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诗文中的“归隐”情结

　　“隐”，即仕的对立面，是相对于仕的隐，脱离开仕，也就无所谓隐。“隐”和“仕”都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即出世或入世。“归”是渊明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如“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等。“归”，主要解释为“返回”之意，“归隐”即返回到“隐”这种处世态度或处世方法，也即“出世”。从“返回”一词中可简要概括出陶渊明的人生历程：出世(居田)——入世(时仕时归)——出世(归田)。在其《饮酒·其十九》中写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中也可知道，陶渊明是在学仕之前先已在田园之中，所以他的归隐是名副其实地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而“投耒去学仕”反而是学着过的一种生活，一种不自然的生活，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情结”意为“心中的感情纠葛”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归隐”正是陶渊明“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情。这可从他的诗文中来求证：

　　(一)“居官”时期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从小就爱好大自然，对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兴趣。不过，年轻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其二》)的雄心壮志，他在《荣木》一诗中还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以后来，陶渊明出仕了，但在居官过程中，他却一再留恋山泽乡居的生活，时仕时归。

　　陶渊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去江州做祭酒，但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却看到了许多官场之弊，深深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壮时期的热情。所以，他很快就辞官归田。“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他当时就下过的决心，也曾想坚持下去，但此时的陶渊明毕竟年纪尚轻，内心还埋藏着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些“良性变化”[5]，重新激起了陶渊明“大济于苍生”的壮志豪情。于是，闲居了几年后的陶渊明，在三十多岁时再度出仕。但这一次，他依旧不是一路欢欣，而是对官场生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退隐之心更是与日俱增。且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

　　其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戢枼守穷湖。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其二：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这两首诗写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36岁(据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他此时是桓玄的幕僚，作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请求获准发兵讨伐孙恩[6]。从诗歌描写的情形来看，他这次赴京虽然履行了使命，但回来时的情绪却十分不好，诗中通过征途中遭风浪、阻穷湖而不得尽快到家的苦恼，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厌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园生活的感情;又以归路与旧居相对，以行役之苦与园林安静美好使人留恋作比，表明他对出仕做官所抱的厌倦态度。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记载，陶渊明当时到了京都建康之后，由于亲眼看到了司马道子父子及司马尚之兄弟挟制皇室和他们的专横暴虐，看到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与桓玄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等等，陶渊明不仅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对桓玄也起了疑虑。这样，他原先内心的热情消退了，越发感到这次行役没有意义，甚至后悔当初的出仕，又转而思念起园林，想重新回去隐居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这正写出了他当时的心境。

　　但这次的辞官归隐，没有像辞去江州祭酒那样容易，陶渊明的心中充满了欲隐而不能隐的痛苦，而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更加大了他归隐的趋向。“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杂诗三首·其一》)，“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杂诗三首·其二》)时光悄悄飞逝，而诗人仍陷在“心为形役”的“尘网中”不得自由，在用诗歌来寄托悲凄之情的同时，陶渊明的归隐情绪也越来越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诗文中，陶渊明一在表示辞官之愿和在田园中从文立善的决心。

　　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刘裕帐下任参军。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于“畴昔苦长饥”，才“投耒去学仕”，所以从一开始，陶渊明就没有抱太多的热情。且看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

　　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本诗写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40岁，本诗是在他去赴任刘裕的参军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归思却把诗人向后拉。异乡的景物没有使诗人感到新鲜，却使他感到厌倦，因为诗人心中所怀念的，是身着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田园笔耕的素志，才是陶渊明内心的真正寄托。自由自在高飞的鸟儿，在水中轻快地游来游去的鱼儿，都使他这个有了俗务缠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惭愧。所以诗人强调他是“暂与田园疏”，表示“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最终要回到田园隐居。这一次，陶渊明更加坚定地确定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归隐田园。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初，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幕府回到了浔阳，在当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麾下做参军。同年三月，陶渊明作为刘敬宣的使者到京师给刘裕送辞职表，途中写下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这首诗：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在诗中，陶渊明再次表达了要永久归田的决心，对自己抛弃田园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怀疑甚至自责，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归隐田园的素志不可改变，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样坚定高洁。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归隐决心是越来越大。终于，在他41岁的这一年，从彭泽县令任抽身归隐后，躬耕垄亩，再不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头两句，如大声疾呼，如大声棒喝，这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召唤和命令。诗人把自己13年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可见痛悔之深。而对即将到来的田园生活则向往之至，情怀急切，语调轻快，不难想象诗人当时的心情。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为期甚短，他辞官的原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隐逸传》，后来萧统作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渊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在亲故的劝说下，决定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适逢郡督邮来县视察，县吏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件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辞的序言中写到：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泽令，本是为了温饱，但卑躬屈膝的官场生活与渊明的个性到底不相容。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是违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难以忍受。为了填饱肚子而勉强从仕是错误的，有愧于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渊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园后更穷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讨，但他的心却宁静了，因为在隐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二)“居田”时期的归隐情结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实现了自己居田从文的人生理想，此后他在思想上虽曾产生过功业无成的苦闷，也并未彻底遗忘世事，但他始终不改初衷，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毕竟，他是遵循着“自然”的召唤，十分自觉地退出了官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田园。

