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渔文化研究

《诗经》中的渔文化研究

　　【导读】《诗经》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历来备受关注，关注点不仅仅在于它是儒家的思想宝藏，也在于它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正如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读《诗经》甚至可以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诗经》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其他先秦文献。其中有反映社会性质的，有反映婚姻爱情的，有反映征伐行役的，也有反映当时农业以及其他各种生产活动的。因而，通过对《诗经》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一些文化面貌。本文拟从《竹竿》、《谷风》等涉及到捕鱼的篇什人手，来研究当时的渔文化。

　　通观《诗经》全书，虽未发现专章描写打捞捕鱼的诗篇，但有数篇诗作在行文中提到了捕鱼，这些诗篇有《召南·何彼榷矣》、《邶风.谷风》、《邶风·新台》、《卫风·硕人》、《卫风·竹竿》、《齐风·敝笱》、《豳风·九哉》、《小雅·鱼丽》、《小雅·小弁》、《小雅·采绿》以及《周颂·潜》等。就其分布而言，这些诗篇多在国风部分，但亦见诸雅颂部分;就其内容而言，涉及到用鱼祭祀、用鱼宴飨、捕鱼工具以及所捕获的鱼的种类。本文将重点阐述诗篇中所提到的捕鱼方法及工具以及所捕获的鱼类。

　　先看捕鱼方法及其工具。

　　《诗经》中提到的捕鱼方法之一是的。无论是《何彼梂矣》，还是《竹竿》，抑或是《采绿》都提到了这一捕色方法。这种捕鱼方法很早就有了。考古学家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骨制鱼钩，这足已证明，钓鱼这种捕鱼方法在距今大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已经发现。

　　至于钓鱼的工具，自然主要是由钓竿、丝线以及钓钩组成。一般说来，竹竿的选择需要纤长细小的竹子，就是《竹竿》提到的“籍箱竹竿”。毛亨《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箍箩，长而杀也。”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下简称《传疏》)：“杀者纤小之称。”古代卫地产竹，人们选取其中细长的竹子来做钓竿是可以理解的。其中原理就是细长的竹竿不仅伸得长抛得远，而且很轻便。钓线的最佳选择莫过于丝线。“其钓维何?维丝伊缗”，(《何彼裱矣》)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缗，钓丝缴也。”郑玄《毛诗笺》(以下简称郑《笺》)：“以丝为之纶，则是善钓也。”丝线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最好的天然钓线，大概得益于它细小耐用且不易被水中的鱼发现。钓鱼结束后，人们会将钓线缠绕好以便保存，下次开钓时再将它解开系在钓竿上。这正如《采绿》所写：“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诗经》中提到的捕鱼方法之二是梁笱配合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谷风》、《敝笱》、《小弁》都出现过。《谷风》中的“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与《小弁》中的“无逝我梁，无发我笋”表达一致。在古代汉语中，“毋”常与“无”相通用。有意思的是，一提到笱，就会提到梁，二者形影不离。在《敝笱》中也是这样，“敝笱在梁，其鱼鲂鳏”。由此看来，这二者是配合使用的。朱熹《诗集传》(以下简称《集传》)：“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也。笱，以竹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鱼者也。”这大约能说明这种捕鱼方式的操作办法。

　　梁笱到底为何物?由朱熹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梁”的面目，那就是垒石堆土来隔开宽阔水域，在中间特意留一些缺口，以供鱼儿通往。在梁的缺口处安上“笱”就可以捕鱼了。“笱”在朱熹的解释中只是一种竹制的捕鱼工具，至于具体形制，语焉不详。《辞海》解释为：“捕鱼的竹笼。大口窄颈，腹大而长，无底，颈部装有细竹的倒须，捕鱼时用绳子缚住笼尾，鱼能人而不能出。”这种捕鱼工具现今许多地方依然在使用。

　　《诗经》中提到的另外一种与梁笱相似的捕鱼方法就是《鱼丽》中的“圉”。毛《传》：“圉，曲梁也，寡妇之笱也。”《集传》：“眢，以曲薄为笱，而承梁之空者也。”《传疏》：“《释器》曰：‘嫠妇之笱谓之留。’是寡妇之笱也。孙炎曰：‘冒，曲梁，其功易，故谓之寡妇之笱。’然则曲薄也，以薄为鱼笱，其功易，故号之寡妇笱耳，非寡妇所作也。”以上注释虽一致表明了“圉”作为捕鱼工具，是非常容易且有功效的，但依然未讲明“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器具，相反还增添了“曲梁”、“曲薄”这些生疏的名称。

