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昌龄的崇道隐逸思想

诗人王昌龄的崇道隐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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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龄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同时受时代风气濡染，心倾佛门，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

　　一、道教的兴盛与隐逸的风行

　　唐代文化政策宽容，“三教”并用，“佛学发达，禅风大炽，而且亦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而盛唐则更是其盛之又盛时期”。具有自然浪漫气质的道教与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处，而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与盛唐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如道教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士人可以通过道举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同异并存。道家隐逸思想鲜明而丰富，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主张遗世隐居，以此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逍遥于天地之间。道教求经问药、寻仙访道为的是长生不老，道家隐逸山林、遁迹江湖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隐居之地多为修道成仙之所，隐居与求仙常常和谐统一，则隐士即道士，道士即隐士。而盛唐道教的兴盛和统治者对隐士的礼遇无疑促进了隐逸之风的畅行，由隐入仕成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试结合王昌龄的主要生平和诗作分析其崇道隐逸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与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较。

　　二、耕读隐居到科举入仕

　　唐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们隐居多也不过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龄对这条由“隐”而“仕”的基本路径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过：“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对于这条“终南捷径”王也是身体力行。

　　隐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寻仙访道之举。王昌龄隐居嵩山时，有幸拜谒到当时著名的道士焦炼师，喜出望外，写下《谒焦炼师》一诗：“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翩西海期。”隐幽闲净的环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风道骨。末写诗人得到长生药，期盼着从此羽化登仙。

　　隐居学道，道经的学习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旧用功不辍，可见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赵十四兄见访》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诗人虔诚地“稽首求丹经”，最终感动得仙人“乃出怀中方”。可惜“我”“披读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末两句用王烈典，意义双关，谓在嵩山学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学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为了进一步求道还是由隐转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联系《驾幸河东》一诗，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那么王昌龄结束隐居生活，离开嵩山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

　　诗人的谒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笔从戎，从军不成，便转试科举。进士及第前，王昌龄在石门谷隐居近一年，重温耕读的日子，旨在应试。

　　《秋兴》：“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这首诗描绘的大约正是诗人隐居石门谷时耕读的情形与感受，何等清静与幽独。但躬耕、隐居皆非王昌龄的理想，故而他与邻相邀出谷谋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王昌龄回忆道：“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幽居与君近，出谷同所骛。”与隐居嵩山时相比，这次隐居谋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鲜明了。在诗人看来，入仕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畅通恒久之道，可见发奋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导思想。

　　三、入仕“资本”到精神“良药”

　　如果说早期崇道隐居更多的是走“终南捷径”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入仕后则是为自己解脱心灵束缚开的一剂良药。王昌龄两中科举，惜其一生所任不过丞、尉之类，又两窜遐荒，可谓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抚，这就导致诗人由积极“入世”而转为消极“出世”，以寻求另一片精神家园。

　　(一)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王昌龄登进士第，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书郎时：“望尘非吾事，入赋且淹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母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诗人对于终遂入仕夙愿虽心存感恩之心，但这毕竟与诗人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故诗人在末联表示了得仙药以飞升的愿望，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与不满足。

　　这从他上任当年秋后所作的《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云龙未相感，干谒亦已屡。子为黄绶羁，余忝蓬山顾。” 五年了，也试过了干谒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担任的不过是些小官。“拂衣易为高，沦迹难有趣。”诗人感叹隐居容易，然而沉沦下僚的我们高蹈遗世名迹却难显于当代。诗人不愿默默无闻地隐居，而隐居留名在他实非易事。诗的末句“屈伸备冥数”是说穷达一听于命，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思想来消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不满现状的王昌龄于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又应博学宏词试，并且登第，就由校书郎改为汜水尉，却仍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官。《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大约作于汜水尉任上。诗的开头描写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脱俗奇异之境，进而萌生“永然沧洲意”的归隐之意。“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联想到古人沦为一尉后便隐身不出，如今踌躇满志的沈兴宗怎会被县尉这般微职带来的纷繁琐事而束缚呢?“吾子踌躇心，岂其纷埃事。缑峰信所魁，济北余乃遂。”相信沈兴宗必将前往王子晋得仙处缑氏山得以隐居避世，自己也将从济北黄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飞升之愿。“齐物亦已会，息肩理犹未”尽管庄子的齐物之论已会意，但彼此仍未摆脱世务。接着诗人表示要冲破世俗所谓贤哲之论的牢笼，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谓“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并决定仲月时隐居到嵩阳寺。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小官任上琐碎俗事的厌倦，对隐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仙人的追慕，显示出道家超迈脱俗、返朴归真的精神气质。

