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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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篇1

　　一是对发动变法的基础评估不足。内忧外患，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导致地主阶级的激烈反抗。变革的新政，确有不完备之处，也被一些心术不正官吏利用，成为其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具有极大纰漏的新法实施中加重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负担，使老百姓深受其害。王安石没有及时修正，使之失去民心。

　　二是对推行变法的用人不当。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所用之人，参差不一，斗争所用的策略是党同伐异，没有很好地团结笼络人心，如对苏轼的人才没有很好吸纳进来;记得中学读书时有一篇司马光写了封信给王安石进行提醒，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进行批驳，其后用权排挤司马光，侵夺他选拔推荐官吏的权力，逼他离开京城到西安任地方官。王安石用的只要是拥护新法，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虚怀若谷的胸襟，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三是对调整变法的应变能力不强。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户联保后、逐家派定数目的摊派。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摊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让国家垄断商业，赚取商业交易中的利润。王安石认为这并没有增加百姓的赋税，乃是因为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赋税多从农业中获取的缘故，因而夺取商人的利润，他的抑商政策，结果经济萎缩商人失业，所得的赋税反而比以前更少了。因此这两法，不久之后就被停止了。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篇2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他们有的享有免役特权，有的利用权势瞒产漏税，沉重的赋役都压到农民身上。再加上政府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银绢，也得由农民负担。各地常有农民起义发生。国家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开支却越来越大。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ｘū）即位。这一年，宋神宗才二十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人很有才能。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命王安石担任江宁（在今南京）府知府。没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年轻时就爱好读书。他读书很认真，读过的书终身不忘。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二十二岁那年考中进士，以后就在地方上做官。他在担任鄞县（ｙíｎ，今浙江宁波）知县的时候，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修筑堤岸，疏通河道；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仓库里的存粮借给农民，让他们秋收以后加少量利息，归还官府，使农民少受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这样做，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王安石当了二十年地方官，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这时，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疏，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把它搁起来了。

　　王安石见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时辞职回乡了。

　　这一次，宋神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就离开家乡，到江宁府上任。

　　不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他到京以后，宋神宗就召见他，问他：“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

　　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变革朝政。”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些人一起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

　　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催问新法的制订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订新法，颁布天下。

　　新法的内容主要有：

　　一、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用的办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粮食给农民，秋收以后偿还。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

　　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做每件事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顾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法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

　　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要王安石对新法稍许作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

　　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

　　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职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没有出来做官。

　　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位。高太后执政，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宰相，新法一个个被废除了。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篇3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5、用人不当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

　　6、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王安石变法的启示 篇4

　　在苏东坡一生中有个十分重要的人，叫王安石。可以说，讲不清王安石就讲不清苏东坡。

　　王安石与他的变法运动是分不开的。人们谈论王安石，主要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结果上讲，失败得很彻底。几乎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说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少苟延残喘了不下于五十年，也正因为此，对于王安石，历史上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到了民国，梁启超先生也比不过为王安石开脱，在勇于革命。

　　然而，我认为王安石是个天才，不应当叫疯子。首先，王安石对于经济学，确实有一定研究，否则，他也无法让皇帝动心，排除万难，也要变法到底。其次，王安石骂名很多，却仍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虽说王安石的得宠同神宗老师韩维脱不了干系，但是其文采让富弼和文彦博赞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颇有好感。王安石的文才虽不敌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士，但也是佼佼者中的一员。最后，王安石的创新与尝试，这一点，虽前有古人，但后来者已进入了近代史，确实王安石的变法是错的，确实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很烂，确实王安石的变法不算顶尖，但是那些史学家，那些对王安石嗤之以鼻的文人，在批评的同时，为什么没有人试着以另一种方式变法？偏偏要等到上百年以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了，才试着变法图存？这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另外，我认为，尽管许多文人、史学家否认王安石，但许多时候，后人的评价带有成王败寇的嫌疑，成功者的成功被夸大，失败者的失败被辱骂，对于勇于创新者，成功了是天才，失败了是疯子。

　　即便，王安石有极大可能是神经病，即便，王安石，固执一端不听劝告，即便，王安石疯狂，即便，王安石失败了，是时代的罪人，但我仍想衷心地叫一声，“王安石，你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