那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更加坚定并立下铮铮誓言“不破楼兰终不还”表现了一种马革裹尸。誓死报国的牺牲精神。再如《出塞》其二:
榴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透过一个特写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戍边战士在刀光剑影中奋不顾身、浴血搏杀的英雄形象。更让人感到战斗的艰苦和惨烈及戍卒的忠勇和坚强。而这一切,也正是戍边战士在实践着自己“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钢铁般的誓言。
正因为广大戍边战士具有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不辞捐躯的牺牲精神及无比,强烈的爱国情感,所以他们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战斗中,捷报频传,业绩辉煌。《从军行七首》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沈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沙漠浩瀚,无边无际,风吹沙起、遮天蔽日。就在此时,一支增援部队正半卷红旗,急速前进。而就在他们尚在奔赴战场的途中,已经传来前方部队遇敌夜战并生擒敌酋的捷报。将士们的勇武形象,恰如浮雕凸现于读者眼前,于壮浪纵悠中见出豪迈气概。
穷兵默武,不恤民命
如上所述,自唐帝国开国至王昌龄所生活的盛唐时代始终伴有战争的喧闹。就唐王朝而言,亦不乏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边塞之行不仅丰富了王昌龄的阅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多写于此时的边塞诗多侧面地反映了自己边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并在创作中秉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在肯定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大胆地批判侵略战争的罪恶,反对统治者穷兵默武,直面那些与边塞战争有关的社会问题,扩大了边塞诗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他对边塞战争的深刻反思,也表明其思想日趋成熟。如其《塞下曲四首》其二: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挑。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篙。
此诗让人们看到一次次战斗过后,战场上所留下的一片惨绝人寰、凄凉、恐怖之状无数的士卒在唐王朝发动的“圣战”中,血洒莽莽黄尘,抛尸萎萎蓬篙。因而苍鹰满天,白骨累累,实令人心惊胆战,目不忍睹。同时王昌龄在诗中还揭露了边庭战争的残酷性、危害性及不人道。他的《代扶风主人答》把矛头指向玄宗开元年间的拓边战争,这与杜甫《兵车行》的旨意不约而同。更为可贵的是,王昌龄的诗中反映的思想己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樊篱,对弱小侵略的一方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从军行》里的厌战情绪,非独一方的专利,“三奏高楼晓,胡人掩涕归”“戎夷非草木,侵逐使狼狈”。然后又提出解决边战的办法对少数民族怀柔胜武力。“紫辰诏发怀柔,尽谴降来拜御沟”目的是“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猴。”最终达到“朔河屯兵渐须抽,万里长征人尽还”的目的。
征人思亲,思妇念远
由于边关烽火长年不熄,从军万里的征人难以回还,因此这旷日持久的戊边、征战,不仅给广大的人民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带来了精神的深重的离别之苦。如《从军行七首》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归万里愁。”诗人将征人思亲和思妇念远的双重情感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双重的情感力度把这种双方互忆互恋的痛苦心理描写得哀婉动人。《从军行七首》其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这些长年戍守在边关的士兵,最易对月触景生情。唐汝询评“奏乐所以娱心,今我起舞而琵琶更奏新声本以相乐也,然总之为离别之情。边声己不堪闻,其奈月照长城平入耳目者皆边愁也。”。且看《代扶风主人答》中描写的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瘫。乡亲悉零落,家墓亦催残,仰攀青松枝,坳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旁谁忍看”少小戍边,老大始还。归后竟只孤独一人,情何以堪
读诗论人,从王昌龄这个时期以西北边塞之行为主创作的边塞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他的思想轨迹他渴望建功沙场,以军功封侯入仕亲历戎旅,漫游边塞的生活体验使他对战争有了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对于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他肯定,而且颂扬唐军将士慷慨赴难、奋勇献身、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热情地赞美他们的勇武和战绩,奏出了盛唐国力的强盛、民族自信自强的时代音符对于统治者穷兵默武之战,他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他不回避赏罚不均、将帅不恤士卒的不合理现象,深刻地揭示战争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真实地记录了盛唐边塞生活的历史。王昌龄游历边塞、亲事戎旅,固然有谋取个人功名的思想,但从其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意义来看,他是一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诗人。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安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