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庭坚

苏轼黄庭坚

　　苏轼与黄庭坚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呢?苏轼与黄庭坚都是宋代非常著名的词人，他们的文学创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是小编分享的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以及两人的笔墨心情，欢迎阅读!

　　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

　　苏轼与黄庭坚这两位宋代文苑巨子的友谊，始自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时苏轼在湖州太守孙觉处见到黄庭坚诗文后叹赏称誉，熙宁十年(1077)在济南李常处又对黄氏诗文再次推许褒扬。元丰元年(1078)春末夏初，苏轼接到黄庭坚投寄的书信与赠诗，并于秋初作答，二人定交。此后，他们诗文唱和，翰墨往还，但直到元丰八年(1085)尚未见面。

　　京师初晤与翱翔馆阁

　　苏轼与黄庭坚于元丰八年秋初冬末先后相继入京，然是年尚未面晤。至元祐元年(1086)初，这对相知相慕、朝思暮想、心神两契的诗星至友，终于盼到了展晤之期。关于苏黄初晤的准切时间，稽查诸书，均无确载，苏黄集中亦未明示。检《苏轼文集》卷十九有《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其云：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

　　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

　　岁丙寅，斗东北。归予者，黄鲁直。

　　铭文写石砚的打制、质地、产区、用途以及赠者、时间。其中"岁丙寅，斗东北"二句乃记赠砚年月。"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无须赘言。"斗东北"则为时月。古人以北斗星方向的转换代指季节。《鹖冠子·环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东北"(一作"斗南北"，是则非夏即冬，无确指性，疑为后人臆改，俟考)则言斗柄由北向东渐转之象，此正是冬末春初态势。由此可知黄庭坚赠砚苏轼乃在元祐元年初春季节。苏轼另有《题憩寂图诗并鲁直跋》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鲁直下一句。或言：子瞻不当目伯时为前身画师，流俗人不领，便是诗病。伯时一丘一壑，不减古人，谁当作此痴计。子瞻此语是真相知。鲁直书。"(《苏轼文集》卷68)是日众人作画题诗，而庭坚身与其间，议论并题书，则至晚此日已拜晤苏公，抑或即此日赠砚。又考山谷晚年《跋子瞻木诗》谓"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山谷题跋》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下引此本不另注);《题东坡像》又云"元祐之初吾见东坡于银台之东"(《山谷别集》卷10);可知苏黄始晤于元祐元年春初，此正与苏铭所记相合。《苏诗总案》将"黄庭坚始拜公都下"系于元祐元年正月条下，虽未言依据，而大体不差。顺便指出，古柏《苏东坡年谱》云正月"八日黄庭坚拜于东坡门下为学生"乃由《总案》删节推衍而来，恐非确实，难以为据。综上资料可以推知黄庭坚于元祐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苏轼，并赠之以洮河石观，终于实现了十数年来的夙愿。苏轼自熙宁五年(1072)于孙觉处闻知黄庭坚，至此首尾十五载始得相见，而黄庭坚从元丰元年(1078)投书苏轼，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从此，苏黄步入了终生最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谊生活。

　　苏轼自黄州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辞免中书舍人状》、《苏轼文集》卷23)，元祐元年三月迁中书舍人，八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直迁内制，视草西垣，至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四月下旬离京赴任，前后在朝不足三年半，这是苏轼入仕以来最为显达的时期。而黄庭坚自元丰八年秋初至京任校书郎，直止元祐六年夏末丁母忧扶柩归里居丧，立朝六载，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亦是仕宦鼎盛期。苏黄在京供职相处三年有余，政暇雅集，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大畅平生师友之情。据今传苏、黄诗注不完全统计，其间唱和几达百篇之多，全都情调高雅，意味隽永，情趣相似，且主题意外地集中、统一，几乎全是围绕友谊和林泉志趣。如元祐元年春，庭坚作《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苏轼有《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又有《再和二首》、《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赠香、烧香本琐事、细事，乃至庸事，何为唱和再三不止?玩绎诸篇，则见多以佛典禅宗珠发妙语，传达出世之思，既含机锋，又富谐趣，正如黄诗所言"九衢尘里偷闲"，"深禅相对同参"，表现出心神两契的非凡友谊。又如苏轼作《送杨孟容》，且"自谓效黄鲁直体"，而山谷有次韵《子瞻诗句妙一世……》表示逊谢;黄有《双井茶送子瞻》，苏作《次韵为谢》;苏为《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黄皆次其韵……苏黄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实现了心灵的勾通，增进了友谊，同时又开始倡导一种新文风，故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9)之说。

