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秦观背景

踏莎行秦观背景

　　引导语：秦观《 踏莎行 郴州旅舍》是一首寄托个人身世之感的抒情词，下面是有关这首词的创作背景，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踏莎行.郴州旅舍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⑽。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踏莎行背景：

　　此词为作者绍圣四年(1097)作者因坐党籍连遭贬谪于郴州旅店所写。当时作者因新旧党争先贬杭州通判，再贬监州酒税，后又被罗织罪名贬谪郴州，削去所有官爵和俸禄;又贬横州，此词作于离郴前。

　　元祐六年(1091年)七月，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秦观从苏轼处得知自己亦附带被劾，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讦，而苏轼与秦观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认为，这首《踏莎行》的下阕，很可能是秦观在流放岁月中，通过同为苏门友人的黄庭坚，向苏轼所作的曲折表白。

　　踏莎行赏析：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写夜雾笼罩一切的凄凄迷迷的世界：楼台茫茫大雾中消失;渡口被朦胧的月色所隐没;那当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云遮雾障，无处可寻了。当然，这是作者意想中的景象，因为紧接着的两句是"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词人闭居孤馆，只有想象中才能看得到"津渡"。

　　而从时间上来看，上句写的是雾蒙蒙的月夜，下句时间又倒退到残阳如血的黄昏时刻。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实写诗人不堪客馆寂寞，而头三句则是虚构之景了。这里词人运用因情造景的手法，景为情而设，意味深长。"楼台"，令人联想到的是一种巍峨美好的形象，而如今被漫天的雾吞噬了："津渡"，可以使人产生指引道路、走出困境的联想，而如今朦胧夜色中迷失不见了开头三句，分别下了"失"、"迷"、"无"三个否定词，接连写出三种曾经存过或人们的想象中存过的事物的消失，表现了一个屡遭贬谪的失意者的怅惘之情和对前途的渺茫之感。

　　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则开始正面实写词人羁旅郴州客馆不胜其悲的现实生活。一个"馆"字，已暗示羁旅之愁。说"孤馆"则进一步点明客舍的寂寞和客子的孤单。而这座"孤馆"又紧紧封闭于春寒之中，置身其间的词人其心情之凄苦就可想而知了。此时此刻，又传来杜鹃的阵阵悲鸣;那惨淡的夕阳正徐徐西下，这景象益发逗引起词人无穷的愁绪。杜鹃鸣声，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表游子归思的意象。以少游一个羁旅之身，所居住的`是寂寞孤馆，所感受的是料峭春寒，所听到的是杜鹃啼血，所见到的是日暮斜阳，此情此境，只能以"可堪"道之。

　　"可堪"者，岂堪也，词人这重重凄厉的气围中，又怎能忍受得了呢?过片"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连用两则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极写思乡怀旧之情。"驿寄梅花"，见于《荆州记》记载："鱼传尺素"，是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诗意，意指书信往来。少游是贬谪之人，北归无望，亲友们的来书和馈赠，实际上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慰藉，而只能徒然增加他别恨离愁而已。

　　因此，书信和馈赠越多，离恨也积得越多，无数"梅花"和"尺素"，仿佛堆砌成了"无重数"的恨。词人这种感受是很深切的，而这种感受又很难表现，故词人手法创新，只说"砌成此恨无重数"。有这一"砌"字，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便仿佛成了一块块砖石，层层垒起，以至于达到"无重数"的极限。这种写法，不仅把抽象的微妙的感情形象化，而且也可使人想象词人心中的积恨也如砖石垒成，沉重坚实而又无法消解。

　　如此深重难排的苦恨中，迸发出最后二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即景抒情，写词人纵目郴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郴江出山后，向北流入耒水，又北经耒阳县，至衡阳而东流入潇水湘江。但实际上，一经词人点化，那山山水水都仿佛活了，具有了人的思想感情。这两句由于分别加入了"幸自"和"为谁"两个字，无情的山水似乎也能听懂人语，词人痴痴问询郴江：你本来生活自己的故土，和郴山欢聚一起，究竟为了谁而竟自离乡背井，"流下潇湘去"呢?

　　踏莎行名句：

　　王国维喜欢"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苏轼却称赞"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作者秦观资料：【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