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阈融合下晏殊词的思想价值探究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亦工诗善文,原有集,已散佚。存世有《珠玉词》、《晏元……
视阈融合下晏殊词的思想价值探究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亦工诗善文,原有集,已散佚。存世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类要》残本。
视阈融合下晏殊词的思想价值探究
摘 要:历来对晏殊词所体现思想价值的评价,褒贬不一。褒者重其艺术性,贬者据其内容立言。对于其词思想价值的评价也出现两个极端,褒者誉其“情思并致,圆融理性”,贬者讥其“富贵得意之余的无病呻吟”。从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视阈融合的角度切入,分别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进行梳理分析,集多维视角融合于一体,以期对晏词中所体现思想价值的理解逼近真实。
关键词:晏殊;视阈融合;宛敏灏;叶嘉莹
历来对晏殊词的评价,褒贬不一。褒者如王灼云之“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1],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晏殊词“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贬者言其“内容贫乏单薄”(余朝刚《宋代文学作品选》),反映的是“上层贵族的精神空虚”(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宋词选》),清朝的陈廷焯说“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之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论”[2]。褒者重其艺术性,贬者据其内容立言。对于其词思想价值的评价也出现两个极端,褒者如叶嘉莹先生誉其“情思并致,圆融理性”,贬者如宛敏灏先生讥其“富贵得意之余的无病呻吟”。本文从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视阈融合的角度切入,分别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进行梳理分析,集多维视角融合于一体,以期窥视晏殊思想价值的真实面貌。
一、视阈融合下应该对晏词作怎样的解读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依赖于阐释者和理解者的“前见”,换言之,理解者和阐释者都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的语言模式和认知模式的。在面对文本时,理解者或阐释者的头脑并不是白纸一张,他不可能摆脱既有的文化背景和经历经验、知识结构,事实上正是这些既有的背景构成了他对文本理解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
伽达默尔创造性地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提出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客观地、静态地凝固于文本之中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理解不可分割的,进而提出视阈的观点。关于视阈的概念,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这样认为,“视阈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3],也即是说视阈就是理解的出发点和诠释学处境,它客观地构成我们理解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视阈不同理解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此理解下,视阈融合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理解、对话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阐释者和理解者应当超越既有的文化背景、认知模式和经验结构等,去充分实现与其他视阈的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视阈的融合。
在本文中,笔者选取的是对晏殊思想评价的两种普遍的、但又从不同立足点出发的评论。不同的理解者对同一个词人或毁或誉,不同的阐释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人生经历、知识背景等赋予其“前见”。这种先入之见为阐释者提供了视阈,本文正是要在分析两种不同视阈下的理解,实现两种视阈的对话,以期对晏殊本人的思想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窥视。
二、富贵闲愁、无病呻吟――贬者对晏词的思想评价
对晏殊词的思想评价历来不高。民国时期的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认为晏殊词颇多艳情之作和“肤浅庸俗”的“无病呻吟”、“歌谀君主”、“祝寿”、“咏物”四类词,“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余年,晏殊词更是因为所谓思想庸俗、内容空虚被打入冷宫,很少有人论及,流行的文学史常以流连诗酒、歌舞升平和男女的悲欢离合等词语加以概括”[4]。
事实上,凡《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确有大部分篇幅是其富贵生活的反映。“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以晏殊位列台辅,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视野,宴饮酬唱赠和祝寿之词不可避免,《珠玉词》确收有很多类似这种诗酒生活的应景之作,正是这类作品受到了后人的很多批评。如《浣溪沙》:
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
近人吴梅斥之为:“《浣溪沙》之‘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诸语,庸劣可鄙。以开山谷、三变俳语之体,余无甚取也”[5]。
又如《木兰花》:
玉楼朱阁横金锁,寒食清明春欲破。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朝云聚散真无那,百岁相看能几个?别来将为不牵情,万转千回思想过。
宛敏灏先生认为,“‘百岁相看能几个……’此类词句,在《珠玉集》中,随处可见,皆无真挚的情感……徒令人读之生厌,故可谓无病呻吟也”[6]。