　　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上《试馆职策问》，"御笔点用"(《苏轼文集》卷27《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是月二十九日主持学士院考试，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并擢馆职。次年正月，庭坚除著作祐佐郎。至夏秋间，苏轼、黄庭坚等人英集王诜西园，李伯时图而画之，东坡"乌帽黄道服，提笔而书"，山谷"团巾茧衣，手秉焦 而熟视"，补之"披巾青服，扶肩而立"，米元章称"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西园雅集图记》)。至冬，上《举黄庭坚自代状》云："蒙恩除臣翰林学士，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苏轼文集》卷24)，举状对黄氏的品德与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其对黄庭坚的推举已是无以复加，至成赵挺之弹劾苏轼的口实。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领贡举事，辟黄庭坚等人为参详官(《山谷题跋》卷8《题太学试院》)，同锁试院，考试进士。据苏轼《书试院中诗》云："三月初，考校即毕，待诸厅参，主数往诣伯时"，同观李伯时画马并赋试，而"黄鲁直诗先成，遂得之"(《苏轼文集》卷68)，黄诗《观伯时画马礼部试院作》尾云："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着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不仅含有赞赏李画、追随东坡之意，而且坦露了向往自然之怀。苏轼《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中有"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诗瘦，不如芋魁归饭豆"，谦谢之余，亦纳归隐雅意。榜出，李廌落第，苏轼有《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庭坚作《次韵子瞻送李豸》;三月十四日，苏黄等人同游金明池，黄庭坚有《次韵宋茂宗……》诗，苏轼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韵》篇;夏间，东坡叔丈王宣义致书求红带，轼"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秋末、苏轼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谓"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庭坚《次韵子瞻送穆父二绝》，亦有"谪官犹得住蓬莱"之句;冬季，庭坚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爱，苏轼有《次韵黄鲁直嘲小德》，又于题中注云："小德，鲁直子，其母微，故其诗云'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且以"名驹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叹赏，悦同山谷。暮冬，庭坚有《拟省题岁寒知松柏》诗咏松自寓，"心藏后雕节，岁有大寒知"，苏作《和黄鲁直效进士》亦云"炎凉徒自变，茂悦两相知"，神契可见。

　　是年三月，苏轼因台谏攻击不已，接连上札以疾乞郡，不许，又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云："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严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致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侵迫"，"臣只欲坚乞一郡……得归丘壑，以养余年，其甘如荠。今既未许请郡，……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苏轼文集》卷28)，札上不许，而宠遇益厚。九、十月间，群小交攻不已，谗谤日至，故又连札请郡，其十月十七日《乞郡札子》云："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贴黄又云："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见《苏轼文集》卷29)。札中点明了台谏交攻的根由，亦谈及黄庭坚由此而受到攻击和株连。

　　元祐四年春，黄庭坚过访苏轼，苏轼得黄庭坚承宴墨半挺，至三月四日苏轼书《记夺鲁直墨》云："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宴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苏轼文集》卷70)山谷之言正叹苏轼不同流俗。三月十六日，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至四月离京时往别文彦博，文氏嘱其"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总案》引《明道杂志》)。自此，苏黄结束了终生难忘的京师欢聚，唱和迭入波谷。任渊谓"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山谷常苦眩冒，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医药，至六年六月遂丁家艰，故此数年之间作诗绝少"(《<山谷诗集注>目录》)。

　　元祐六年三月，苏轼被召入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五月底抵京，继遭洛党攻击，八月出知颖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召还，旋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守礼部尚书。元 八年九月，哲宗亲政后，苏轼出知定州，永别京城。此间，黄庭坚于元祐六年三月因完成《神宗实录》而迁起居舍人，六月丁母忧扶柩归里，与苏轼失之交臂，其后居丧在家，至元 八年七月除编修官，九月服除，知政局有变，故上章辞免。总之，元祐后期，苏黄直接的接触极少。

