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典故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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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柳先生传》

　　朝代：魏晋

　　作者：陶渊明

　　原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典故：

　　宅边有五柳树：从“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的诗句可知陶宅边确实有柳树。

　　好读书：陶渊明读书是在完成耕种之后，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可以看出。又常与友邻讨论，所以又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第一首)

　　性嗜酒：“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真乃“篇篇有酒”，其嗜酒之甚可以想见。

　　箪瓢屡空：这是五柳先生以颜回自况，颜回箪瓢屡空而“不改其乐”，说明他安贫乐道。五柳先生亦当如此。陶渊明亦常“箪瓢屡空”，如“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就是写他由于乏食不得不外出借贷的情况。

　　黔娄：战国时齐人。鲁恭公曾遣使者致礼，赐粟三千钟，想聘他任宰相，他坚辞不受。齐王又派人送去黄金百斤，聘他为卿，他也不接受。死时衣不蔽体。其妻亦有贤德。“黔娄有言”，一本作“黔娄之妻有言”。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曾写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二十四孝图·黔娄·尝粪忧心：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日。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课文赏析

　　古代人物传记通例，开篇先叙传主之姓名籍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亦循此例，却有意同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传主生于何时，长于何地，何姓何名，概莫能知，这位五柳先生简直是天外来客。唯一与传主身份产生联系的，只是宅旁有五柳树而已！

　　沈约《宋书·隐逸传》引《五柳先生传》且评之曰，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陶宅之旁广种柳树，可视为实录，此有陶诗为证。《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拟古》：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然作为一篇自况之文，五柳这一自然景观仅仅是陶渊明因以为号的触发点，却完全不能解释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篇》中指出：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正是针对世俗有感而发，意欲破除此种卖声名、夸门第之社会风气。

　　魏晋时代，门阀制度盛行。曹魏制订的九品官人法赋予了世家大族政治上的特权。朝廷于州郡设立中正，评定士人之品。中正由世家大族名流充任，同宗士人理所当然获得高品位。而品位之高下又直接与官职起点之高低挂钩。于是，世家大族累世公卿，高爵显位代代相因，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贱族的局面。这种制度，延续到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达到鼎盛，以致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姓族人，无寸进之路（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终东晋之世，朝廷权力一直掌握在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手中，成为门阀制度高峰期的显著标志。

　　上层如此，士流趋鹜。族姓阀阅既成为进入仕途的根本条件，世家士子，视门第作铁饭碗，郡望作护身符，族谱作通行证，至于德、才二字，则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于是整个社会弥散着一种重门阀轻才德的社会风气。士人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刘知己《史通·邑里》），以炫耀祖宗荣光、托庇死人余辉为荣，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

　　对这一世人司空见惯的现象，陶渊明冷眼观之十分不满。世与我而相违（《归去来兮辞》）这种不趋流俗的个性，注定了陶渊明与门阀之风的不调和。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郡望、门第、宗谱一概阙如，看似不合常规，其实是对时风世俗的反拨。自号五柳先生，是对门阀制度的一种揶揄，对世族名士的一种调侃。陶渊明以不知何许人嘲弄了郡望之尊崇，以不详其姓字嘲弄了门第之高贵，以宅边五柳树嘲弄了地位之显赫，以不慕荣利嘲弄了官爵之矜夸可以说，陶渊明借以自况的五柳先生形象，完全是针对东晋门阀制度的崇尚自塑的，是陶渊明遗世独立清高绝俗的个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柳先生之名一出，知名晋宋并享誉后世，王、庚、桓、谢四大豪门虽然煊赫一时，而今安在哉！

　　当然，陶渊明不是天外来客，虽非名门望族，其家族渊源本也可作自我夸饰。其曾祖陶侃为晋大司马，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父亲陶敏担任过中低级官吏而后归隐。陶渊明在《命子》《赠长沙公》《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诗文中列举过这些事实。陶渊明的自述宗谱和士流的自我矜夸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陶渊明以辞官归隐的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格价值，而五柳先生这一称谓，正明确地表明了诗人与世俗观念的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