　　《说文·网部》对“圉”的解释是：“曲梁，寡妇之笱。鱼所留也。从网、留，留亦声。”清代萧风仪《嫠妇之笱谓之冒解》：“此笱实竹器，与筐笼相似，口阔颈狭，腹大而长，无底。施之，则以索束其尾，喉内编细竹而倒之，谓之曲薄，人则顺，出则逆，故鱼入其中而不能出。谓之圉者，圉，从网从留，言能留鱼而不使去也。多就曲梁施之以承其空，人不必入水，虽妇人亦能用。”其实这恰好是在解释“笱”，混淆了“笱”与“闰”。很多辞书也多以笱眢为一物而异名。既然“冒”被训释为“曲梁”、“曲薄”，就应该有别于一般笱梁相合的直梁。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孚部》训释“圉”时认为：“以土若石堰水为关空曰梁，曲簿为器，其口可入而不可出，以承梁空捕鱼者曰笱。而以曲簿为梁，令鱼可人而不可出谓之冒，冒非笱而其用如笱，故曰嫠妇之笱，如吾苏(江苏)蟹簖之类是也。”这明白地说出了“曲梁”本身就是用竹薄作梁来围鱼，而非用土石来作梁。黄金贵教授以为：盖梁笱相配合，犹夫妇然。凡梁必设缺口，呈凹形，可暗喻妇;笱置于缺口，为补缺凸口之器，喻指夫。今惟置曲箔而无笱，较简陋易设，但鱼依然可留止而获，诚如朱骏声所言“非笱而其用如笱”，故《说文》等喻称为“寡妇之笱”，又申之曰“鱼所留”，以此对“曲梁”作形态、功能之描写。他最后总结说，冒是弯曲围插水中、不开缺口、无笱配合而能留止鱼、可单独捕鱼的曲梁或曲箔。(黄金贵，《古代文化词语辨考·寡妇之笱》)这样一解释，让人豁然开朗。《诗经》中提到的捕鱼方法之三是网罟捕鱼法。《新台》、《硕人》、《九哉》这三篇作品中都涉及到了这种方法。网罟捕鱼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说文解字》里说：“网，庖牺氏所结绳以渔也。”传说归传说，据柳志青、柳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域先民的渔猎》一文中考证，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就曾使用网坠和木浮标。“网”也很早就进入汉字系统，也能说明它的历史久远。(柳志青、柳翔，《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域先民的渔猎》)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谓甲骨文的“网”字，“像张网形”，左右两边是插在地上的竹竿，中间挂的是网。(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可以看出先民是用网来捕猎鸟兽的，继而发明细孔网，后才用来捕鱼虾。这种方法不仅悠久，而且广泛多样，单就《说文解字》而言，其中共收“网”部字34个，新付字3个，重文12个。(孙玲玲，《<说文解字>“网”部字与古代渔猎文化》)此足见网的种类之多，正因种类之多，可推知使用之广。

　　《诗经》里提到的网罟捕鱼，似乎只是布网的方式，没有撒网。“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新台》)，“施苽秽秽，坛鲔发发”《硕人》，以及“九最之鱼鳟鲂”(《九最》)，都是布网水中等鱼来上网。网众(罟)至今常见，其形制就不必多言。而“九聂”的形制，历来众说纷纭。毛《传》：“九最，缨罟，小鱼之网也。”郑《笺》：“设九聂之网，乃后得鳟鲂之鱼。”似乎认为九最是一种大罟。《尔雅》：“缨罟谓之九哉，九最，鱼网也。”郭璞注《尔雅》：“九哉，今之百囊罟。”唐代陆德明《毛诗音义》(以下简称《音义》)也持此说：“今江南呼缨罟为百囊网也。”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下简称《通释》)认为，缨、数一声之转，缨罟就是《孟子》所说的“数罟”，就是密网。这正与毛《传》相同。按照诗义，以小网不可捕大鱼，喻朝廷之不知周公，处之不得其所。以此推究，九最解释为捕小鱼的网较为的当，且有《韩诗》的“九最，取虾芘也”为证。