宛敏灏先生在《二晏及其词》中安排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二晏的故乡和家世”、“二晏的个性”、“二晏年谱”等,资料搜罗考订,不可谓治学不精深,但对于晏殊的评价视阈则仅仅立足于词人的个体处境和外在的生存面貌。诚然,晏殊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员官吏,其仕宦生涯登上了顶峰。《宋史・晏殊传》记载“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晏殊方十四岁,笔者注),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7]。晏殊从此步入仕途,35岁由翰林学士迁枢密副使,已是台阁重臣,在真宗、仁宗两朝,皆被视为“股肱之臣”,由此看,晏殊确实过着富贵悠游的生活。但是仅凭其平步青云而几乎没有像其他词人那样命运多舛的仕宦生涯和与其地位相得益彰的富贵生活,就断然否定词人作品中所传达的积极的价值因素,未免有失偏颇,若真如此,晏殊不可能为后人拥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其词也不可能千百年来为世人所吟咏。虽然作者的创作内容必定来自于其生活体验,个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被反映在个人的作品中,但是并不能由此去作为评判其思想价值的标准,一个作者的禀赋与其本身富贵穷达并没有本质必然的联系。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评价视阈往往容易打上“穷而后工”“话到沧桑语便工”的刻板印象。评价一个作者不是先欲探寻和体味其灵魂世界和价值取向,反而更乐于关注其外在的生涯,言“富贵”似乎就意味着“空虚”和“索然无味”,言“命途坎坷”似乎就意味着必然地“更接近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更宽广的视野”,这种视阈未免太过武断。对于共通的人性及人类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不管个体身处何种身份其体悟是可以相通的。对于晏殊由其身世言其思想精神,并进而作出“无病呻吟”的评价,不能排除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三、圆融达观、理性明决――褒者对晏词的思想评价
珠玉词中除了写富贵闲雅之词,亦有很多情思并致之词,这些词具有很高的艺术地位。对这类词的高度评价,以叶嘉莹先生为代表。叶先生认为珠玉词,避锋芒棱角,显珠圆玉润,晏殊作为词人更是少有的兼具理性思想和感性情感的词人。他的这类词折射更多的是一种处世哲学,他的圆融内敛的情感,他有去有返的通透。如叶嘉莹先生在对晏殊的名篇《浣溪沙》的评论: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首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包含着很平淡、很平静的情怀,次句“去年天气旧亭台”是对永恒不变的陪衬,但蕴涵着无常的哀叹,“夕阳西下几时回”及“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常之哀感呼之欲出,言人类共同的悲哀,但表达却似闲淡、悠然,不着痕迹,伤感却蕴藏在内里,隐忍之感显示出词人内心的力量之巨大。妙绝在“似曾相识燕归来”,有柳暗花明之感,去年的那只燕子又回来了,是对生命、对宇宙循环的通达的体悟,最后一句思致的问道更浓,在感慨无常之中蕴涵着某种确定性。
对于圆融的概念,叶嘉莹先生在《唐宋词十七讲》中是这样写的,“圆融者,就是有一个周遍地、对于宇宙循环无尽的、圆满的、整体的认识,一方面虽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另一方面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即所谓圆融者,在面对痛苦时是寻求解脱的态度,而非沉溺于痛苦之中拔不出来。
在另一首晏殊的《浣溪沙》名篇中,叶嘉莹更是明确地把这种“理性圆融”赞誉为“实在只是表现了大晏的一种明决的面对现实的理性”[8]。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首句和次句“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抒写对无常人生的悲哀感慨,人生不但短暂而且充满苦难,接着的“酒筵歌席莫辞频”是应对悲哀无常人生的排遣和寻求慰藉的方法。“满目山河空念远”,既然念远及怀念是空幻的,爱恋之人不可得,不如不作无益的哀悼或幻想,去真正做眼前所能把握得住的事,珍惜眼前的人,落实到“不如怜取眼前人”上。
叶嘉莹先生甄取《珠玉词》中那些情中有思的词,并将这种人生哲思作积极化和务实化的解读,就其哲理性、现实性、指导性而言其思想价值,在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中,晏词提供了除儒家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外的明退实进的解决方案,晏殊在无解之题面前的激流勇退、理智的决断,这种圆融达观哲思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操作性。
这一解析一方面结合了晏殊本人仕途畅达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这一视阈也跟叶嘉莹先生本人的人生阅历有关。叶嘉莹先生曾经谈及她个人经历时说,大学毕业就老老实实地呆在一间中学教书,后来到台湾,因为客观因素,曾经到最坏的私立的学校去教书,教程度最差的学校生,“但是我讲课的时候,也是一样认真去讲的,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学者。只是我眼前要做的,我要把它做好。”在谈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时候,她说“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去做,去承受,去负担,去努力”,再后来叶先生到西方讲学,又较早接受了西方文论的思想。这样的“先见”在遇到晏殊词的时候,作此种解读不足为怪。
结语
人性丰富而复杂,多元而融合,生动的作者个体并非只能呈现一种固态化的模式,作为个体的作者身上往往融合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作品作为作者独特的个体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感悟的体现,正是这样不确定性给我们提供了读解和诠释的多重空间。回归到晏殊其人,晏殊起于田里,出身卑微,而官至宰相,富贵至极,他是仕宦中人,也是有名的文人学士,他是圆融理性的社会人,但同时也是敏锐哲思的词人,这些方方面面的特质都为其作品思想价值的丰富性奠定了根基,也使得后人得以对其作品中思致的理解作出多重解释。本文正是从视阈融合的角度,结合以宛敏灏为代表的贬派和以叶嘉莹为代表的褒派两种立场进行分析,还原的是同一个词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表现出得丰富的多层次性,这样更有助于全面、直观地窥视晏殊的思想和情怀,使我们对其作品的读解更加逼近真实。
参考文献:
[1]王灼.碧鸡漫志(卷一)[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唐红卫.二晏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6).
[5]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宛敏灏.二晏及其词[J].学风.1934,(4).
[7]元代脱脱.《宋史・晏殊传》[M].三百十一卷.列传七十.
[8]叶嘉莹.嘉陵论词丛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