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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见威王原文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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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见威王原文附翻译
作品原文:
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1)。此先王之傅道也(2)。
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3)。战不胜,则所以削地面危社稷(4)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5)者亡,而利胜(6)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7)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8)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
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9)有二,中国(10)四,素佚而致利也(11)。战胜而强立,效天下服矣。昔者,神戎战斧遂(12);黄帝战蜀禄(13);尧伐共工(14);舜伐劂□□而并三苗(15),管;汤放桀(16);武王伐纣(17);帝奄(18)反,故周公浅之(19)。故曰,德不若五帝(20),而能不及三王(21),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22)仁义,式(23)礼乐,垂衣裳(24),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效举兵绳(25)之。”
作品注释:
(1)士:借为恃。意谓军事上没有永恒不变的有利形势可以依赖。
(2)傅:借为敷,布,施。意谓这是先王所传布的道理。
(3)在:存。孙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战争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兴灭国,继绝世”的含义不同。
(4)社:士神。稷:谷神。古代以社稷代表国家。
(5)乐兵:好战。
(6)利胜:贪图胜利。
(7)事备:做好战争的准备。
(8)委:委积,即物资储备。
(9)夷:指古代我国东方地区的部族。
(10)中国:指中原地区。
(11)此句上文残缺,原文大概是说帝王不能无所作为而致利。佚:同逸,安闲。
(12)神戎:即神农。斧遂,或作补遂。《战国策·秦策》:“昔者神农伐补遂。”
(13)蜀禄:即涿鹿,地名。《战国策·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14)共工:传说中的部落首领。
(15)并:借为屏,屏除,放逐。传说舜曾征伐过南方部落三苗。
(16)汤:商朝开国国君。桀:夏朝最后的国君。放,流放。
(17)武王:指周武王,周王朝的建立者。纣:即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个王。
(18)帝:疑是商宇之误。奄:商的同盟国,在今山东曲阜东。
(19)周公:周武王弟。武王死,子成王年幼,周公辅政。
(20)五帝:历来说法不一。据《史记》,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21)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的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22)责:借为积。
(23)式:用。
(24)譬:喻雍容礼让,不进行战争。
(25)绳:纠正。意谓以战争解决问题。
作品译文:
孙膑进见齐威王,说道:“用兵之道,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模式。这是先王所陈述的道理。一个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可以避免亡国,把江山世代延续下去。如果不能取胜,就会割让土地,以至危及国家生存了。所以,用兵不可不慎重对待。那些轻率用兵的人常遭失败,贪图胜利者常遭屈辱。所以说,用兵绝不能轻率,胜利也不是靠贪求而能得到,用兵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才能付诸行动。这样,哪怕城池很小,也能够坚持,这是因为有充足的储备;兵力不足,而战斗力强,是因为正义在自己一方。如果储备不足而守卫,没有正义而进行战争,那样,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固守不败,没有任何人能取得战争胜利。唐尧治理国家时,拒不执行王命的部落共有七个,其中蛮夷地区两个,中原地区四个,只因唐尧注重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才创造了有利条件,战胜了各部落,而居于强者地位,全国都归服于他。从前,神农氏和斧遂作战,黄帝和蜀禄交锋,唐尧讨伐共工,虞舜征讨劂..及平定三苗,商汤驱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商奄反叛,周公很快就将其平定了。现在,有些人,功德不如五帝,才能不如三王,智慧不如周公,却说“我要以积蓄仁义,实行礼乐,不用武力,来制止争夺”。其实,这种办法,并不是尧、舜不想实行,而是这种办法行不通,只好用战争去制止战争。
作品解析:
这篇文章,孙膑以进见威王,陈述意见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这是从宏观上阐述他的战争观。在这篇文章中表述了这样几个观点:
一、在一定形势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靠战争,并且取得胜利,才能解决问题。作者说得很肯定:“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作者列举了被列为圣贤的尧、舜、神农、黄帝、商汤、周武王等人以战争统一国家,以战争除暴安良,以战争推翻暴政,建立盛世的大量事例,最后强调归结为:“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作者以被人们一致崇敬的尧舜也不得不用兵的事例作论据,确实很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以暴除暴,以战争反对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这在古今中外,实不鲜见。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曾饱受压迫和奴役,尤其在暴君当政,权奸掌权的时候,更是民不聊生,除了起义反抗之外,别无出路,所以才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直至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推翻暴政。再有,经过三国争战而结束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局面而归于一统,李世民协助其父南征北战而结束隋未的割据局面,统一全国,开创贞观盛世。这类事例,也说明孙膑的观点是正确的。不但古代中国如此,在近、现代中国也是这样。是毛主席提出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走农村包围城市,建文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最后取得胜利,难怪毛主席把武装斗争列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试想,当时如果按照合法斗争的路线,靠和平手段去反对反动统治,那中国人民的解放何时才会得到,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就世界范围来说,在一定时期,一定形势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远的不说,单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德国法西斯突然袭击苏联,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之时,这些国家如不奋起进行反侵略战争,那又会是什么局面?所以说,在一定形势下,必须以战止战,以暴除暴,通过战争手段求得和平。
