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红颜知己

苏轼的红颜知己

　　导语：著名的诗人苏轼是一位非常有博学的才子，而自古以来，才子身边都少不了，红颜知己的陪伴。下面是小编分享的诗人苏轼的红颜知己，欢迎阅读!

　　苏轼的红颜知己

　　熙宁二年后，苏轼相继担任过开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刚到湖州没几天，就遭奸人陷害蹲了大狱。王闰之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没有跟随苏轼赴汴京狱。几个月后，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久王闰之由苏辙护送到黄州。这位少夫人和她堂姐一样聪慧，她甘愿和丈夫过清净的农家生活。《苏长公外纪》说苏轼在东坡养了一头牛，不料得了牛水痘，眼看将死，王闰之献计说：“赶快熬一锅青蒿汤，准能救活。”苏轼如法炮制，牛果然痊愈。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执政，苏轼遇赦担任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上任七天被召回朝，初授中书舍人，接着升任翰林学士，其间外任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知州，又回朝担任礼部尚书、翰林承旨。就在这一年，跟随了苏轼二十多年的王闰之因病医治无效，死于汴京。苏轼在《书金光明经后》中说：“轼之幼子过，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讳闰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王闰之刚闭上眼，苏轼便被轰到了河北定州，没几天又贬惠州，再贬海南岛，直到六十五岁才遇赦北归。如果王闰之不死，也只能跟着倒霉的丈夫流落岭南活受罪!这两位蜀中丽人，王弗可谓红袖添香，王闰之可谓祸福与共，她们都亲身领略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才子苏东坡的风范，从这一点来说，她们真是很幸运。

　　苏轼身边还有位丽人也姓王，叫朝云，是他当杭州通判时收入室中的，那年朝云十二岁，是杭州的`歌妓。苏轼为朝云写的墓志铭说：“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看来“敏”和“义”可以概括朝云的品行。宋朝士子身边虽有夫人，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妾。朝云的“敏”主要表现在艺术方面，时不时为苏轼浅斟低唱，是她分内之事。她跟着苏轼也没少担惊受怕，发配黄州、流放惠州，都在苏轼身边。绍圣三年(1096)七月的一天，身在惠州百无聊赖的苏轼想听朝云唱歌，于是命她把《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唱一遍。朝云似有所感，流泪说道：“妾平生最不忍唱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也。”苏轼伤感道：“我方伤春，你又悲秋!”没想到几天之后，朝云竟死在惠州，年仅三十四岁。

　　苏轼一生接触过的女人不止这三位。叶廷琯《鸥波余话》说：“衡山王泉之曾至都昌，见《都昌县志》载坡公南迁时，遣妾碧桃于县。”意思是苏轼被贬惠州，为了让侍妾碧桃少受罪，到都昌后，将她留在那里自谋生路。为此还颇为伤感地写了首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见，东风吹老碧桃花。”陈鹄《耆旧续闻》又说：辰州陆知州曾对他说，苏轼《贺新郎》词提到“榴花”，人皆不知其意。他曾在晁说之家见过东坡手稿。晁说之告诉他：“东坡有妾名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惟榴花独存，故词多及之。”意思是朝云死后，苏轼身边还有侍妾榴花相伴。关于碧桃、榴花的记载比较缺乏，其真实性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苏东坡怎么死的?

　　宋代文豪苏东坡，为人心胸宽阔、乐观豁达，又自通医药、注重养生，应该是比较长寿的，却只活到66岁就病故了，未尽天年。他虽然仕途坎坷、几经磨难，可是没有死于“乌台诗案”，没有死于赤壁贬谪，也没有死于海南流放，却在回归养老常州时、染病自己吃错药而身亡，真是死得有些冤枉，让后人惋叹不已。

　　关于苏东坡的病案，历史资料记载比较详细，清代医家多说是“感受暑湿而自用温补之误治”，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事实。但考之情理，我认为他之所以固执自病自诊、明明吃错药病情危重之后还自以为是，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归根结底还是东坡先生在医药方面名高自负而造成的。

　　首先，苏东坡当时得的并非什么不治之症。那是宋徽宗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时值酷暑炎热。苏轼从海南贬谪地归来，与热情欢迎他的大书画家米芾一道乘船游太湖。兴之所致，他开怀纳凉、畅饮冰水，半夜即急泻不止，第二天就全身软弱乏力，疲惫不堪。这种情况本当严格禁食肥腻，宜服清热解暑之剂，但苏轼素来喜服温补之药，竟然选用黄芪等药熬粥服食。更有甚者，三日后米芾又设宴款待。盛情难却，苏轼赴宴之后，病势陡然加重，胸膈作胀，继而全身高热不退，齿间流血。这时他仍不问郎中，自己服用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补药，仅二十多天后就与世长辞了。后世医家认为他显然是因为天热冷饮宴食而患了痢疾，按林语堂的'西医说法可能是阿米巴性的痢疾。这种病在古代当然算是比较厉害的，当年刘备的死就是“朕初疾但下痢耳!”。可那是三国时代，到了宋朝，中国的医学已经进步很大了，应该说这种病是已经有医药可治了。那么，苏东坡当时为什么没能得到有效的救治呢?

　　起初当然是因为苏东坡以为自己精通医药，惯常自病自诊。这对于普通的头疼脑热未尚不可，但他在病情危重时还不请高明的专业医生来救治，这首先就得归因于苏东坡太自负于自己在医药方面的名望了。

　　我们知道，古代许多文人雅士都喜欢玩中医药，那不仅因为中医的理论阴阳五行辩证论治很对他们的学问，而中药采集炮制香气缭绕也颇有兴味。比如白居易、柳宗元以及后来的陆游、曹雪芹等都喜欢玩这一味，而苏东坡尤为出名。苏东坡一生热心于济世救人的医药学，与医药学家们交游甚厚。他不仅精研医理，还广求中药，除了有学术专著《苏学士方》流传于世外，尚有不少关涉医理医药的短文。他娴熟许多药方，常给人开方抓药。特别是元祐五年正月，杭州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苏东坡亲自开了一剂名叫“圣散子”的药方，百姓喝药防疫，“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所以民间欢呼“天降苏知州救民于危难”，一时名动天下，苏轼俨然成为文学与医学俱绝的跨界专家学者大师。就在他从海南归来甚至在生病期间，慕名找他开药方的粉丝还络绎不绝(当然也有是借此求字的)。有如此大的名望架着，苏东坡当然硬挺着也不好意思请别人。他自己不肯开口另请高明，别人当然也不好替他请，别的医生也不敢来为他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