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的原文

太史公自序的原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对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很是熟悉吧，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那么都有哪些类型的古诗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太史公自序的原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史公自序（选自《史记》）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①。’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②！”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③。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⑥。《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⑦。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⑧。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⑨。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⑩。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注释

　　①绍：继续。

　　②小子：对长辈的自称。

　　③是非：褒贬，评论。二百四十二年：即春秋时期。因《春秋》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止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仪表：法则、标准。

　　④退：摈斥、斥责。王事：谓王道，指尊周室，攘夷狄。

　　⑤空言：指褒贬是非的理论说教。行事：指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

　　⑥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纪：纲纪，秩序。嫌疑：疑惑难明的事理。善善恶恶（wù）：表彰好事，贬斥坏事。贤贤：赞扬贤者。补敝起废：补救、振兴衰敝。

　　⑦经纪：整顿。长于行：在于指导、规范人的行为。长于风：擅长表现风物、风俗。《乐》乐所以立：《乐》的目的是使人产生愉悦。

　　⑧贼：指犯上作乱。

　　⑨经事：日常事务。变事：与“常事”相对而言。权：权变，变通。

　　⑩“其实皆以为善”句：意谓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只是不知义理，结果背上空头罪名也不敢推辞。被：加上。

　　宗：根本。

　　唯唯：语气词，顺应而不表示可否。

　　符瑞：吉祥的征兆。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重礼。改正（zhēng）朔：即改用新历法。正：岁首。朔：初一。服色：衣着、车马、祭牲、器物的颜色。武帝太初改历，色尚黄。穆清：指清天。罔极：无穷无尽。

　　重译：辗转翻译。款塞：叩塞门，指通好或内附。款：叩，敲。

　　布闻：传播。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故事：旧事，旧业。整齐：整理。

　　论次：编排。喟然：叹息的样子。

　　演：推理。膑：剔去膝盖骨的一种酷刑。大抵：大都，大致。发愤：抒发愤慨。

　　陶唐：陶唐氏，即尧。麟：古代传说中的瑞兽。这里指武帝西狩至雍获白麟之事。

　　◇鉴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全文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叙述司马氏家族的世系及司马谈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其次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写作《史记》的原由旨趣，最后对《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依次作了简介。

　　本篇节选自第二部分，文章以对话的形式，阐明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动机和宗旨，即从孔子总结过中国古代的文化以后，过了几百年，需要再作一次总结式的整理，他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

　　并由此抒发了司马迁自己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叙述历史、委鉴后世的愤郁之情和奋发之志。文章笔带锋芒，语含感情，文辞高古庄重，具有浓厚的抒情se彩，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和激励力量。

　　《自序》的重要内容，是论述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通过褒贬从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故事来阐明王道，为天下树立行为的标准和规范。

　　而孔子之所以通过撰写史书的方式来传达“王道”，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用玄虚的言语来负载王道，不如以历史事件来表现王道更为深切、明著。事实上，司马迁的这些论断既是对孔子为何作《春秋》的说明，又是对自己为何作《史记》的暗示。因此，《史记》成书的根本原因与目的，并非在于太史公对历史旧事的兴趣，而是期望通过评述历史往事，来传达可以规范现实人生的主题。

　　当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还不仅仅在此。他论次《史记》七年而横遭李陵之祸，身陷囹圄，终被腐刑。而他之所以隐忍苟活，乃是为了完成《史记》并以此抒发自己的满腔幽愤，正像西伯、孔子等人一样，内心郁积着无限的忧伤和愤懑，理想无以变为现实，因此才“述往事”而“思来者”。

　　可以说，《史记》一书不仅记载着黄帝至汉武帝时期两三千年的煌煌历史，而且处处渗透着司马迁的生活背景与切身经验，蕴涵着司马迁的爱与憎、愤懑与不平、思想与操守，乃至整个精神世界。

　　文中虽论及不应以《史记》来比附《春秋》，但这实乃对自己的回护，并非太史公本心。文章全用司马迁和壶遂问答辩难的方式展开，以问答穿插、结构全篇。这一方面使得问题显豁、醒目，另一方面也使论说更为集中、明晰，此点正是本序的一大特色。