　　(三)王昌龄被贬时间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岭南贬所途经衡山所作的《奉赠张荆州》表现出诗人感到险祸逼近时的不安：“鱼有心兮脱网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脱困境，“王君飞鸟仍未去，苏耽宅中意遥缄”二句用典故表现当时现实政治的恶劣，也劝张九龄退出政局。尽管如此，王昌龄依然保持乐观精神。《出郴山口至叠石湾野室中寄张十一》一诗中，豁达的诗人同张十一开玩笑说：“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昨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意为如今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岭南之丹砂，我们同病相怜之人则有办法得道成仙，解脱世网了。

　　(四)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王昌龄遇赦北返，后被任命为江宁丞。《送韦十二兵曹》为其任江宁丞时所作。这首诗充分表现诗人或仕或隐的矛盾心理。“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隐，“迹在戎府掾，心游天台春”，视富贵如尘埃，唯自然之清风明月，白云净海“长相亲”，体现了清心寡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道家思想。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由无拘的生活何尝不是王昌龄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济世思想又时刻催促诗人忠君报国。尽管“平生驰驱分，非谓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无奈位卑职微，“忠贞何由伸”，抑郁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故而产生“出处两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生成归隐之念以暂时逃避现实。

　　(五)王昌龄天宝六年又以所谓“不护细行”的罪名贬为龙标尉。诗人贬赴龙标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一写了黄炼师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写诗人欲从溪路寻访桃源，终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与人通问”的原因是“尘忝何堪武陵郡”，即无法忍受武陵郡赋税徭役之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难体会。其三则写自己“从官役吏扰尘喧”，整天被繁琐的尘事所扰,便想要脱离尘网，皈依道门，寻个清静，“欲使投诚依道源”。与之前相比，诗人对现实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对“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对“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间，诗人诚心求道问经。《武陵龙兴观黄道士房问易因题》便是此期作品，诗云：“斋心问易太阳宫，八卦真形一气中。”诗人于龙兴观太阳宫中虚心向黄道士请教，以力求了解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质素。“仙老言馀鹤飞去，玉清坛上雨蒙蒙”，以景作结，把黄道士仙化如驾鹤归去，黄鹤已去，言余未尽，其中奥妙自须细细体悟。当王昌龄离武陵赴龙标时作《留别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隐的真正原因。“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诗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现实中“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的愤懑不平之气。

　　综上可知王昌龄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诗作也能时感其崇道归隐之心，自然与其早年习道有关，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说道教是满足人们对长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给人提供一种生存哲学与思维方式，具有一种理性精神，而这也是王昌龄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龄对道家经典特别是对同为儒道二家奉作经典的《周易》的学习使他对于人事自然的体认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亏屈伸、否泰穷达自有其道，即某种规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龄的理性精神和旷达乐观的情怀，使他面对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从容不迫，少了几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险若夷，处变不惊。

