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散文

天井散文

　　这个世界，若没有天井或许就不会有我的存在，我是因为天井而生，我的头发、我的血肉、我的心脏，都是天井赐予的。这是一种命，上天安排的命。我无所躲，也无需避，任年月，在心的纸页上划了一刀。

　　一切都源于天井。小时候对它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它的长方型的口子似乎就是天然形成，它的接天连地仿佛也不是人为的制作。然而幼小的我还是很好奇，经常去问我的祖母。祖母那时尚显年轻，乌黑的长发盘成一个髻，用一根银白的发针穿紧，头发便不再松散，行事利落很多。对于我的问题，祖母一边缝衣服一边慢慢地讲叙。她说，天井一般都是有钱人家或者读书人家才有的，尤其是在徽州，因为徽州的男人大都在外经商做生意，留守家中的女人和幼儿，只有在这样的深院高墙才会得到更安全的保障。当我问起祖父是否也是做生意的时候，祖母摇头不语，放下针线，拿起我的算术练习薄，用我的铅笔端正地写下“老师”两个字。当我初次知晓祖父也曾是老师，便抬起幼小的头颅，望向高高的天井，默默地瞅了许久，然后朝祖母说，这不坐井观天吗？祖母笑着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长大后，我才知道祖母那是苦笑，同时也为我的无知和愚钝深感惭愧，惭愧自己的见识未能给予其最大的慰藉。

　　居住在天井老宅里，会感到荫荫的清凉，主要来自于宅子的结构，重门、窄窗、青砖黑瓦，加上岁月的侵蚀，已经不再有一丝的热度，有的就是阴暗和潮湿，那些泛黄的历史穿越在耳旁，像一阵穿堂风，旋过天井、厢房、直至外院。1967年11月，我就出生在这间天井老宅里，首先是老宅接收了我，然后才是祖母、父亲和母亲。这是一个冬夜，强劲的冷风肆意地从天井而下，梨花一样的小雪由着风吹向天井的四周，花雕木窗上，洒了一层的洁白。母亲在这里总共孕育了五个孩子，从解放初期的我的大哥开始到70后的小妹。母亲的爱情与婚姻，天井是真正的见证者。母亲若是寻常百姓的女儿，可能就不会有机会走进这间宅子，因为母亲的娘家也有一幢与我家不分彼此的天井老宅。我的外公是乡绅，置地千亩，娶一房太太，大家闺秀，便是我的外婆。母亲成长在这样的家庭，自然读了些诗书，心气很高。她对自己的婚姻观竟与外公外婆的看法不谋而合，一是对方必须读过书，其二必须有天井的房屋。在过去，天井的房子，只有在徽州才能看到，有天井的房屋大都是有身份的人家，不是乡绅就是新贵。而这两个条件，我父亲都具备，加上父亲诗书气质神采飞扬。于是两家联姻成为亲家，可见母亲的婚姻没有包办的成分。当时我的祖父和我的外公在地方上很有头脸，两家的联姻门当户对，都惊动了乡里保里，乡长和保长皆送来贺礼及牌匾。

　　这样看来，读书竟与天井有关，这个道理在我的脑海里，植根很深。只有家境殷实才能盖的起天井的屋子，只有居住天井屋子的人才能读得起书。若照此逻辑推理，我是幸运的，我的命也是好的。母亲曾找算命先生给我看过八字，说我命中什么也不缺，早晚能成大器。一席话说得母亲满脸绽放笑容，其实母亲心里清楚的很，这只是算命先生为几毛钱而不得已编出的吉言，生生不能做真的。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时，我祖父被划成地主成分，房子除自家够住外，其余的几间厢房都被“贫协会”分给了两户贫农居住。家里的坛坛灌灌和太师椅、旧式八仙桌等上佳木器，皆分之一空。祖父大致就是为此而生了一场大病，临终前躺坐在竹椅上，在天井边，沐浴着由天井斜射下来的阳光，慢慢合上眼睛，睡着了，陷入了人生的最后沉思。

