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诗经和离骚的地位

　　《离骚》是《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下面是诗经和离骚的地位，一起来看看吧。

　　《离骚》与《楚辞》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成的诗篇。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与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与联想，采用铺陈描述的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吸取了楚地民歌的营养，运用楚地方言韵律，反映楚地的民风，写成诗歌形式。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赋比兴的糅合形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语言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句法参差错落，起伏回宕，并且多用“兮”字增强韵律和帮助表达充沛的感情。在屈原之后，有一些诗人竞相效仿，用楚辞体写作，但楚辞体最重要的作者仍是屈原，不仅因为他是这种诗体的首创者，而且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最高，又因为他的《离骚》代表楚辞，所以楚辞体又称为“骚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仿的作品合编为《楚辞》，从此，《楚辞》便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它对后世的影响，只有《诗经》可以与它相媲美。

　　中国文学史上历来“风”“骚”并称，“风”是指《诗经》，“骚”是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风骚”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经的地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离骚的地位

　　从我国文学史的发展上来看，屈原上承《风》《雅》诗人，下启两汉赋家，自是一个承先启后而最有创造性和最有影响的伟大的天才诗人。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赋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这话评价屈原及其作品颇为简括、惬当。《辨骚篇》末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就是这样首次论定了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当然，提起最初对于屈原及其作品有深刻的认识，而给以很高的评价的，我们不会忘记首先为屈原作传记的司马迁。章炳麟《检论》说：“《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又说：“班孟坚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斯传非太史自纂也。”尽管司马迁所据《楚辞》祖本及其评价或有出于淮南，他总得加工一番才能作出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此可见，刘勰评价屈原主要是从文学史上从文体源流上观察来的;司马迁评价屈原是从其人格和风格上观察得来的;这里不但论定了《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指出了它的特点，是以古见今、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物见志的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主要地发见了作者同基于一般人的精神状态上，而从自己的特殊的遭遇里，锻炼了发展了而自成其崇高的伟大的心灵;发见了作者的生平人格和作品风格的完整、有机、诉合无间，赋予了作品以不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