　　王昌龄受时代思想风气的濡染，心倾佛门, 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与道士、隐者多有来往，且时常不忘研读道经，陶醉于自然美景，表达了自己对清静虚明之境与身心自由的追求。尽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开元天宝年间的王昌龄，面对较为开明的政策和宽广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王昌龄入仕前隐居学道除了享受自由虚静，也不免是“身隐心仕”。入仕后时有崇道归隐之念或可归纳为“身仕心隐”，而究其根源，就会发现其实为“身心俱仕”，便难怪诗人一生沉沦下僚，却终生未尝请辞归隐，每每失望又满怀希望，暂时的“心隐”还是敌不过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为对儒家入世的执着，这或许是传统儒士的可悲处与可敬处。

　　作者简介

　　王昌龄 （698年—757年），字少伯，唐朝时期大臣，著名边塞诗人。

　　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任汜水县尉。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坐事流放岭南。开元末年，返回长安，授江宁县丞。安史之乱时，惨遭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

　　王昌龄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人交往深厚。其诗以七绝见长，尤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有“诗家天子”、“七绝圣手”之称。著有《王江宁集》六卷。

　　人物生平

　　嵩山学道

　　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王昌龄出生在山西太原。

　　唐玄宗开元八年庚申（720年），二十三岁，是年前后，曾居嵩山学道。

　　唐开元十一年癸亥（723年），二十六岁，约在是年前后，客河东并州、潞州。

　　边塞留名

　　开元十二年甲子（724年），二十七岁约在是年前后，赴河陇，出玉门。其著名之边塞诗，大约作于此时。

　　开元十四年丙寅（726年），二十九岁。隐居于京兆府蓝田县石门谷。是年有《同从弟销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之作。“山阴崔少府”即崔国辅。

　　进士及第

　　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官汜水尉、校书郎）。

　　开元十九年辛末（731年），三十四岁。在长安，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河南汜水县尉。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年），三十六岁，当年四月，在长安参加宴会，有《夏月花萼楼酺宴应制》诗。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龄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

　　左迁交友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年），四十一岁，因事获罪，谪赴岭南。

　　王昌龄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年），四十二岁，遇赦北还。

　　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龄北归，游襄阳，访著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许海鲜而痈疽复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时期，王昌龄又结识了大诗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诗。冬，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此时已与名诗人岑参相识，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王昌龄也有诗留别。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郊游，也都有留诗。

　　天宝三载甲申（744年），四十七岁，在江宁丞任。四月曾因事暂至长安，与辛渐、李白、王维过从。

　　天宝七载戊子（748年），五十一岁，至此年，官江宁丞前后共八载。同年，昌龄乃自江宁丞贬为龙标尉。昌龄自金陵首途赴龙标，基本上是溯江前往，曾顺道游南陵，有《至南陵答皇甫岳》。

　　妒才被杀

　　天宝十五载、唐肃宗至德元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改元至德）丙申（756年），五十九岁。约在此年离开龙标，还乡。其去龙标，过辰溪，经武陵，扁舟沿江东去，约在今年七、八月后，有《留别司马太守》《留别武陵袁丞》等诗为证。

　　唐肃宗至德二载丁酉（757年），六十岁。756年冬到757年十月之间，王昌龄路经亳州，为亳州刺史闾丘晓所杀害。

　　文学成就

　　成就综述

　　王昌龄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怨。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说，王昌龄的诗实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适、岑参而三，四杰以后，诗坛几乎没有边塞诗作。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掀起了从军热以求边功。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此时岑参11岁，高适还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依次考证称王昌龄为边塞诗的创始和先驱。

　　王昌龄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既反映了盛唐时代的主旋律，又对边塞风光及边关战场场景进行细致描写，同时能够捕捉到将士细腻的内心世界。其诗歌意境开阔，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耐人寻味，在抒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而王昌龄的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王昌龄闺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嫔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的不良文风另一方面，就艺术表现而言，王昌龄又发扬了六朝华美艳丽、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其形式美。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是成功地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