　　苏黄友谊的深化：彭蠡诀别与挽歌湖海

　　哲宗绍圣元年(1094)，党争加剧，苏轼于去年因受洛党攻击而出知定州，今年闰四月又以所谓"讥斥先朝"罪，落职追官，贬谪英州，"火急治装，星夜就道"(《苏轼文集》卷37《赴英州乞舟行状》)，未至任所，六月再贬惠州，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十月初抵惠州。是岁，黄庭坚继去年辞免编修官居家待命，夏初始除知宣州，未抵任，旋改鄂州，尚未到官，台谏指责所修《神宗实录》"多诬"，史祸发生，朝廷于六月命"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亳州明道宫"，且令赴京畿勘问，十一月至陈留。苏轼舟赴惠州，而黄庭坚离家就任，二人七月中旬相遇彭蠡，"相会三日"(黄庭坚《与佛印书》)，故后来山谷《题东坡像》云："绍圣之元，吾见东坡与彭蠡之上"(《山谷别集》卷10)。其间，苏轼为庭坚作《黄鲁直铜雀砚铭》(见《苏轼文集》卷19)，据黄 《黄山谷年谱》言，苏轼"亲笔刻砚上"，且有款识"绍圣元年七月十三东坡居士书"。次年，苏轼《与黄鲁直书》有"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语，即指此事。苏黄此次接晤彭蠡，遂成诀别，这是两位文坛巨子所始料未及的，加之政局多变，行色匆匆，苏、黄集中竟无唱和踪迹。

　　苏、黄离别彭蠡，各奔南北。苏轼十月初抵惠州贬所，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再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月渡海，三年后方得内迁。而黄庭坚十一月抵京畿陈留，勘问结束，以"诬毁"先朝罪于十二月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又移戎州安置，苏轼内迁时，庭坚亦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这一时期，苏黄贬居两地，间隔千里，而相互萦怀，或书信往来，或题跋字画，或追和旧作，友情似海，称颂不已，斑斑见诸集中。

　　绍圣二年(1095)正月，徐彦和持黄庭坚永思堂所跋《远近景图》、《北齐校书图》、《右军斫桧图》三画谒见苏轼，轼再跋之，发明山谷之意。四月，苏轼作《桄榔杖寄张文潜》诗，题云："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中有"身随残梦两茫茫"、"遥知鲁国真男子，独忆平生盛孝章"句，表示对文潜、鲁直的称叹和怀念。其《答张文潜》书又说，闻"鲁直远贬，为之凄然"。山谷赴黔途中传书苏轼，十二月，东坡作答：

　　方惠州遣人致所惠书，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风土何似?或云大率似长沙，审尔，亦不甚恶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处之道也。闻行囊无一钱，途中颇有知义者，能相济否?某虽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须预虑。……隔绝，书问难继，惟倍祝保爱。不宣。 --《苏轼文集》卷52

　　其惦记、体贴、关心、安慰与勉励之深情，溢于言表。绍圣三年(1096)，苏轼侄婿王庠欲问学山谷，遣人求东坡作荐书，苏轼"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信中陈述了作书缘由。且言王郎"文行皆超然，笔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又云其"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求。黄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苏轼文集》卷52)，推引同道，尤见神契。苏轼有《跋山谷草书》(见《苏轼文集》卷69)记昙秀持山谷草书一轴来见，而东坡作跋称之。是年，黄庭坚亦有《跋秦氏所置法帖》，中云"东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山谷题跋》卷1)，推重钦佩，可见一斑。

　　元符元年(1098)，已是苏轼谪居海南的的第二年，是岁重九，黄庭坚在戎州与诸人游无等院，观甘泉绕井，"见东坡老人题字，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黄山谷年谱》卷37)，想到生活在天涯海角的老人，担心、记挂、思念、不平、愤懑等复杂的情绪交织一起，心情无比沉重。次年，黄庭坚在戎州发现了多年前苏轼写给叔丈王庆源的一封信，尚未为人珍视，山谷异常痛惜，故题其后云："东坡道人书尺，字字可珍，委顿人家蛛丝煤尾败箧中，数十年后，当有并金悬购者"(《山谷题跋》卷7)《题子瞻与王宣义书后》。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旧党遭受迫害的局面稍有改观。苏轼五月内迁移廉州安置，黄庭坚复宣义郎，监鄂州盐税。时苏轼《答秦观书》谓"鲁直云，宣义监鄂酒"，知山谷曾作书东坡。黄庭坚于秋季在青神作有《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其自序云："王元直惠示东坡先生与景文老将唱和六言十篇，感今怀昔，似闻东坡已渡瘴海"，显见怀念之情。

　　建中靖国元年(1101)皇太后去世，徽宗亲政并改元。苏轼于去年十一月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郡任便居住"(见《谢表》)，而黄庭坚亦离戎东归。是岁正月，庭坚有《书王周彦东坡贴》云：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若以篆文说之，大字如李斯绎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东坡先生道义文章，名满天下，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诚服者，岂但中分鲁国哉!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乙酉书。

