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探讨

关于《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探讨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1]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2]与爱情诗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

　　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战争诗形象塑造的特点

　　战争诗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战争的出征者，即周王朝军队中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类：一是《采薇》中的下层士卒;一是《出车》中的普通将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汉》中的最高统帅，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这四类人从上而下地涵概了周王朝军队的整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战争诗准确而巧妙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反映出他们不同的面貌和内心情怀。其方法除了通过细节描绘和环境气氛渲染之外，还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一般说来，诗歌抒发感情，塑造形象，总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交代背景，摄取外物，构成诗歌形象而成。这样写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和结构，而且诗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们虽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题材，彼此之间的差异却很大。这是因为它们不是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去观察环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隐藏起来，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显然，像这样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最终形成的诗歌作品，是一个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这就是说，同一场战争，同一个战争进程，由于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见所闻和对客观世界影响的不同，最终形成的诗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从朝廷重臣和全军统帅的角度来写，自然是站在高处总观全局。写形势抓住总体特点：“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写出征突出重任在肩：“王曰出征，以匡王国”;写进程反映全局变化：从敌人人侵一直写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即赶走敌人，转败为胜，再现了战争的完整过程。诗歌摄取外物人诗，一无例外地带有全军统帅的“主观”特征。

　　《常武》写周天子宣王亲自出征，从全国最高统治者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涉及面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诗歌从命将班师写起，自有帝王赫赫气象，为一般将士所不能为。以下写整修装备、警戒动员和提出出征目标，表现出师有名。接着才写战争开始，王师进军，征服徐方，凯旋回朝。其中写王师极有气势，表现出所向无敌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说成是“惠此南国”，显示王师是宣扬文德的仁义之师。这样就不仅从武事威为上，而且从道义上表现出王师的特征。天子作为一国的象征，势必给他的武装力量佩上神圣的光环。而这正是以全军统帅为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备的。

　　《出车》写跟随南仲出征玁狁的一般将士，情况与此全异：他虽知“王事多艰”，形势危急，但却没有“以匡王国”的能力，而只能“忧心悄悄”，奉上司之命“城彼朔方”。从他的视角来写战争，则只有局部，而不可能有全局。

　　《采薇》从下层士卒的视角写凯旋而归则又另有特点。作为一个下层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杀敌，诗中很少写总体形势和变化过程，主要是表现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于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别突出的是“载饥载渴”的苦难和“莫知我艰”的孤独。其所见所闻和影响之所及，既不同于《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统帅，也不同于《出车》中的将士，而是具有他所属阶层固有特点的另一个独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战争诗从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视角写战争，其结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场战争在作品中却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气象，或有全局特征，或专注于一隅，或集中于个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别创造了与他相应的不同世界。既然围绕着每个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也就可以以它为中介去认识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会生活为中介才能发现他自己，才能意识到他的个体性。”[3]战争诗正是根据人与其周围世界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个“中介”即围绕人的特定的世界来“发现”抒情主人公，并表现他的“个体性”——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内心世界，从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艺术形象。

　　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江汉》写召虎征伐淮夷胜利而归，受到宣王的册命和赏赐;《常武》写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国胜利而归，颂扬天子和王师的辉煌功勋。诗篇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和自豪，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心声。在周代社会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公贵族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官位的升迁和福禄的增加，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由衷的。《六月》写尹吉甫伐玁狁胜利后大宴臣僚就充分透露了这种心理。

　　《采薇》同样是写征伐玁狁取得胜利，其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却完全是另一个天地。打败了敌人，甚至是“一月三捷”，但是，胜利不但没有带给他欢乐和喜悦，反而是“岂敢定居”和“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充满了悲哀和愁怅。这与《六月》所写的大宴臣僚庆功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如果说王师军事上的胜利意味着王公贵族事业的成功，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下层士卒而言，胜利的果实却充满了苦涩：“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艰。”战争给他带来的损失比他从胜利中所得到的要大得多。

　　《出车》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既不同于《江汉》、《常武》和《六月》，也不同于《采薇》，而另是一番情景：胜利对这位跟随南仲出征的将士来说，既没有王公贵族获得巨大成功的由衷喜悦，也没有下层士卒“载饥载渴”的深沉悲愁。他的内心悲喜交加，充满了矛盾：“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既思家欲归，又畏惧而顾虑;“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既忧虑王事“多难”，又担心个人的前途，为个人的遭遇而愁苦。相对而言，他的内心情怀要比《江汉》、《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复杂得多。