　　《诗经》中还提到一种比较特殊的捕鱼方法，即《周颂.潜》中的“潜”。毛《传》将“潜”字解释为“糁也”。“潜”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捕鱼方法，也就是“霖”渔法。《说文.网部》：“霖，积柴水中以聚鱼也”。《淮南子·说林训》：“钩者静之，霖者扣舟。”高诱注：“霖者，以柴积水中以取鱼，扣，击也。鱼闻击舟声，藏柴下，拥而取之。”(孙玲玲，《<说文解字>“网”部字与古代渔猎文化》)该字又作“涔”、“楷”等。《尔雅.释器》：“糁谓之涔。”郭璞注：“今之作糁者聚积柴木于水中，鱼得寒人其里藏隐，因以薄围捕取之。”(黄金贵，《古代文化词语辨考·荃、筌》)由此可见，“潜”就是往水中某些领域集中投入若干树枝、柴草等物，形成掩护体，鱼遂来躲藏、保暖及觅食，于是用竹箔围拦捕取。

　　以上谈论了《诗经》中提到的捕鱼方法及其工具，接下来考察书中提到的所捕获的鱼类。

　　清代徐鼎纂辑的《毛诗名物图说》(以下简称《图说》)一书中，列举了《诗经》所提及的鱼类共l9种之多，除去“虺“、“蛇”、“贝”、“鳖”、“龟”以及“鼍”这6种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分类的物种以及“嘉鱼”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外，其余12种则有明白而又科学的归类。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类鱼，也是《诗经》中出现最多的一类，是鲂鱼。见于《敝笱》、《九哉》、《鱼丽》及《采绿》。《集传》：“鲂，鱼名，身广而薄，少力细鳞。”李时珍《本草纲目》：“鲂鱼，音房，一名鳊鱼，音编。时珍曰：鲂，方也;鳊，扁也，其状方，其身扁也。鲂鱼处处有之，汉沔尤多。”这种鱼全长40厘米，头宽为口宽的2倍以下。背鳍刺一般短于头长。成雄鱼胸鳍第一鳍条肥厚，略呈波曲状。体背部青灰色，两侧银灰色，体侧每个鳞片基部灰黑，边缘黑色素稀少，使整个体侧呈现出一行行紫黑色条纹，腹部银白，各鳍条灰黑色。摄食水生植物，也捕食少量浮游生物。当今此类最知名的就是武昌鱼。

　　第二类鱼是销鱼，见于《敝笱》及《采绿》。《集传》：“馅，似鲂，厚而头大，或谓之鲢。”按照这种解释，似乎是指鳙鱼，不过朱熹补充说有的人称之为鲢鱼。李时珍《本草纲目》：“饰鱼，处处有之。状如鳙，而头小形扁，细鳞肥腹。”按照李的说法，应该是鲢鱼。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其头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谓之鲢，或谓之鳙。”徐鼎《图说》：“钸好旅行，相与游曰与，相连属曰连，今吴中呼为白鲢。”看来曲到底是鲢还是鳙，一时难以决断。不过，民间也经常将这二者混淆，稍加区别者，则把鲢鱼称为白鲢或鲢子，将鳙鱼称为花鲢或胖头。白鲢体形侧扁、稍高，呈纺锤形，背部青灰色，两侧及腹部白色。头较大。花鲢鱼头大，占体长的三分之一，体侧发黑且有花斑。

　　第三类鱼是鲍鱼，见于《硕人》及《潜》。毛《传》释“鳢”为“鲤也”。这明显有问题，因为《诗经》中出现了“鲤”。陆德明《音义》：“鳢，陟连反，大鱼，口在颔下，长二三丈，江南呼为黄鱼，与鲤全异。”《集传》：“鳢鱼，似龙，黄色，锐头，口在颔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余斤。”李时珍认为鳢肥而不善游，有遑如之象。按照陆德明、朱熹及李时珍的解释， 鱼应该是鳇鱼。此种鱼体粗长成圆锥形，头、尾尖细。头略呈三角形，吻长而较尖锐。口下位，宽大，新月形。常年栖居于淡水，不作长距离洄游，重可达数百公斤。

　　第四类鱼是鲔鱼，见于《硕人》及《潜》。毛《传》：“鲔，馅也。”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鲔形似鳄而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亦在颔下。大者止七八尺，肉色白，味不如篷。”《音义》：“鲔，于轨反，路也，似鳢，大者名王鲔，小者曰叔鲔。”这里所说的鲔鱼，就是鲟鱼。鲟鱼的头呈犁形，口下位，尾歪形，以底栖无脊椎动物及小型鱼类为食，多数种的常见个体都在几十公斤至数百公斤，是世界上现有鱼类中体形大、寿命长、最古老的一种鱼类，迄今已有2亿多年的历史，有“水中活化石之称”。