　　当然，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也常有此类的人生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五首·其四》)、“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其四》)、“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深陷在痛苦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相反，他在“自然”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陶渊明《饮酒》诗中最著名的句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表现了他在归隐中的闲适心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这两句诗是“无我之境”的典范，他解释“无我之境”为“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可见，此时的陶渊明已达到了“庄周化蝶”[8]的境界，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青的山，白的云，盛开的秋菊……都在陶渊明的眼前呈现出最美好的天然形态，没有一丝污垢，没有半星尘埃。他全副身心拥抱着这一切，仿佛化成了它们的一部分。此时再回想官场中的生活，如笼中之鸟，不得自由，“心为形役”，痛苦不堪，他如何会抛弃眼前的归隐而去出仕呢?他要追求的是“复得返自然”，抛弃官场那种“非自然”的生活，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外物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返回到质朴真淳的人生。他不仅自己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也以此来规劝他的隐士朋友们。

　　与陶渊明同称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为江州刺史所请，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一起在城里讲礼、校书，其办公的地方同马厩差不多，陶渊明还写了诗去嘲讽他们，这就是《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

　　负婀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颖水滨。

　　陶渊明在诗中对当权者通过虚伪的崇“礼”以达到为自己沽名钓誉和笼络人心的目的，含蓄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对周续之等三人既非其时、又非其地的讲“礼”行为和有召即出的假隐士态度提出了批评，并劝他们和自己一起隐居。陶渊明不仅自己不应征命，还希望别的隐士也同自己一样站稳立场，可见其归隐情结不仅植根在了心中，更深入了骨髓!

　　入宋后，陶渊明贫病加剧，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去看望，并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劝陶渊明放弃隐居之志出仕。但陶渊明仍不为所动，也不接受檀道济的馈赠。(见萧统《陶渊明传》)在他心目中，“道”不同，非但不相谋，甚至吃一顿饭也是不可以的，毫无松动之处。他宁可敲门乞食，也决不为米弃志。陶渊明坚持己志以终老，在封建社会无数的隐士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他不愧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

　　(三)从“徘徊——回归”的诗文主题中解读其归隐情结

　　在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中，徘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主题。阮籍在其《咏怀诗》中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当代学者袁行霈认为：“这两句诗所表现的那种寂寞空虚、百无聊赖、徘徊不定的心理状态，在魏晋诗歌中很有典型性。”[9]晚于阮籍一百余年的陶渊明，继承阮籍之遗音，赋予了“徘徊”主题以新的意义。

　　上文已述，陶渊明于公元398年至405年先后投入荆州军府桓玄和北府刘裕幕中，置身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在这政治上最为黑暗、混乱的八年里，他没有找到可以依靠并且值得为之效忠的政治势力。这八年就成了陶渊明一生中徘徊幅度最大的八年。而实际上，他的徘徊从更早就开始了。早在他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时，他就“不堪吏职”，很快地解甲归田。这一进退便是他更早一次的徘徊。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辞去彭泽县令，又徘徊了多年，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田园。“陶渊明和阮籍一样，都徘徊在相互敌对的政治力量之间，无所适从，内心经历着同样的风雨。所不同的是，阮籍以醉酒任诞应付新的当政者，而没有退出仕途。陶渊明则拂衣而去，断然离开了仕途，甘愿躬耕了此一生。”[10]所以，“徘徊——回归”成为陶渊明诗文中新的主题。

　　在辞彭泽县令之前，陶渊明虽然是钟情于隐逸生活，但是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的选择上，陶渊明有过矛盾的心情。他“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从仕的心情是由于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有着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另外是由于“畴昔苦长饥”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出仕。同时，他又崇尚老庄的自然思想。因此，从29岁到41岁的13年间，他在官场与田园之间徘徊不定，几度进出。陶渊明在隐居生活中难免有入世之心，但是居官时却时刻不忘归隐之情。辞彭泽县令之后，隐居的决心在他心中彻底坚定了下来而不可动摇，一生的归宿终于安守在了曾令他魂牵梦绕的田园。但是，此后的躬耕生活里，陶渊明的心情依然有过不平静的时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八首·其二》)。朝廷的征召[11]让陶渊明又一次陷入了徘徊选择的矛盾中而导致心情不能平静。然而，虽然心情不平静，但是，陶渊明依然坚持居田到底。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陶渊明是力图以出仕的方式寻求到入世的成就。于是，他在徘徊之后仍是回归田园。此后，陶渊明在诗文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归隐决心的一种表现。“他(陶渊明)的徘徊——回归主题与单纯的徘徊有所不同，徘徊与回归是相联系着的……行迹和内心的徘徊在诗文中常常表现为回归的决心。”[12]这也可以说是陶渊明的归隐情结以另外一种形式的展现。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归去来兮辞》是“徘徊——回归”这一主题的集中体现。前面已经说过，这篇辞赋是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是时候所作的，当时他将归而未归，但心已经飞归田园，并且设想归途的情景、归后的情景、乃至第二年春天农耕的情景，一一历历在目。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设想一种新的生活，筹划一个新的开始。《归去来兮辞》宣告了徘徊的结束，也宣告了回归的决心，此时，陶渊明的归隐情结已经充分地展现和升华。从此以后，陶渊明不再徘徊，只剩下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