　　--《山谷题跋》卷9

　　可见其对东坡先生的钦服、崇敬。四月间，山谷至荆州，在承天寺观阅东坡和陶诗卷，"叹息弥日，作小诗题其后"(山谷自序)：

　　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跋子瞻和陶诗》、《诗注》卷17

　　诗中饱含义愤不平、理解同情和对品格情操的高度赞扬。五月间，黄庭坚与王霖等人同观苏轼墨宝于沙市舟中，作《题东坡字后》云："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并回忆"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且谓"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山谷题跋》卷5)。至七夕，黄庭坚在荆州"次东坡七夕韵"作《鹊桥仙》，起句云"八年不见"(自彭蠡分别至是首尾八年)，结尾又谓"百钱端欲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又有《病起荆州亭即事十首》，其七专为东坡而发：

　　文章韩杜无遣恨，草诏陆贽倾诸公。

　　玉堂端要直学士，须得儋州秃鬓翁。

　　作者哪里料想得到，其诗成不久，苏轼于七月二十八日仙逝。黄庭坚失却了这位终生钦服的良师益友，心中无限悲痛，悬像室中，奉之终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刘德权、李剑雄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载，"赵肯堂亲见晚年悬东坡相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叙哉!'"

　　苏轼人归道山之后，黄庭坚用笔表达着沉痛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同时也竭尽全力发扬光大苏轼的文化思想，仅崇宁元年(1102)中，此类文字就达二十余篇。是年初夏，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去年失秦少游，又失东坡公，今年又失陈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坠矣!"(《山谷别集》卷20《简杂》)且言"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指苏轼)。五月，在赴任太平途中，经江州湖口时，李正臣持苏轼去年四月所作次韵《壶中九华诗》来见，山谷见诗怀人，感慨万端。苏轼所喜欢的"异石九峰"已为人取走，"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诗有"能回赵璧人安在?已入南柯梦不通"之句，笔重情深，摧人泪下。六月中旬，在太平看到苏轼所画墨竹，睹画怀人，遂作《书东坡画郭功父壁上墨竹》诗："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凌励中原草木春，岁晚一棋终玉局。巨鳌首戴蓬莱山，今在琼房第几间?"庭坚至太平领州事，九日而罢，"即日解船至江口"，于江州紫极宫见苏轼元丰七年所和李白诗，遂《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云"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往者如可作，抱被来同宿"。九月抵鄂州(今湖北武汉)，遂流寓此地，写了《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称扬子瞻古雅之风，又有《武昌松风阁》诗悼念"东坡道人已沉泉"。

　　是年幕秋，张耒以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来到苏轼曾经谪居的黄州，这里与武昌隔江相对，庭坚与张耒多相过从，旧友重逢，感叹今昔，唱和诗篇，山谷写了《次韵文潜》、《和文潜舟中所题》、《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等："年来鬼崇覆三豪，词林根柢颇动摇。天生大材竞何用?只与千古拜图象"、"经行东坡眠食地，拂试宝墨生楚怆";"信矣江山美，怀哉谴逐魂";"眇然今日望欧梅，已发黄州首更回"、"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其对故人的怀念深情溢于字里行间。

　　次年，黄庭坚在鄂州写了《梦中和觞字韵》诗，其序云："崇宁二年正月已丑梦东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间，予诵《寄元明觞字韵》诗数篇，东坡笑曰：'公诗更进于曩时。'因和予一篇，语意清奇。予击节称叹，东坡亦自喜。于九曲岭道中连诵数过，遂得之"，其因思成梦，而梦中犹在论道赋诗，神契之笃可见。是年十一月，黄庭坚被除名羁管宜州，岁末自鄂州赴贬所，次年春经衡州，于花光寺见苏轼、秦观诗卷，作诗悼友，题云："花光仲仁出苏、秦诗卷，思两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未"，诗谓："长眠桔洲风雨寒，今日梅开向谁好?何况东坡成古丘，不复龙蛇看挥扫"，"叹息斯人不可见，喜我未学霜前草。"

　　崇宁四年(1105)是黄庭坚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年，五月间《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云："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轩辕弥明不解世俗书而无一字，东坡先生不解世俗书而翰墨满世，此两贤，隐见虽不同，要是魁伟非常人也。王右军书妙天下，而庾稚初不信，况单见浅闻又未尝承其言论风旨者乎!刺讥嗤点盖其所也。崇宁四年五月丙午观于宜州南楼"(《山谷题跋》卷5)。九月三十日，黄庭坚阖然长逝。但苏黄友谊并未就此终结，而是继续影响着一代乃至数代优秀正直的文人学子，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产生着不容低估的积极影响。

