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饮酒诗其一

陶渊明与饮酒诗其一

　　《饮酒其一》是晋代诗人陶渊明创作的作品。开头两句就提出一个富有哲理的问题。“衰荣”犹言盛衰。“荣”本意为草木的花，引申为繁盛之意。“彼此”即指上句的衰、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陶渊明与饮酒诗其一，欢迎阅读。

　　【原文】

　　饮酒其一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写作背景】

　　即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诗人在诗序中已说明这组诗非一时之作，但从“比夜已长”之句和诗中有关景物环境的描写来看，这组诗大约是写于同一年的秋冬之际。

　　在这二十首诗中，诗人多方面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思想、志趣与情这些诗无论就内容还是就艺术而言，都也深受历代人们的喜爱。

　　【陶渊明的饮酒诗】

　　陶渊明是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饮酒诗的，他的饮酒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及其感悟，是文学园地里很宝贵的珍品。

　　陶渊明的经历并不复杂，但隐而仕，仕而隐，几经曲折，终于他明白了自身的人生定位，在饮酒与作诗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先生的饮酒诗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体现了他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亦可领略到诗人纯真而又质朴的个中乐趣。

　　一.隐居纵情之乐

　　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真实、淳朴、自然”。尽管出于生计考虑他常常不得不出仕为官，但是他并不能纵情尽兴。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认为自己的为官生涯是“误落尘网中”，可见诗人对于“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轻松自在是多么向往。陶渊明每一首饮酒诗都从自然之景或者闲适生活中得出自己的领悟，表明自己的心志。《饮酒》其一表明他已经参透了天道和人道，所以并不将一己的穷达放在心上，而能安平守拙，躬耕自乐，尽情追求内心的平静欢乐。他以故秦东陵侯邵平入汉成为瓜农的史实为例，来说明荣衰不定之意。认为人道每如天道，寒暑既有代谢，人事亦有荣衰，贤明的人明察时机，誓将不再疑惑。又比如“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以幽兰自喻，希望有清风吹来。重复以往的的道路或许可以通达，然终非良计，鸟尽而良弓藏，归隐才是唯一出路。其实，清风难至，任道难通，幽兰终处幽谷，贤人终当隐居。当陶渊明明白了这人生至理后，他就捧起酒杯，在饮酒中忘却了世俗的利害，抛弃了名缰利锁，即使所谓人之常礼对他来说也是多余的，隐居就不需要卑躬屈膝，饮酒就能释放心中的郁结。陶渊明放纵不羁的性格受阮籍影响很大，但是较之阮籍，他的思想平静得多，显得更超脱，也更真纯。

　　二.农忙稼穑之乐

　　陶渊明没有采取传统的隐居山林的方式。隐居之后没有避世不出，他不像中朝名士那样或身居高位而不务实务，或者占有山水庄园徜徉其间，也不像江左名士那样有距离地欣赏自然，而是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在山水田园里体会稼穑之乐。“晨曦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的农耕主要目的应该不是为了生计，他想要的是那种寄情山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他整日介于沉醉清醒之间，开荒南山，稼穑扶锄，像一般农民那样在田间忙碌，劳作之后“斗酒聚比邻”。尽管此时生计难以维持，但诗人的心境眼界却是开阔的，他依然说“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酒酣之时，感慨韶华易逝，人生苦短，于是众人通宵达旦，把酒共饮。正如孙人龙缉《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所言：“田家真景，令人悠然”。此时的他不是一个居庙堂之高的高官，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务农老汉，与酒为伴，体会着四季交替的简朴的快乐。在《饮酒》诗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言乱，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醉酒后物我两忘是诗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地，所以可谓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劳作之中或之余，与邻居村民在田间地头饮酒欢乐，彼此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不需繁文缛节。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毫无讲究，不存在“不敬”之罪。这种劳动中建立起来的感情与乐趣，纯而又纯，没有互相利用之虞，没有心机巧诈之虑，但是这恰恰是人世间最纯真的感情与乐趣，也包含着人生至理。在《陶渊明集序》中，梁昭明太子萧统第一次说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意焉”，以其独特的视角道出了陶渊明诗中的深意。