　　第五类鱼是绘鱼，见于《鱼丽》及《潜》。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鲒，一名黄颊鱼。似燕头鱼，身形厚而长大，颊骨正黄，鱼之大而有力解飞者。徐州人谓之扬。黄颊，通语也。”陆德明《音义》：“江东呼黄蝼鱼，尾微黄，大者长尺七八寸许。”朱熹《集传》：“续，扬也，今黄颊鱼是也。”徐鼎《图说》认为，“髅腮下有一横骨，两须，有胃，群游作声如轧轧”，“今吴中呼为刚腮鱼”。这种鱼学名黄颡鱼，俗称黄腊丁、黄骨鱼、央丝等，味道鲜美。广布于中国东部各太平洋水系。在静水或缓流的浅滩生活，喜藏乱石缝隙，昼伏夜出。

　　第六类鱼是鳄鱼，见于《鱼丽》及《潜》。毛《传》：“鳐，鲇也。”《尔雅》孙炎注：“鳄，一名鲇。”《尔雅》郭璞注：“鳄，今鳄额白鱼。鲇别名鲢，江东呼鲇为续。”马瑞辰《通释》：“鲇取黏滑之义，盖鱼之无鳞者也。”但徐鼎《图说》并不同意鲍鱼就是鲇鱼，因为在《释名》中，鳄鲇并举，郭璞也分别训释了这两种鱼。再加之旧说鳄鱼身圆、白额、腹平著地，故名鲍，而苏颂《图经》上却说“背青口小为鲇”。看来鳄鲇确非一物。这样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据笔者亲睹，既有灰黑色的鲇鱼(鲶鱼)，也有黄白色的鲇鱼(胡子鲶)，应该是同一纲目下的不同亚种，在科学不够发达的古代，区分不可能太细致，浑言之为鲇并不为错。这种鱼多栖息于江河缓流区。性凶猛，白天隐居水底或潜伏于洞穴内，夜晚猎食鱼、虾及其他水生动物。

　　第七类鱼是鲤鱼，见于《鱼丽》及《潜》。鲤鱼是比较常见的淡水鱼类，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虽各地品种极多，形态各异，但实为同一物种。在此不必赘言。

　　第八类鱼是鳏鱼，见于《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鲂鳏”。毛《传》：“鳏，大鱼。”这只是作了体型的描述，没有具体指明鱼类。清代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以声近之字求之，盖即鲩也”，认为鳏鱼就是鲩鱼，亦即草鱼。声训为王氏所擅长，他以为，“二字声相近。盖鲩或作鳏，后人失其读，因分以为二耳”。王氏的训释有一定道理，但现代研究者多以为鳏鱼就是镊鱼，这种鱼性喜独行，因以得名。在鸽鱼的俗称中，恰好就有“鳏”这个名称。鸽鱼体细长，亚圆筒形，头尖长。吻尖，呈喙状。生活在江河、湖泊的中上层。游泳力极强，性凶猛，行动敏捷，常袭击和追捕其它鱼类，一旦受其追击就难有逃脱者，属典型的掠食性鱼类。

　　第九类鱼是鲨鱼，见于《鱼丽》。毛《传》：“鲨，蛇也。”陆德明《音义》：“鲨，音沙，宇亦作钞，今呼沙，小鱼也，体圆而有黑点纹。”朱熹《集传》：“鲨，蛇也，鱼狭而小，常张口吹沙，故又名吹沙。”罗愿《尔雅翼》：“鲨非特吹沙，亦止食细沙。味甚美，大者不过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为重唇，唇厚特甚，有若蛙酝，故名。今江东小溪中每春极多，土人珍之，夏则随水下，是后罕矣。大约正月先至，次则鲤至，次则鳜至。桃花水至而鳜肥，则三月矣。”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诗经》里的鲨鱼是一种体圆而带黑斑的小鱼，并非大海中的性情凶猛的鲨鱼。

　　第十类鱼是鳢鱼，见于《鱼丽》。毛《传》：“鳢，纲也。”朱熹《集传》：“鳢，饲也;又曰鲩也。”在朱熹看来，鳢鱼就是鲩鱼，也就是草鱼。上面提到王引之以鳏鱼为草鱼，现在朱熹又以鳢鱼为鲩鱼，看来二者必有一错，或者二者皆非。陆佃《埤雅》厂今玄鳢是也。诸鱼中惟鳢鱼胆甘可食，有舌，鳞细，有花文，一名文鱼。与蛇通气，其首戴星，夜则北向，盖北方之鱼也。旧说鳢是公蛎蛇所化，至难死，犹有蛇性故。或谓之鲣。”徐鼎《图说》：“鳢，铜也”，“即吴中呼为黑鱼也。若鲩又是一鱼，吴中呼为解鱼。解与鲩同音混，明是鳢之非鲩也。”从陆佃及徐鼎的观点看来，鳢鱼就是黑鱼。这种鱼又名乌鱼、乌棒，是水族中的强者，平时喜欢栖息于水草茂盛或浑浊的水底，捕食其他鱼类。生命力很强，在淡水鱼类中居首位。有人做过实验，把黑鱼放在潮湿阴凉的陆地，可活半月之久。这印证了《埤雅》所说的“至难死”。