　　正八间老屋透着岁月的气息，历经近半个世纪，撑起了接天连地的天井，却没能撑得住祖父的精神。月光通过天井一泻而下，月辉映照在祖母的脸庞上，掩盖不住的是沧桑、无奈与忧伤。真不知祖母在祖父去世后，怎么挺过来的，难道是一种信念？于夜深人静时，于悠悠河水边，我不断地思考着这些问题，甚至觉得岁月就是捉弄人的天敌，让你无法躲避，无法抗拒。祖母常在我的耳边唠叨，这间老宅是祖父专门去徽州歙县绘图修建的，祖父涉水跋山半个多月的来回后，终于在1928年开始动工修建，因为祖母是童养媳，整个修建，祖母亲历全程。如今修建的主人如风一般地逝去了，而斑驳的墙体，天井的青苔还依然泛着暗绿，似乎隐喻着生命的脆弱和不堪外力的冲击。祖母还说，天井就是这间房屋的心胸，对着天，连着地，天地之间连成一体，由小孔见天空，你祖父就是没有胸怀，不如你的外公坦然。你外公也是有名的乡绅，生性好赌，常常夜不归宿，享受富贵荣华，最后落得个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但他依旧谈笑风生，甚至有很多人都骂他是个傻种。世事难料，未过半年，土地改革论成分，他居然划算了，列入贫下中农。而此时又有人说他像神仙，能掐会算，算准了有这样的政策。其实呢，他就是个“败家子”，只是胸襟比别人宽广许多，从此你外婆再没骂过“败家子”的话。

　　说起外婆的时候，祖母的目光有些不自如，很难判定是赞赏还是埋怨。在我印象里，外婆具有贵妇人的气质，白净的肤色映衬着端庄的脸，丝毫不枉大家闺秀的称谓。祖母比外婆略长几岁，尽管从小就是童养媳，但也浸泡过大户人家的水土养分，气场自然不小，只是略微亲和一些。不过我倒觉得多一点亲和并没什么不好，至少在让人接近时，感觉不到压力。少年的时候，外婆经常来我家，只是看不到贵妇人的装束，倒是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不会轻易地磨掉，行路说话仍然透着高贵的气息。大凡外婆的到来，祖母会给她倒来一杯白开水，并且朝外婆微微一笑，然后便不再理她。外婆一个人孤坐在低矮的竹椅上，捧着水杯，望着天井，神情极不自然，宛若多云的天气，阴一阵，阳一阵。

　　我不知道两个同样有着气场的女人，究竟有什么不能解开的心结，也不知道家里明明有一张高高的竹椅，祖母为什么偏端出那张低矮的竹椅来迎接外婆。直到有一天，慈祥的祖母和高贵的外婆恶语相向时，我才明了她们胸中的心结。她们的争吵大都因为我的父亲和母亲，外婆总以为我的父亲在外面工作时，与母亲以外的女人有染，并且还有导致婚姻危机的发展趋势。而知子莫如母，祖母自以为对儿子的了解，从不相信这些鬼话，所以铿锵有力地维护父亲的品格。两个老人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时，母亲极力阻挠和劝解，并说她绝对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丈夫的为人。六岁的小妹从未见过眼前的阵势，在一旁抹着眼泪，声嘶力竭地哭泣，我牵着她进了西厢房。也许看到母亲对这件事的态度，甚是强势的外婆才肯罢手，临走时，神神叨叨地数落着母亲，母亲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目送着外婆迈出大门，出了院子。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贵族出身的女人，为了原则和立场同样可以骂骂咧咧，连体面也不顾了。后来我问母亲，外婆为什么发那么大火，她从腰间摸出两个信封，是北京寄来的，信是写给父亲的。展开信笺，一行行娟秀的字迹跃然纸上，落款是一个叫“梅”的女人，但字里行间却未写一句暧昧的语言，完全是关心和问候的话。我问母亲，父亲知道这两封信吗？母亲摇头，我说烧掉吧，母亲说哪能烧你父亲的信呢。彼时我还小，尚不知感动，但我少年的心间显然掠过一丝温暖。