　　三.三教并存之乐

　　宗教一般是“不二法门”，信奉了某一宗教就不得再染指其他类别的宗教。古代中国也有儒教中人诋毁释道的，自然也有释道互相批评的现象，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似乎“来者不拒”。陶渊明生活在玄学、佛学盛行的时代，其思想以儒家为本，同时也接受了老庄与佛教的影响。其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家的浩然正气与安贫乐道、道家的避世隐遁与生寄死归，历来为众人所津津乐道。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学术界公认。陶渊明归隐后也潜心自然，开创了田园诗派，他也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表明了他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的影响。诗人对自然的追求是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渴求。生活在东晋的庐山脚下的陶渊明，和当时的佛界领袖慧远关系甚密，浓郁的佛教氛围对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渊明诗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空”，这与佛学中的四大皆空具有相似性。陶渊明最终回归自然、走向田园，固然有其道家因素，当然也离不开佛教的影响。陶渊明平静看待生死，这种人生参悟也极具佛教意味。佛的四大皆空、看破生死，可以化解人生各种烦恼，使人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死。“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各养千金区，临化消其宝”。陶渊明一生坎坷，三仕三隐，面对世事、祸福、得失，能以一种豁达的胸襟泰然处之。特别是对于生死问题，他能淡然处之，不以生死为累。他认为人有生必有死，这纯属自然规律，人应该正确看待生死。而陶渊明虽然隐居，却并不推崇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他没有一味地追求超凡脱俗，反而乐于与人沟通，追求自然之乐。他于人世之间出而入，入而出，这种介于出入之间的状态正是儒道释三教并存无碍的境界。也正是这个原因，陶渊明的饮酒诗体现了思想无界，胸怀无限的无限阔大之乐。

　　陶渊明的饮酒诗诗风独特，冲淡平和，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把一生的感情都寄托在酒里。靖节先生人格之高洁，襟怀之超旷为后代树立了典范，也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至真至善的理想王国。他诗中之乐几乎囊括了人生的所有方面，蕴含着深邃的思想。

　　《饮酒 其一》

　　年代: 魏晋 作者: 陶渊明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作品赏析

　　饮酒二十首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後，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注释〕

　　(1)兼：加之，并且。比：近来。夜已长：秋冬之季，逐渐昼短夜长，到冬至达最大限度。

　　(2)顾影：看着自己的身影。独尽：独自干杯。

　　(3)忽焉：很快地。

　　(4)辄：就，总是。

　　(5)诠（quán 全）次：选择和编次。

　　(6)聊：姑且。故人：老朋友。书：抄写。

　　(7)尔：“而已”的合音，罢了。

　　(8)这首诗从自然变化的盛衰更替，从而联想到人生的福祸无常，正因为领悟了这个道理，所以要隐遁以远害，饮酒以自乐。

　　(9)衰荣：这里是用植物的衰败与繁荣来比喻人生的衰与盛、祸与福。无定在：无定数，变化不定。更：更替，交替。共之：都是如此。

　　(10)邵生：邵平，秦时为东陵侯，秦亡后为平民，因家贫而种瓜于长安城东，前后处境截然不同。（见《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两句是说。邵平在瓜田中种瓜时，哪里还像做东陵侯时那般荣耀。

　　(11)代谢：更替变化。人道：人生的道理或规律。每：每每，即常常。兹：此。

　　(12)达人：通达事理的人；达观的人。会：指理之所在。《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朱熹《本义》：“会谓理之所聚。”逝：离去，指隐居独处。

　　(13)忽：尽快。筋：指酒杯。持：拿着。

　　[译文]

　　我闲居之时很少欢乐，加上近来夜已渐长，偶尔得到名酒，无夜不饮。对着自己的身影独自干杯，很快就醉了。醉了之后，总要写几句诗自乐。诗稿于是渐多，但未经选择和编次。姑且请友人抄写出来，以供自我取乐罢了。

　　衰败繁荣无定数，

　　交相更替变不休。

　　邵平晚岁穷种瓜，

　　哪似当年东陵侯！

　　暑往寒来有代谢，

　　人生与此正相符。

　　通达之士悟其理。

　　隐遁山林逍遥游。

　　快快来他一杯酒。

　　日夕畅饮消百忧。

　　作品鉴赏

　　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终死归田”指渊明公元405年（义熙元年）辞彭泽令归隐，再经一纪（即十二年），正好是公元417年（义熙十三年），时作者五十三岁。或据第十六首《饮酒·少年罕人事》“行行向不惑（四十岁称为不惑之年），淹留遂无成”，并将第十九首的“终死归田”解为渊明二十九岁辞去州祭酒职归家，当时他行将而立之年（三十岁），再加一纪为作诗之年，因而认为此诗当是公元405、406年（义熙元、二年）作者四十一、二岁时作。实则“行行”句系回忆过去情事，并非写作此诗之年，而渊明辞去州祭酒职以后，又曾几次出仕，也与“终死归田”不合，也就是说，“是时向立年”同“终死归田里”讲的不是一回事。此诗写作时，正是晋宋易代之际，故前人称这一组诗为“感遇诗”（见明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载谭元春语），充满了对时势和作者身世的感慨。

