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婚恋文化的审美价值

《诗经》婚恋文化的审美价值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自产生以来，代代相传，朝朝传诵，被称作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从整体说，主要原因是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和蕴含思想的深邃，以及杰出艺术成就和灵活的艺术表现手法所决定。但它所描述的全人类的共同情感之一——爱情婚姻，无疑也构成了吸引历代读者的基本要素之一，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写道：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男女情感不管是从古代至现代，甚至将来，永远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男女言情的诗歌在《诗经》中占了作品数量的三分之一，尤以“国风”中数量最多。周锡韦复说：“《诗经》中数量最大、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是爱情诗(包括恋爱、婚姻各种题材)。光是‘国风’部分，这类作品就有六十多首。它们数量虽多，却面目不同，恍如百花竞艳，各各呈现动人的风姿。”这些爱情诗全面、细致地反映人们的婚姻、爱情生活和当时的社会婚俗、民俗，肯定和赞颂了对爱情、婚姻的专一与忠诚，表现劳动人民在爱情婚姻上的强烈的个性自由意识和大胆的爱情追求，更体现爱情的含蓄美与朦胧美，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

　　一、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风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 深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的咏歌，各言其情也。”《诗经》的爱情诗是普通平民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很多诗篇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婚姻的专一。《邶风•柏舟》写道：“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中的女子尽管“觏闵既多，受侮不少”，但始终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庸风•柏舟》中也表现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专一，如“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这句话是女子喜欢那个男子，发誓一定要嫁给他。对爱情的忠实不单是女子的专利，在《邶风•击鼓》同样写出男子对爱情婚姻的专一。诗中的男主人公将要远征，与妻子依依惜别之际，立下诺言“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达对爱情的忠诚。诗中发自肺腑之声，生死相随的爱情宣言多么感人，多么美好啊!所以千古传诵至今。

　　二、表现劳动人民在爱情婚姻上的强烈个性自由意识和大胆追求。在《诗经》年代，礼教观念并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男女的恋爱相对较自由，对爱情的追求也是那么大胆。《野有死麇》一诗描写一位打猎的男子爱上一位姑娘，为了得到她，把打死的野兽送给她。那位姑娘也爱上男子，把他带回家。自由恋爱着的男女那么勇敢，表现那么真挚。《卫风•木瓜》所述“投我以木瓜，报以琼琚”的情形展示男女相爱，私下互相赠送礼物，缘定终身的生动画面。“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是他们对爱情的理想，是多么纯洁、真挚的感情!

　　三、爱情诗中蕴含的含蓄美与朦胧美。美在于距离。《蒹葭》和《关睢》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蒹葭》这首诗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情感的含蓄美、距离美，达到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朦胧之美感。保加利亚的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说：爱情从来既是令人激动的回忆，又是明快清澈的期待。《蒹葭》诗里男子对女子的追求，可望而不可及，心往弛之，不可以用手触之，以身融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男子“溯游”、“溯洄”而寻，只见伊人宛如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多美啊!可“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无论男子怎样追寻，伊人总是“宛在水中央” ，可望而不可及。著名学者廖群对《蒹葭》有这样精妙的评论：《蒹葭》更是全诗无一句抒情之语，只是对清秋萧瑟苍茫景色的点染和对“伊人”扑朔迷离所在的描写，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和失望，的确是“极缠绵，极惝恍，纯是情，不是景”。诗中用“蒹葭”的“苍苍”、“凄凄”、“采采”衬托出那位伊人是一位“行高志洁、多情却有几分矜持”的少女，给读者留下回味、想象的艺术空间，具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艺术效果。诗句回旋三迭，反复歌咏，不仅加强诗歌的音乐感、韵律感，更使感情不断升华，让意境更加朦胧深远，情调更加凄婉动人。缘景生情，情景交融，清寥空灵的深秋之景与怅惘迷茫的怀人之情融汇在一起，产生一种真切自然而又朦胧迷离的美感。

　　而作为四始之首的《关睢》也类似于此。《关睢》描写青年男子对窈窕淑女的倾慕思恋与追求。这种爱不是直接地表达出来，而是通过男子“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　 之”来表现男子对女子的爱恋和追求，情切而意婉，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则把男子的深切思恋表现得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具有一种含蓄美。

　　《诗经》中反映婚恋文化的爱情诗是中国爱情诗创作繁荣的第一座高峰，蕴含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具有珍贵的审美价值，和《诗经》中的其他优秀作品一道代表了《诗经》的主要思想和高度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