　　苏黄一为天赋型全才，一为勤苦型通才，二人均博学多识，思力果锐，于诗文词赋、书画哲思都堪称名家巨匠，他们本身就具备着很强的影响力，其友谊又使这种影响力大为扩张，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以苏黄为中心的强劲凝聚力和推动力，促进着宋代文化的发展，给宋代文化带来了繁荣与生机。明代宋濂曾谓："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竟以已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后，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性情远，大抵不出于二家，观于苏门四学士及江西宗派诸诗，盖可见矣!"(《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张秀才论诗书》)正从一个角度指出了苏黄友谊对宋诗发展产生的影响。

　　黄庭坚与苏轼的笔墨心情

　　《花气薰人帖》是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一件书法小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内容为一首28个字的小诗，意兴淋漓。老朋友王晋卿数次写诗给黄庭坚，他都没有及时答和，于是王晋卿通过频频送花来催促，想以此提醒黄大诗人。以诗歌作为媒介进行文学上的切磋，是古代文人们进行交往的方式——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方式，人们通过唱和、酬答来表达对风景、历史、事件、人物等的看法，或者记录当时的集体记忆与感受。文人之间的情感在这样特别的叙述、感慨、评论的过程中加深，由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或社群。

　　面对王晋卿送来的花，黄庭坚享受着它们开放时的香气，仿佛平日修行安定的功夫都被破除了，他想不到自己人过中年竟然还有这样为自然感动的心情。在这个春天，诗人终于动起写诗的念头，却像经历着一层层逆水的滩头，船要上行，何其艰难：“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黄庭坚是一位执着的修行者，他与佛教人士交往频繁，在他们之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甚至享有在禅宗著名经典《五灯会元》中留下声名的殊荣。他的诗歌也非常有特色，写作结构往往出人意表，令人猜测不透，其“山谷体”获得过“硬转折”和“瘦硬”的评价。当我们细心审看这幅《花气薰人帖》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禅、诗、书是怎样同臻一境的。

　　黄庭坚的运笔温和而倔强，虽然是写草书，笔速并不很快，沉着冷静的过程既像是按照预设的路径行走，又像是在缓缓行进中等待无数种可能的创生。这跟禅宗中的“渐悟”和“顿悟”何其相似，运动中的“遵守”“期待”和“想象”并不矛盾，它们统一在“禅”中。

　　可是，书写的进程被打断了，黄庭坚将之归罪于“花气薰人”，也许并非如此，但现实是，笔墨既有的节奏慢慢产生了变化，牵绕、萦带也渐渐多了起来，笔画越来越方、硬，墨色越来越焦、渴，速度越来越快、急，字里行间的“硬转折”出现了，随着情感的舒泄，神采也聚合呈现出来：嗔怪、惊喜、狡狯、无奈、烂漫，一时心绪自然而随性地流淌泄露在纸间。

　　《花气薰人帖》硬朗而饱满的笔画让人印象深刻，观察生活细致入微的古人用“折钗股”来形容书法的这种笔画形态：笔毫平铺，笔锋圆劲，如钗股弯折仍然体圆理顺。“山谷体”的奥妙也尽在于此。诗意点亮了生活，让这幅信手而成的作品成为珍贵的“文物”。如果说闲适的生活能够滋养艺术，那么困顿、苦难的生活则更是艺术的添加剂。

　　和门人兼好友黄庭坚一样，宋代最天才的文人苏轼也在远谪的遭际中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苏轼的乐天性格是那样的“无可救药”，他非凡的性情化解了不少厄运和悲苦，他甚至在晚年自题小像的诗句中得意地宣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即便心理素质足够强大，在“乌台诗案”之后左迁黄州的苏轼，仍时时被焦虑、悲伤甚至凄怆等心情所折磨。来到黄州三年后的寒食节，苏轼写下了两首寒食诗，后又写成长卷，留给我们一个悲叹伤惋的天才的背影：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生活竟能这样沉重而令人绝望!南方湿冷阴寒的气候无意让苏轼的心绪更加糟糕。在以忠孝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的时代，苏轼却经历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煎熬和痛楚，那种“死灰吹不起”的潮湿、困顿、压抑、遗憾、潦倒、孤寂、无助和欲哭无泪，简直穿越千年，扑面撞来。在诗帖中，苏轼一改惯常的温柔敦厚，顿挫提按，转腕如轴，加粗、放大、拉长，沉雄、激昂、婉转，墨迹的变化犹如心情和命运的变化。在《寒食诗帖》中，我们看不到前后赤壁赋书卷中的那种平缓温厚，看不到《中山松醪赋》中的那种畅达浩荡，也看不到《渡海帖》中的那种率真无畏，只有一股倔强、执拗、孤闷、彷徨。这件光彩照人的杰作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人们将其评为继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经历过两宋的文祸和党政，不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肯定，人们对苏轼及其书法的喜爱程度只增不减，这也让历史的书写者真正感受到纯粹的艺术所能产生的巨大魅力和影响。