　　可以看出，《诗经》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二、战争诗的思想倾向

　　由于“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4]同时，它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5]因此，战争必然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阶级、阶层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对战争的观点和认识，总是直接而鲜明地反映着某个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意志和要求。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为文学作品固有特征的主观倾向性，在战争诗中表现得也就更加强烈而鲜明。强烈而鲜明的思想倾向正是《诗经》战争诗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极力宣扬周天子至上，维护周王朝的绝对权威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对外战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其目的都是要加强周天子的统治，树立和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因此，说反映这种战争的战争诗都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也并非夸张。且不说那充斥了各篇(特别是《江汉》和《常武》)中的对周天子的歌功颂德之词，也不说对王师胜利所作的过度渲染，单单是那时时处处以天子和王朝为中心的思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江汉》中将士们追求的是“王国庶定”，为的是“王心载宁”，战争胜利，首先要“告成于王”。《常武》中天子出征，是“王命卿士”，“王谓尹氏”;班师回朝，是“王曰还归”;打败徐方，是“天子之功”。同样，在《六月》中则是“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在《出车》中则是“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可以看出，战争中的一切，无论是出征、驻防，还是战斗，还归，从不说听命于将，而是一切听命于王。其实指挥士卒的是将，而不是王，但却偏说听命于王，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树立一切以天子为中心，一切是天子至上的观念，以维护周天子和周王朝的绝对权威。

　　出于同样的目的，战争诗还极力宣扬文德思想，所谓“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就是在武力威慑和征服的基础上，以礼乐教化征服人心，并以此来处理各诸侯国以及它们与周王朝之间的关系。周王朝统治者认为，这是最高的理想的政治境界。所以，战争诗宣扬文德思想，就是要树立充满仁爱精神的圣明的周天子的形象。一方面在行动上是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是文德仁爱，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周王朝统治思想在战争诗中的体现。

　　其次，战争诗的思想倾向性还表现在描写重点的分布上，即在描写上是以我为主，而以敌人作为陪衬。

　　战争是敌对双方之间的事，所以反映战争往往是双方兼顾。有些民族的战争诗尽管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对双方都加以具体的描写，即不但描写自己一方，同时也描写敌对一方，双方的形象都具体而鲜明。当然，描写敌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不过，不管怎么说，敌人总有自己的形象。《诗经》战争诗则不然，它只是重点描写自己，以浓墨重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对敌人一方则轻轻带过，从不作具体描写。通观几篇战争诗，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王师中各个阶层的形象：上至周天子，中有统帅和一般将士，下至普通士卒。此外，兼及统帅的僚友、将士的妻子、乃至征人、仆夫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的正面描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诗乃是王师各阶层的群像图。诗中当然也有敌人，但只有其名，而无形象，并且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有敌人出现：一是表现敌人的嚣张气焰和造成的危害，“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六月》)“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采薇》)一是表现敌人失败的结局，“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出车》)“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采芑》)》一是作为陪衬，用以衬托王师的强大威力，“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常武》)可以看出，战争诗中的敌人既无外在形象，也无内在精神，连是兵是将也不知道;至于如何嚣张，怎样为害，更是不甚了了。这种只描写自己，不描写敌人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出于对敌人的蔑视和鄙夷。在周人看来，玁狁、徐淮、荆蛮根本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周王朝是天子之国，而敌人不过是四边的戎狄、蛮、夷，如果正面写他们，则有损于自己的尊严。这种明显带有民族偏见的思想倾向，在对敌人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最后，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描写王师的军容、气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采芑》写方叔奉命征伐荆蛮，出征极有气魄：“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莺地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征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振阗阗”。通过士卒众多，装备精良，军纪威严以及鼓乐喧天等极力表现王师军容强盛和气魄宏大，使人强烈感到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全诗虽没写具体战斗便写大获全胜，仍然令人信服，就是因为从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全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不战而已屈人之师。”(方玉润《诗经原始》)只有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对敌人极端蔑视才会采取这种直接写胜利的方法。

　　《常武》写王师胜利进军，一连用了六个比喻，更是把王师的神武气概和巨大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朱熹《诗集传》云：“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緜緜，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诗歌从各个不同角度多侧面地表现王师的强大阵容和一往无前的宏伟气势，从而肯定征讨徐国必然取胜。

　　三、战争诗的艺术风格

　　由于战争诗所写战争地区和具体状况的不同，由于出征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抒情主人公的不同，不同战争诗的内容存在着巨大差异，相应地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各放异彩，交相辉映，总体看来，可谓绚丽多姿，不拘一格。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其与内容、形式之间的高度统一，是战争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表现。