　　序文说明作诗缘起，旷达中透出悲凉，文笔绝佳。“比”，近来。“比夜”一作“秋夜”。“顾影”，望着自己的身影。“顾影独尽”即作者《杂诗》“挥杯对孤影”之意。“辞无诠次”是说言辞没有选择、次序，意谓率意成篇，是不经意之作。据诗序“比夜已长”，“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一组诗当是同一年秋夜陆续所作。各首在写作的当时，虽然只是根据彼时的感触，直书胸臆，并无预先的规划，但在最后编排时，却照顾到了前后的联系，全组的结构，相当谨严。组诗虽然只有九篇直接写到酒，但所有各篇都是酒醉后的感想，故总题为《饮酒》。饮酒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闷，酒后作诗是在书慨。梁昭明太子萧纲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集序》）清人方东树也说它“亦是杂诗，……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阮公（阮籍）《咏怀》，杜公（杜甫）《秦川杂诗》，退之（韩愈）《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遣兴也”（《昭昧詹言》），所论极确。

　　“衰荣无定在”为原诗第一首，写衰荣无定，世事不常，应当达观处之，饮酒自娱。这是整个组诗的总纲。

　　开头两句就提出一个富有哲理的问题。“衰荣”犹言盛衰。“荣”本意为草木的花，引申为繁盛之意。“彼此”即指上句的衰、荣。宇宙万物，社会人事，莫不有衰有荣，衰荣二者，紧密相连：有荣必有衰，有衰必有荣；没有永远的、一成不变的衰，也没有永远的、一成不变的荣。诗中衰荣并提，重点则在由荣变衰。下文紧接着即引人事申论之。

　　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秦东陵侯召（邵）平，秦亡后沦为平民，家贫，在西汉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城东种瓜，瓜美，时人称为“东陵瓜”。诗中的邵生，即指召平（召、邵古代本为一姓）。当邵平在瓜田辛勤种瓜时，同他在秦代为侯的朱门甲第，高车驷马，钟鸣鼎食，奴婢如云的富贵荣华、声势显赫比较起来，何止天壤之别。“宁”，岂、难道。用反诘表示否定，可以使语气更加强烈，更能加强感叹的意味。邵生之不能长久富贵，犹草木之不能长荣不枯。邵生如此，类似邵生的公侯将相，不知有多少；进而言之，王朝的兴衰，不知搬演了几多回。作者写此诗时，东晋王朝经过司马道子乱政、孙恩之乱、桓玄篡逆，已经摇摇欲坠，此诗写作后不久，刘裕即代晋自立。就作者本人而言，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晋的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样的官，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落。所以这两句虽然写的是史事，实际蕴含着对时势和自身身世的感叹。不过，作者既不是在惋惜晋室的衰败，更不是在眷恋先世的富贵，因为前此不久他便主动辞去了彭泽令，当义熙末年朝廷征召他为著作佐郎，也被他辞掉。如果说有愤懑的话，那就是愤懑在当时政治极端黑暗、门阀制度极度森严的情况下，自己早年立下的“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希望建立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美好社会的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然而，“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社会人事的盛衰变化，就像寒暑相互更替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通达事理的人知道这个道理，就能不为这种变化而惊恐，也不为自己的得失穷达而系心，日夕欢饮，怡然自适。这同作者《归去来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意思差不多。“寒暑”两句既是总结上文，是由上面四句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本身，又是一个寓有哲理的比喻。这个比喻同开头“衰荣”两句意思相近，作用一样（都讲社会人事变迁），但前者为直述，后者为比喻，表达方式并不相同，它们分别放在邵生这个历史人物的例证前后，通过这样反复咏叹，加重加深表达了主题，增强了诗的感染力。“解其会”的“会”本义为会集，即指上文所讲的道理。“逝”通“誓”，是表示决心之词。“忽”与序中的“忽然”义近，含有随意的意思，是说随意地携着一壶酒，想喝就随便喝几杯。“欢相持”写饮酒时的欢愉，但从上文的感慨和此题其他各首多感事伤时的内容看来，实际是借酒排遣，并非真的整日飘飘然。

　　用精当的比喻，揭示出深刻的哲理，又引典型的历史人物论证之，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还避免了内容的平板枯燥。所以虽然此诗几乎全是议论，读来却耐人咀嚼寻味。

　　作者简介：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汉族，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田园诗派创始人。

　　陶渊明的诗和辞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开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作品平淡自然，出于真实感受，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

　　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约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卓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父名史不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