　　诗歌形式

　　五古之严

　　王昌龄的五古，基本上都写得严正肃然，高古劲健，颇有风骨。在他有生之时，就正是以这样的诗歌风格驰誉于盛唐诗坛。王昌龄的五言古诗中也却不难看出：特点鲜明、风格多样，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其一，劲健奔放，雄浑豪迈。其二，清丽幽秀，超逸旷放。胡应麟《诗薮》曾将唐初至盛唐的五古发展划分为两大流派，即所谓“古雅之源”和“清澹之派”，并把王昌龄等归入前者。其三，悲怆惨恻，深沉苍郁。雄浑豪迈的图景渐次而为清幽超逸以致沉郁苍凉的画面所代替，这与王昌龄的人生经历、身世遭际是密切相连的。而这深沉悲怆的风格特点也正突出体现于诗人所描写的目睹边幕的苍凉、黑暗和仕途的蹭蹬、坎坷的诗歌之中。其四，清新活泼，自然明朗。难能可贵的是，王昌龄虽所谓“谤议沸腾，两窜遐荒”，因而抑郁忧伤。但是，诗人也并未时时陷于痛苦，永远沉于郁闷，而是不时脱略事务、摆落苍凉，从而也创作出一些颇具清新自然、活泼爽朗风格的五古诗篇。

　　七绝于美

　　初唐七绝仅七十七首，盛唐四百七十二首，其中王昌龄七十四首，几乎占了六分之一。王昌龄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七绝时间也早，是唐朝诗人中较早大量写作七绝并获得优异成就的“七绝圣手”，独以七绝成为名家。七绝因为他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渐地成为唐代流行的体裁，因此在七绝方面他与李白齐名。中唐、晚唐七绝数量之多，仅仅次于五律。由此可见，七绝至王昌龄而体制大定，表现手法完全成熟，给后人以很大影响。

　　诗歌内容

　　题材综述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在内容上可分三类，这三类都自有特色。而其中以边塞诗第一、闺怨诗第二。

　　第一类是沿用乐府旧题的边塞诗。盛唐边塞诗人历来以高适、岑参为首。两人又都擅长歌行长篇，高作昂扬奋激，岑作瑰丽雄奇。王昌龄却另辟蹊径，以短小的绝句形式，抒写征人的种种情思，既有“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之四）的壮志和“已报生擒吐谷浑”（《从军行七首》之五）的胜利喜悦，也有沙漠风前、长城月下怀念亲人的离愁，都写得含蓄深沉、情景交融，配以格调的舒缓自然、音节的宛转浏亮，成为传唱不衰的名作。

　　第二类是抒写宫女思妇怨情的闺怨诗和宫词。王昌龄在《宫词》、《闺怨》诸作中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刻画封建制度下妇女内心情感的高度艺术才能。从外表上看，宫廷生活是那么静谧迷人：“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春怨》）、“芙蓉不及美人妆”（《西宫秋怨》），但在绮丽的情景中，诗人却细腻入微地摹写了她们深刻的内心痛苦，她们对幸福的憧憬，她们的失望，在失望之中仍交织着希望的复杂心理。这些作品文笔之龙丽，语言之凝炼，情韵之深刻，都使后来作者难于争胜。

　　第三类是送别诗。王昌龄的一生交游很广，和许多文人、官吏、隐士和僧道都有来往，特别是在他两次遭贬、长年谪居的情况下，他多么需要亲友的慰藉和友情的温暖。他也把自己忠贞深沉的友情，献给了那些正直的知心朋友。他一生写了四十多首送别诗，不落窠臼，不同凡响，他的送别诗，在表现手法上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用不同的艺术构思，表现诚挚而深厚的友情。二、打破送别诗常规，不重在写当前的离别，却着意在写别后的情景。三、不写伤离，而以慰别为“主意”四、无恭维、无应酬，以抒情、写人见长。