　　《六月》写尹吉甫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奉宣王之命紧急出征。全诗分为六章，前三章写同一内容，都是写玁狁入侵，王师出征以解危难，其重点不是写外在形象，而是内在心声，即诗中反复强调的“以匡王国”、“以佐天子”和“以定王国”的决心，其中也写了车马、军服，但都是围绕着抒情主人公的内在心理而展开。第四、五章写敌人疯狂入侵，深人腹地，王师反击取得胜利。战争迅速而顺利地取得胜利，恰恰体现了将士们“以匡王国”的坚定决心。末章写欢庆胜利，宴饮诸僚友，也是欢庆卫国成功和决心的实现。可以看出，将士们卫国的决心贯串于全诗。诗歌重在表现内在心声，故其艺术风格高亢、壮烈。另外，如前所说，前三章是同一内容的分章铺叙，在时间上是同一的，即三章之间在时间上不存在递进关系。采取这样的写法主要是为了反复渲染形势的危急和将士们的坚定决心，并为后面迅速取得胜利蓄势和铺垫。在写法上，只有这样，前后才能直接衔接，使全诗显得坚凑而精彩。

　　《采芑》写方叔南征荆蛮，结构与《六月》相似。前三章写王师军容之盛，大将节制之严，为后面写战胜荆蛮作了有力的铺垫。其描写具体细微，抓住特点，着墨不多便写出强盛的军容和神勇的大将以及王师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势。文字色调强烈，神采飞动，详瞻而辉煌，有力地表现了王师在东南战场的开拓进取精神。全诗明写军队整体的军容风貌(如军队数量、车马、服饰和士气)，暗写统帅方叔，突出他运筹帷幄的谋略和威武雄壮的风度，这样以军队整体衬托将帅，以将帅点活军队整体，使整体与个别相得益彰。

　　《江汉》与《常武》都是反映东南部战争的作品，但艺术风格彼此不同：

　　《江汉》一诗的重点不是写战争本身，而是写战胜淮夷之后如何治理疆土、册命召虎和召虎对宣王的感恩答谢。诗中提出了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即诗所谓“王国来极”，这不仅涉及到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而且反映了周王朝君臣“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的远大抱负，体现着天子的威严，大臣的忠诚，因此，出语庄严郑重，形成了雍容典丽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宣王的册命和召虎的答谢更是非同凡响。宣王册命召虎，为他庆功，但却没有摆出他的具体功劳，而是调转笔锋，回溯历史：“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召虎的祖先召公曾辅佐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在册命的庄严场合提起往事，实际是希望召虎继承召公的功业。为王朝建立更大的功劳。历史与现实、肯定与鞭策这诸多内容就这样通过追忆先人而巧妙地反映出来。同样，召虎的答谢词，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而是别开生面地提出：“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这与其说是对天子的颂扬，无宁说是对他的希望，希望天子励精图治，勤修文德，振兴国家，使王朝威震天下。这事关国家基业的重大政事，却是以答谢的名义说出的。所以，这个答谢词写得与册命一样，都具有词高意远，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

　　《常武》一诗于大处着眼，大处落墨，突出神勇的气概和声势，而不斤斤于细微末节，因而显得大气磅礴，从容有致。同时，写战争而不硝烟弥漫，写神勇而不剑拔弩张，用语高妙浑融，含而不露，从艺术风格上也体现出天子出征的儒雅风度。诗的前两章。写命将出征，直接引用天子语：“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其中多处冠以“我”字，表现了义正词严，凛然不可侵犯的立场。另外修饰天子的用语颇有特色：如“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威严肃穆，既符合天子的身份，又符合战争的气氛，具有艺术风格的高度统一性。

　　艺术风格最为复杂的当属《采薇》。如前所说，此诗表现了一个下层士卒在玁狁人侵，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抗敌出征的感情经历，抒写他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统治者的幽怨以及对个人不幸遭遇的悲伤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这种复杂感情成分相适应的，是其艺术风格多样化：或清丽，或低迷;或明快，或含蓄;或俊秀，或直切，形成了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相反相成、多种因素对立统一的风格特征。正是因为如此，才取得了“绝世文情，千古常新”(方玉润《诗经原始采薇》)的艺术效果。

　　题材相同的诗歌作品，其艺术风格多样化并各有千秋，是诗歌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很高境界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诗经》战争诗按战争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六篇;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二篇。这两类作品，无论在内容、性质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相同。为了集中起见，本文只论述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那六篇诗歌。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54页。

　　[3]恩·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282页。

　　[4][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12页、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