　　元符三年(1100年)，应收藏者蜀州张浩之邀，黄庭坚在观赏《寒食诗帖》之后，于拖尾题写了长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出于对苏轼的理解和认同，黄庭坚以轻松的笔调赞誉了苏轼这首诗同时也是书法作品的高超水准，他认为其中熔冶了前辈大师如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等的高明技法，并提炼出东坡书法独有的意趣。这些评价可能会让熟悉苏轼和黄庭坚的人们想到以前两人互开的玩笑，黄庭坚戏言肥扁斜侧的苏字是“石压蛤蟆”，对比这个很难看出有什么赞扬意味的评价，《寒食诗帖》的题跋仿佛出自另一位欣赏者的手笔。当然，黄庭坚正是看到了《寒食诗帖》的特别之处，首先是字体不再一味肥厚倾侧，而是大小错落参差，动感十足。二是随着造型的前后变化，许多字的重心也不再稳定地构成中轴线，由此看上去更为自然且更具惊喜，正如苏轼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自然而生活化的艺术，也让生活更自然地艺术化。

　　不过，可能只有很少人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卷尾题跋的黄字，竟然要比作为主体中心部分的苏字大许多，而在内容上来看，黄庭坚在遵循题跋旧式赞扬苏字之后，又谈起了自己，谈起了自己的书法和苏轼书法的微妙关系。正像石守谦先生观察到的那样，“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的自评分成了好几个层次，虽然承认《寒食诗帖》的巅峰成就，称得上是书界的“佛”，但也表露了对自己书法成就的绝高信心，欲与东坡一同称佛称尊;非但如此，他所谓的“于无佛处称尊”还要安排由东坡之口说出。推东坡为“佛”，自许为“尊”，再以“尊”向“佛”抗争叫板，这就是黄庭坚以如许大字骄傲题跋的争胜心理。

　　其实，在写这段跋文之际，正是黄庭坚生命由困顿转向奋发的好时光，徽宗登基以后，他的“前罪”遭赦，更得到监管鄂州盐税的官职。本拟即刻赴任，却因江水大涨不能成行，索性乘舟到青神和戎州探访亲友，盘桓三月有余，其间应远来求字的张浩之请题跋，留下了这段与苏轼的隔空对话。也许是对苏轼太过熟悉，也许在川期间看到太多苏轼的“身影”，黄庭坚的这段题跋看起来写得非常自然，又暗含力量，绝不比他刻意为之的任何一件书法逊色，或有过之——因此，题跋内容中对《寒食诗帖》的评价转而成为黄庭坚的自况，“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就算让黄庭坚再写一次，同样也难以达到既有的样貌和效果。

　　次年，也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五月，黄庭坚写下了他另一件重要的作品：《经伏波神祠》长卷。这件书法虽非擘窠大字，仍觉惊人心魄，文徵明评其“真得折钗、屋漏之妙”。苏轼和黄庭坚二人早年均学颜真卿，在颜、柳之外，黄庭坚也常临苏字，直到他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开始剧烈变法，终于脱出陈臼，形成长枪大戟、舟子荡桨的个人面目。《经伏波神祠》是黄庭坚晚年的代表作，黄庭坚亦颇自得，他在卷后题道：“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何如元祐中黄鲁直书也。”在诗法上标榜“夺胎换骨”的黄庭坚，终于见证自己书法的“夺胎换骨”——不过，就像苏轼在《寒食诗帖》中写到的“病起头已白”那样，黄庭坚也以“山谷老人病起须发尽白”几字收束《经伏波神祠》全卷。

　　未及四年，这位耿直、狷介、高傲的老人，在贬所宜州那个狭窄、阴暗、潮湿的戍楼中凄苦孤寂地离开人世，此时他的身上刚刚背负起一条叫做“幸灾谤国”的新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