　　大约这个季节之后，外婆还是像往常一样，经常来我家，只是再也没跟祖母发生过争执，两个人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繁荣一片，但我知道这些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一股日益强大的排斥。我有时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跟女人的嫉妒有关，但我认为更多的是跟天井有关，因为是天井造就了她们的心气。排斥归排斥，还是一家人，当她们谈起我来，完全可以像抗日时的早期国共合作，那份真诚和愉悦，决没有半点的做作。她们一致认为我是个读书的材料，甚至能继承两家的书香底蕴。

　　岂不知，作为天井的产物，我从未感受过来自于书香的浸染。我的学生时代，正是“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什么“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标语充斥着大街小巷，村头庄尾。在学校里，城里下放的知青老师，上课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口号式教学。而我书包里的两册课本，也只有在完成老师布置的“割青草”作业后，才能打开翻上几页。虽然读书的时间没有干活的日子多，每逢考试，我的成绩在班上还是拔尖的，这给当时还被地主成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欣慰。我的大哥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你要用功读书，不为什么，就为咱们是地主子孙。基于当时的年幼，我不懂大哥话里的涵义，只是默默地点着头，眼睛睁得很大。当时不谙人事的我，大约已朦胧地知道“地主”一词是贬义的，这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恶霸地主胡汉三的身上，充分地了解。但令我非常疑惑的是，我的父亲宅心仁厚，母亲通情达理、乐意助人，怎么会是地主呢？不过我的祖父老早就去世了，我生下来就没见过，不知道他与胡汉三能否挂上边，但我知道他是个私塾先生，与老师不无两样，想来也坏不到哪里去。于是我很想去问父亲，但又不敢，因为父亲很严厉，只好偷偷去问母亲，不曾想却遭来母亲一顿臭骂，且连声说祖父也是好人，样子很坚决，自此我终于懂得地主不一定都是坏人的道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在学校里，在村子里的伙伴间，变得扬眉吐气起来。有次，一个村子上的小朋友与我在生产队宽阔的谷场上玩耍，为争一个小柚果而争执起来。他个头矮小却敢先动我手，就因我是地主的子孙，应该让着他。换在以前或许会这样，但现在不行，咱家都是好人。这样想着，我便抡起拳头将他掀翻在地，他便嚎啕一片，引来双方父母。他的父母来势汹汹，而其大哥竟仗着是大队民兵排长，从家中荷枪实弹地冲向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只能用竹鞭抽向我的身躯，以换来荷枪实弹的原谅。而我眼中挤出的愤怒，很快就在鞭子的威势下屈服了，像泄气的皮球，像飘落的小雪，无声无息。