二、“事备而后动”,主张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用兵作战。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正确,孙膑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并举出尧能让天下归服的原因是“素佚而致利”。孙膑这一主张,确实是用兵的一条重要原则,只有准备充分之后才能用兵,即只有充分明了敌势、我势、地势等等,才能订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作战胜利。“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有见识的军事家们的共同信条。诸葛亮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家,帮助刘备入川,建立蜀汉后,念念不忘统一中国,曾经六出祁山,和魏军交战。论军事指挥,论用兵神奇,诸葛亮确实高人一筹,连司马懿都心悦诚服地自叹不如。可是,诸葛亮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后勤保障不利是重要原因之一,前几次出祁山都是因军粮不能及时运到而不能久战,只好退兵,这个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准备对于用兵取胜是何等重要。想当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占据绝大部分国土,拥有装备精良的四百多万大军,而我军只有互不相连的几个解放区,一百万稍多的“土八路”。可是,仅仅三年半时间,我们却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准备,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经过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浴血奋战,一百多万解放军都是打出来的精兵强将,在大后方坐山观虎斗、没有实战经验的国民党反动派将领和官兵,自然打不过;解放区人民多年艰苦抗战,军民同心,这也是极好的准备。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运筹帷幄,各级指挥员精心策划,灵活指挥,而国民党军队往往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两者的“备”就大不一样,其结果自然也不一样了,弱胜强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和任何战争一样,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我们这里是仅就一个“备”字而论。何止用兵作战,干什么事都离不开一个“备”字,千百年流传的名言,“有备无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就以我们当今经济建设中的许多事例来看,一些大项目,其施工难度之大,可以说世界少有,可为什么却能多快好省地完成呢?这里离下开一个“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这就是准备充分。而有些项目却久拖不成,或质量低劣,或效益很差,甚或成了赔本买卖,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都在于准备不足,很多是凭长官意志决策,事先缺乏周密的分析论证,缺乏必要的准备。看来,对我们的许多领导者和企业家来说,真正深刻领会“事备而后动”太重要了!另如,当今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下海”,可有的人“下海”后能够如鱼得水,畅游四海,而有的人却呛了水,甚或遭了没顶之灾,究其原因,也有一个“事备而后动”的问题。君不见,有的人一无股票经营的常识,二无炒股风险的思想准备和承受心理,只是见人发了就眼红,见人赚了就跟上,结果出现了亏几千元就自杀的悲剧。其实,在商海中游泳是大有学问的,要想游得好,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预想到各种风险,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早期那种投机而一夜暴发的机会已大大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靠科学经营。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有必要的专业准备和心理准备,“事备而后动”,方能常盛不衰。
三、“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乐兵者亡,利胜者辱。”这里,孙膑又提出了一个战争的根本原则——“义”。战争历来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进行正义的战争,可以变弱小为强大,最后战胜敌人;进行非正义战争,即使一时强大,最终仍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这是人类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就拿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亲自经历的事实来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中朝人民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都是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而其取胜的根本原因,都在于胜者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战争的性质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作者进一步提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明确反对穷兵黩武。孙膑关于战争性质的观点并不难理解,也不乏例证证明其正确,而最难能可贵的在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他就提出了这个观点,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