　　◇妙评

　　此篇，于《史记》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列传也。故其大旨，只须前两行已尽。后与壶遂两番往复毕，却又忽然叙事者，正是其列传体也。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

　　观史迁以“述往事，思来者”自任处，殊感慨淋漓。臣杜讷言：“洋洋大篇，一唱三叹，所谓文生于情。后此史多祖之，然俱瞠乎后矣。”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卷十三

　　《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大文字。

　　——清·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二

　　此序词致隐约，有自附于《春秋》之旨。末束自述处，不激不随，深为得体，非悻悻然小丈夫所及。

　　——清·唐德宜《古文翼》卷四

　　赏析

　　《论六家要旨》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对其父司马谈一生的学问总考察后，觉得它是他父亲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们父子思想见解的文章。在文章中，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分为六个主要学派，每派用非常概括的几个字作了介绍，然后又用简短的语言作了精当的评判，因此它反映了他们父子对先秦诸子的看法，又由于他们概括、批评十分扼要得当，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先秦诸子的入门文章，为治诸子哲学者们所称道不衰。

　　文章称儒家以“六艺为法”，但因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批评他们“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肯定儒家对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差别仍不可易。说墨家与儒家相同“亦尚尧舜道”，但指出墨家主张“节用、短丧，尚同”与儒家有差别，这是因为“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因而认为其学说“俭而难遵”，但他们主张“强本节用”，可以使“人给家足”，故不可废。文章对法家特点概括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批评他们“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但法家“正上下君臣之分”则不可改。名家在论名物上过分严密检校，反而使人们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论证的方法也过于“苛察缴绕”，使人不能了解它的真正含义，但他们能循名责实，在错综参互比较之后，仍可以了解事实真相，应当分别考察，适当采用。由于司马父子做的是太史的官，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他们掌管的是阴阳、历数，卜筮的事，故叙阴阳家于六家之首，但他并不迷信阴阳，指出阴阳家宣扬“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司马谈认为“未必然也”，批评他们“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这是很合科学的，与后来《论衡·讥日》的观点很接近。但他又强调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古代农业受到四季气候的制约很厉害，故提出“四时之大顺不可失”的论断，很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这是很令人钦佩的。

　　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子，他研究道家是花了工夫的，把道家摆在六家最末，用赞美的语气写了一大段文字：“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至于道家的学术渊源，他指出道家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对道家的评语，几乎无一贬辞。他讲的道家究竟是指哪一类道家，这是《论六家要旨》传世以来争论不息，虽说有过一些论证，但恍惚迷离，并没有搞清楚的。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经法》，对比《论六家要旨》，可见两者的许多提法相同。在“因阴阳之大顺”上，《经法·称》里便有“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在“采儒墨之善”方面，《经法·君正》里便有“兼爱无私，则民亲上”；在“撮名法之要”方面，《经法·道法》开头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里也有论名理的专章，提出“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循名厩(究)实，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灾”，进一步要“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论六家要旨》提出道家的三种学术渊源，在《经法》里都可找到它的根据，《经法》经唐兰先生研究，即《汉书·艺文志》的《黄帝四经》，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论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是按《黄帝四经》作推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谈论道家最后总结了一句：“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这句话也见于《经法·观》，不过《观》作“圣人不巧，时变是守”，它又见于《国语·越语》下，勾践想伐吴，范蠡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说：“未可也，蠡闻之，‘上帝不巧，时变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有夺，有予，有不予，王无蚤图。”说明这种道家是主张入世的，它与《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及《庄子·胠箧》主张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何等的不同。反映出黄学主张积极研求时变，如何去因应时变，取得胜利。黄学要求“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样才能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汉初期奉行的政策，是奉黄学为指针的，汉宣帝是一“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之主。太子劝他“宜用儒生”，他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独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言，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一次提到汉家制度，一次提到乱我家者(乱我家即乱我汉家制度)，而对汉家制度宣帝的解释是“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道家就是黄学吗？黄学也同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以因循为用，故有人称之为黄老。汉代文帝、窦太后及景帝均好黄老，两三代的休养生息，造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有汉武帝的国力强盛，抵御匈奴，将版图扩大到西域。汉初的盖公、曹参、陈平、田叔、汲黯都是著名的汉代学黄老的政治家，黄学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