　　第十一类鱼是鳟鱼，见于《九哉》。《说文》：“鳟，赤目鱼。”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似辉而鳞细于解，赤眼是也。”罗愿《尔雅翼》：“鳟鱼，目中赤色一道横贯瞳，鱼之美者，今俗谓之赤眼。”诸家对此类鱼的解释是一致的，都认为是赤眼鱼。这种鱼俗称红眼鱼或者红眼棒，外形接近鲩鱼(草鱼)，体长，略呈圆筒状，后段稍侧扁，腹部圆。体背深黑色，腹部浅黄，体侧及背部鳞片基部各有一黑色的斑块，组成体侧的纵列条纹，眼上半部有一块红斑。背鳍深灰色，尾鳍后缘呈黑色，其他各鳍灰白。

　　第十二类鱼是鲦鱼，见于《潜》。毛《传》：“鲦，白鲦也。”陆佃《埤雅》：“鱼形狭而长，若条然，故曰鲦也。今江淮之间谓之馅鱼。”罗愿《尔雅翼》：“纤长而白，故曰白鲦。”李时珍《本草》：“生江湖中，长数寸，形狭而扁，状如柳叶，鳞细而整，洁白可爱，好群游。一名白鲦，一名铐鱼。”鲦鱼分布很广，我国南北各河流、湖泊中均有，不必细说。

　　上述12种鱼类在庞大的鱼类种群中微不足道，但在短短的三百来篇诗作中出现了这么多，且涉及到相应的捕捉方法，不能不惊叹先民的劳动智慧。

　　上面谈论了《诗经》中提及的多种捕鱼方式及丰富的鱼类，接下来探讨问题是：《诗经》为何要叙写这些内容?

　　如前所述，《诗经》没有专章描写打捞捕鱼的诗篇，也就是说，它不以记载渔业生活为目的。《诗经》中涉及捕鱼，主要是为了起兴，先言捕鱼，以引起所咏之词，《何彼裱矣》、《新台》、《竹竿》、《敝笱》、《九最》，莫不如此。这是一个文学方面的问题，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在此不表。

　　除了用于起兴，《诗经》写鱼的目的还在于当时鱼主要用来祭祀和宴饮，而这两项又是先民们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周颂·潜》明确地道出“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是一首献鱼祭祀的乐歌。《毛序》云：“季冬荐鱼，春献鲔也。”郑《笺》：“冬，鱼性定;春，鲔新来。荐献之者，谓于宗庙也。”这是说冬季春季都要用鱼来举行祭祀。这一点可以在《月令》上得到证明：“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季春荐鲔于寝庙。”

　　周代朝廷中设有“渔人”职司，向王者进献饮食中所需要的各种鲜鱼及干鱼，还设有“鳖人”这一职司，他的职责是“春献鳖蜃，秋献龟鱼”。从渔人和鳖人的分工可以看出，鱼在周人饮食中是不可缺少的副食。(姚伟钧，《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在《鱼丽》、《南有嘉鱼》、《小雅·六月》以及《大雅·韩奕》等诗作中，鱼就是用来宴饮的。v鱼丽》中极力铺陈了偿、鲨、鲂、鳢、鲤及鲤这6种鱼，最后都谈到了“君子有酒，旨且多”，赞颂鱼、酒俱美且多。《南有嘉鱼》中虽未明确嘉鱼是些什么鱼(一些书籍中把嘉鱼看成一种味美的鱼类。据诗意，不足取)，但也提到了用这嘉鱼，备好美酒来款待嘉宾，“嘉宾式燕以乐”。《六月》载尹吉甫“饮御诸友，鱼鳖脍鲤”。《韩奕》写显父为韩侯饯行，“其肴维何，无鳖鲜鱼”。这些都说明了鱼在当时有着特殊地位，常用来招待贵宾。后来的孟子把“鱼”与“熊掌”并列，冯谖弹铗求鱼，都还可以看出鱼在先秦时期是非常珍贵的食物资源。 由此观之，《诗经》中的鱼就不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鱼，捕鱼也不只是一种劳动方式了，它们包含着太多的文化意义，已经积淀成了一种西周到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渔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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