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用到典故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产生了无数故事。当你说出一个典故的时候，知道它背后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吗？还在苦苦寻找优秀经典的典故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1

　　出处：《晋书·陶潜传》：“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释 义 五斗米：晋代县令的俸禄，后指微薄的俸禄;折腰：弯腰行礼，指屈身于人。比喻为人清高，有骨气，不为利禄所动。

　　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县吏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陇亩。

　　从小学习大家都听说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好像也在教育我们，做一个人要有气节和立场。但实际上，陶渊明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气节而不折腰。

　　在两晋时期，士族把持朝政，庶族寒士根本无力进入权力中心，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权统治结构。而陶渊明一族虽不是王、谢这样的大士族，但是曾祖父毕竟当过晋朝的大司马，地位还是要高于一般的寒门出身。

　　在这种情况下，在出任彭泽县令前陶渊明因为仕途不顺曾有过隐居和出仕的反复。而对于一个“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人来说去作一个小县令着实是很委屈了。在这种本就感觉到怀才不遇的情况下又有一个比他门第还要差的.督邮来检查工作，而县吏又提醒他：“应束带见之。”就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所以，陶渊明虽不乏气节，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一、陶渊明对于门第出身的重视;二、陶渊明对于这份工作的不认可。所以，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典故可以多一份认识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2

　　王勃《九日》原文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

　　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

　　王勃《九日》赏析前两句，只说重阳节有菊花，为下两句引出喜欢喝酒喜欢菊花的陶渊明作一个铺垫。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因喜欢菊花，住宅前遍植菊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他嗜酒，饮必醉，“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为古代文人所欣赏。“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表达了作者对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犹如菊花般品格的赞叹。

　　作者王勃介绍王勃，唐代诗人。汉族，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世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3

　　老陶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当然有其性情，有其气节，然则是不是真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呢?这个难说。如果来彭泽县里检查工作的不是督邮，而是真的万户侯，老陶会不会帽子一掼，官服一脱，印把一扔，就走人呢?因为老陶刚当上官，还没有迎来送往过大官，第一次所迎的是这个督邮，他就不干了，所以不好判断，但我想，老陶很有可能不会是这么发气，不会是如此没有组织纪律。

　　老陶不折腰，确实是因不“拳拳事乡里小人”，在老陶看来，这个督邮不是万户侯，只是个乡里小人。不但是老陶有这个看法，在他那整个时代，督邮之类的角色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从西晋开始，整个社会分为两个族群，一是世族，一是庶族，人群撕裂，之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与天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人群撕裂，不但是达官贵人不愿往棚户区人家里走的那种自我心理，而且已上升到国家意志，作为法律固定了。比如北魏拳文帝曾颁布皇帝令：皇族、贵族、士族不得“与非类婚偶”，且“著之律令，永为定准。”曾经官做到中书舍人的蔡兴宗，很受皇帝宋文帝喜欢，但出身庶族，虽官当得大，且皇帝宠爱，按理说来，应该是很尊贵了吧，可是开起会来其他世族官僚几不与他说话，更不坐一条凳子。宋文帝看不过，有心提高蔡兴宗地位，也只是出一个“馒主意”：叫蔡某去世族首领王球家。传达皇上圣旨，只要王球对蔡某以礼相待了，那么一切OK。老蔡高兴去了，站着传了皇上口谕，之后，准备借王球家凳子坐一下，正蹲臀，屁股将挨未挨凳子，王球横眼过来，举起扇子使劲挥：你可别坐。弄得蔡某一脸尴尬，悻悻而去，将情况跟宋文帝说了，宋文帝说：明天我找王球谈个话!次日上班，宋文帝先把王球喊到一边，做他思想工作，王球顶了回去：“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宋文帝只是干瞪眼，再也没提起这事来。

　　王球抗皇命，能算是很有气节的吗?他不但“拳拳不事乡里小儿”，而且更拳拳“不事皇帝身边红人宠儿”，可是王球之所为，无关气节，只关种族歧视!

　　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但三代以上，我们都是农民。老陶祖父叫陶侃，当年身份低得很。西晋末年天下大乱，陶侃弃文从武，拉起一支队伍，冲出一条血路，当上了东晋名将，官至八州都督。可是陶侃都督之前也是督邮，在合肥那里当督邮，被人十分瞧不起，后来官当得越来越大了，在同样寒素出身的伏波将军那里当上了舍人。那次与同乡世族杨情一起坐了一回公车，吏部侍郎温雅却对杨情说：你怎么同小人坐在一起?即使陶侃不算是领导，与杨氏相比，最少也是上面来的人嘛，与督邮到彭泽县里督察，情形是差不多的.，但身份是“小人”，依然让人冷眼。

　　从陶侃到陶渊明，应了三代之上是农民，应了三代打造一个贵族，老陶贵族身份意识是十分浓的，他在被推举为彭泽县长之前，曾经有几次当公务员的机会，一是任州主簿，一是参军。州主簿的职位不低，怎么着也是市政府秘书长，比县长要高，但老陶不去，原因是这个职位是“浊官”。在老陶那会，官吏被分为“清官”与“浊官”。清与浊不是按照廉与贪而分，基本上可以说是按照士与庶而分的，士族当清官，地位重要却不担当实际责任，也就是做做报告，讲讲话；庶旗当浊官，就是上传下达，送往迎来，公务杂务全挑。

　　督邮也算浊官之列，但这浊官，却是位卑而权重，掌管督察纠举所领县乡违法之事，兼管宣达教令、讼狱捕亡。这个职责可了不得：要提拔一个人，他没那能耐，但要搞倒一个人，却是他的权力范围。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全靠他了。我们现在对这类官吏下界来，接待规格那是很高的，教育部一个秘书，带着大学评级的使命而来，级别远在其上的大学校长、副校长等一千人马与班子人员，都得到机场去迎接，这规矩可是老传统，马虎不得。陶县长不愿以绅士身份对“小人”折腰，所以，只能自动辞职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4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将，要了解陶渊明的趣味、立场，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盘根错节的东晋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贫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蛮族（溪族）血统，这在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王朝中是很难立足的。

　　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将军王敦主政其间，为了扩充势力而将陶侃排挤至边陲广州担任刺史，这无疑是门阀政治对陶侃的一次无情摧残。后来王敦叛乱被平定，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但琅琊王氏与陶侃之间的宿怨却一直难以弥合，以至于新兴贵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导发难时，陶侃坚决站在了庾亮一边。应该说，与琅琊王氏的对立态度，成为了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也最终导致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发生。

　　研究魏晋文学的大家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给出的一段考证，陶渊明29岁时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却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个不肖子孙。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应该理解为“不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

　　当然，如果仅仅是家族记忆的牵绊，陶渊明的伟大还是有限的。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渊明隐居的最终原因。曾祖父陶侃虽然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毕竟是东晋王朝的臣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晋王朝成全了作为寒门和蛮族的陶侃。对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的不满，并不能盖过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但东晋王朝最终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取代，陶渊明偏偏经历了这一历史剧变。这使得陶渊明的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

　　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34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

　　陶渊明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

　　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后，曾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请陶渊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渊明自然不会答应。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

　　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不是文人对陶渊明的定义，而是史家对陶渊明的定义。如果把传统史学当作善善恶恶、贤贱不肖的经学图解，就能领会这段文字的分量。

　　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布尔乔亚式的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晚年的陶渊明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也没有逃避，因为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