　　边塞称世

　　王昌龄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并在后代以边塞诗称世。而王昌龄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王昌龄善于采用心理描写，表现细腻多变的感情。王昌龄在诗中较早地抒写征夫心灵的一位诗人，为宋词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腻刻划打下了基础。他或通过瞬间征夫的心理变化，描写他们跳动的心曲;或通过营中的歌舞声，对征夫的内心痛苦进行抒写;或者借助边关的特有的生活场景，写征夫内心的忧愁;或者借战争，写守边将士捍卫国家尊严的英雄气概。可以说感情的抒发非常细腻、真实

　　其二，王昌龄诗情景妙合，意与境浑。王昌龄去过边塞，真正看到了边塞的大漠、雄关、孤城、长云、雪山、烽火、羌笛等景象，因而在他的边塞诗中，组成了一幅非常壮美的自然景物的群体图。这些意象的上面附着了边塞将士的情与意，是特定环境中的特定物，即自然的物与将士的情两相交触，诗人还借助化无形为有形的艺术手法，构成了王昌龄边塞诗的情景妙合，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他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一，选择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景与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统一。其二，既采用赋体，描写实景，又巧用直中含曲的方式，求得含蕴无穷的言外之意。其三，以苦心与孤诣，展开形象思维的翅膀，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使意境十分深蔚。

　　其三，王昌龄诗内容简洁、明快、含蓄，具有很高的语言艺术成就。王昌龄的边塞诗，非常讲究语言的精炼，真正做到了言均意足，意蕴无穷。或简洁、或明快、或含蓄，让读者回味无穷。另外，王昌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对每一句都精心地加以处理，没有闲笔，绝句的起句往往是骤响易彻，以雷鸣般的声势打开一个局面，如：“秦时明月汉时关”、“大漠风尘日色昏”、“青海长云暗雪山”、“琵琶起舞换新声”等等，都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过最妙的地方还不在于起句，而是在第三句。绝句一般的都要在第三句另辟新境，翻出新意，所以首二句要平缓些才便于翻上一层。王昌龄调既已高险，还能在第三句上就势一振，把思想感情再深入一步，实在是需要高超的艺术技巧。

　　艺术特色

　　诗歌意境

　　在艺术风格上，王昌龄的七绝以委婉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曲折，意境深远。其中不少是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了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幽怨，因而与屈原的《离骚》在精神上有一致之处。王昌龄诗亦善用典故。其《诗格》提出“诗有六式”，第五就是“用事”：“谓如己意而与事合。”王诗用典不多，但往往用得巧妙而贴切，不露迹象。王昌龄很重视诗的境界，他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他反对意与景的分离：“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他很重视情与景的结合，认为：“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

　　语言风格

　　王昌龄的诗歌从语象选择、句式运用到语句组合三方面都体现了诗人对典雅劲健的语言艺术风格的追求。在语象选择方面，王昌龄多选用大的数词、有力度的动词、准确的形容词来表现有气势的大场景或有气魄的大胸怀，体现出了语言的力量美、气势美。在名词选择方面，王昌龄选择的是典雅的、典型的语象。王昌龄在诗中多使用短句、变形句式、紧缩复句。使语言有力量感、经济简练。王昌龄诗歌中的语句组合也体现着他简练清峻的语言风格。总结王昌龄的诗三大特点就是：语言简练而内涵丰富；文辞平易但句意险峻；意兴相兼、沉中见清。

　　修辞技法

　　一、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王昌龄善于运用层层深入的手法，反复渲染气氛，为突出主题服务。如《长信秋词五首》。

　　二、典型情景画面生动，王昌龄极善于捕捉和概括典型情景，给人以真切的形象生动的画面感，如《从军行》，王昌龄以边塞为题材的七绝，其画面皆色彩浑厚，凝重，笔触粗犷。而在宫怨、闺怨诸作中，王昌龄则转变了画风，且不在是油画，而是工笔重彩的仕妇图与金壁辉煌的界画的组合。

　　三、善用比兴深于寄托善用比兴，深于寄托，代表作如《长信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