　　一般来说，小孩闯祸是一种天性，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聪明，因为只有不傻的孩子才会做一些令大人难以理喻的事情。读小学四年级时，班上评选红小兵，条件是：成绩不仅优秀，还要出身好。其实，此时的班上只剩下两个同学不是红小兵了，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同学。老师依照程序，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加入红小兵的表格，表格中有一栏“成分”，而且必须要填。当时我并不懂“成分”的意思，只好拿回家中叫父亲帮我填。煤油灯下，父亲戴上高度近视眼镜，抓起笔，望着表格直直的发愣，直到鸡叫了，还没有下笔。第二天，我拿着没有填好的表递给老师，老师几乎没看便扔在桌子上。我没敢问，这次我是不是可以评上？也许老师体会不到我对红小兵的渴望，这种渴望毫不逊色于成语“望梅止渴”中魏军的渴望，因为我万分羡慕同学们脖子上的红领巾，在阳光的照耀下，鲜艳无比；在迎风的飘扬下，美丽非常。然而，随着“成分”一栏的空格，我的红领巾的梦同时也落空了。为此，我沮丧透顶，像变了个人似的，于是就跟老师捉起迷藏来，时不时的旷课，甚而至于在老师离开教室后，偷偷在老师的教案上写上老师的名字，然后用红笔打上X。老师气得暴跳如雷，铁青着脸找我父亲算账，正好父亲不在家，他就寻到我的大哥，得到大哥将要严惩我的承诺后，方才悻悻离去。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面壁多久了，大哥竟用绳子拴住我的双手，此刻我内心的痛楚，谁也不知道。如果他们指望我小小的心田撑起千年古树，开汉魏的花，结现在的果，那将是多么沉重的负荷。因为我不想随着风走，我只想努力地完美自己的那一瞬间，不管天如何黑，地如何陷。大哥既是家中的老大，也是屋里的脊梁，他的地位谁也撼不动，我只能顺从，是他和父母共同养育了我，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希望我的将来充满阳光，所以我从不怨恨我的兄长，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敬重。

　　踏着古老的青石板，倚靠阴凉的苔藓墙体，我的思考竟停留在了正在演义的故事当中。握笔的手，触及暗绿的青苔，不禁微微的颤抖。回想起祖母的的遗体就是从这里被轻轻移走，不禁有泪在眼角滑落。还记得，祖母走得时候，抓住我的手，声音哽咽，却没有一滴眼泪，可能是年近九旬的老人，眼泪早已流干了。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这幢天井老宅里去世的老人。祖母的灵前，外婆满是虔诚，消瘦的脸苍白如纸，写满了悲伤，我一边慢慢烧着纸钱，一边听着外婆念咒语般的嘀嘀咕咕，可一句也听不懂。不过让我宽慰的是，外婆没了早些年的脾气，尤其与祖母对视时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不过眼下对视的只是祖母遗像；再者说，她总不会与一个作古的人较劲吧，即便有这个念头，祖母也不会给她机会了……

　　宅前的两颗枣树至今还在风雨中飘摇，其随着风发出的枝桠声响，仿佛在倾诉天井老宅的故事。我一遍遍的聆听，一遍遍的梳理，但依旧不能给它做最好的总结。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总结，因为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沧桑？只有在薄暮时分，走进老宅的那一刻，才能清晰地辨析曾经的苦与乐、是与非。我的青少年时光基本上都在老宅里度过的，那上至苍穹、下俯地面、悬之于空的天井以及历经风雨沧桑的栖居之所，曾经是我心中永远的建筑审美坐标。

　　1700年前，西晋文学家陆机曾有“侧间阴沟涌，卧关天井悬”之说；《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天井一词的注解是：某些地方的旧式房屋，为了采光而在房顶上开的洞。但不论天井的来源去处，还是如何的解释，都只是阐述天井的表面现象。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仅是审美坐标那么简单了，它已成为人生情感的一部分，就像一面旌旗在风中悬挂，在枣树和老宅的炊烟上飘荡。

　　很长一段时间，总是听着一曲悲凉的音乐，好像萨克斯的《回家》只有我一个听众，每当萨克斯孤独的声音远去，我的泪水却来了。我想回家，却依旧回不了的家。白发母亲蹒跚在野草丛生的夹道，声音嘶哑地喊着我，犹似在喊着我的魂。其实我的魂早已随着天井老宅的轰然坍塌，载入一扉扉残破的册页，让那些不堪回首、温暖而又青涩的记忆残留，烙在每一个指尖。

　　老宅老了，风烛残年。天井的口子似乎也装不下时下的天空，即便采光，也已力不从心。三年前，我在父母的建议下，破旧立新，在老宅的地基上建起一座洋楼。每当清晨拉开门，映入视野的是两棵枣树，走过去，手一摸，叶子湿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