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国风》中的怨刺

《诗经 国风》中的怨刺

　　《诗经》的“怨刺诗”不仅具有它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更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用。

　　《诗经》在战国时就被应用为外交辞令，不会《诗》的使者就如同聋子、哑巴，使于四方而不能专对。而对于孔子更看重的是《诗经》的教化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也曾用“不学《诗》，无以言”来教育儿子孔鲤。可见《诗经》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诗》被奉为儒家经典被纳入五经之中，同时也作为文学作品而被纳入评论家的研究范围。“怨刺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尤其《国风》中的怨刺更显丰富多彩，而“怨刺诗”本身也具有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用。“怨刺”是作者心理状态的一种展示，是当时社会历史进程的真实记录，并作为一面镜子被各个时代的理学家所推崇。下面就《诗经・国风》中的“怨刺”谈一谈我的一些浅显的认识。

　　一、关于“怨刺”

　　《说文解字》释“怨，恚也。”“刺，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怨”字从心，是指人的一种情感。人产生了“怨”的情感，才会指责、痛斥使他们“怨”的事物，就是“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指出“怨亦刺之类，故连言之。”也就是说“怨”就是“刺”，“刺”是“怨”的感情外化的表现。

　　郑玄说：“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孔颖达说：“怨与刺皆自下怨上之辞。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责其愆咎，大同小异耳，故《论语》注云：‘怨谓刺上政。’”在此看来，这里的“怨刺”更多的是“怨责”之意，而不是《辞源》所说的“怨恨讽刺”。《诗经》中一部分的确来自民间，而老百姓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切身问题，是否穿得暖、是否吃的饱、一家人生活是否安乐等等，所以他们有怨时多是指责统治者，指责社会，而没有“讽刺”的意识。而当官者有怨时，能够言于国主的也是“谏”多于“讽”。所以我也倾向于把“刺”理解为“指责”而非“讽刺”。

　　二、“怨”与“刺”的内容。

　　孔子认为只要符合“仁”的要求，合乎“礼”的范畴的“怨”都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在他看来《诗经》中的“怨”是在“思无邪”基础上、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情范畴之内，且“怨”的目的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孔安国、毛苌、毛亨等学者再作注时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所以在我们看到的《毛诗》和朱熹的《诗集传》以及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有许多不同。周振甫在编《诗经译注》时也不能全部指出谁对或谁错，毕竟时间久远古人尚且不能追溯原委，何况今人。我暂且以我个人的判断把《诗经・国风》中的“怨”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君子”不遇之“怨”

　　自古怀才不遇都是读书人的一大“怨”，寒窗十载却屡试不第;出仕做官却屡受打压，才华不得施展;身居高位却逆臣当道不得贤主。这种“怨”可以追溯到周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如《邶风・柏舟》。《毛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方玉润：“贤臣忧谗悯乱，而莫能自远也。”高亨注：“作者是卫国朝廷的一个官吏，书写他在黑暗势力打击下的忧愁和痛苦。”刘熙载亦云：“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历来《柏舟》都被《诗经》研究者看作是“变风”之始，《国风》中的“怨刺诗”也由此篇为开篇之作。

　　2、百姓徭役繁重之“怨”

　　后稷创造了农业文明，作为后稷的子孙周人更热爱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平稳定的农业劳作的生活。但是，诸侯国的连年征战和外族的不断侵扰使男子放下锄头走上战场，他们厌倦战争，思念家乡妻儿。归家的遥遥无期和战争带来的死亡的恐惧让他们不得不“怨”。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春秋初年，卫国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做了卫君，联合陈国、宋国，去侵略郑国，强迫人民出征。打完了仗，领兵的将官把一些反对战争、口出怨言的士兵抛在了关外。这首《击鼓》就是被抛弃的士兵所唱。

　　男子出征在外，最挂心的当属妻子，她们无时无刻不思念远在边关的丈夫，企盼丈夫早日归来，怨恨无休止的战争以及战争的发动者，最具代表的就是《王风・君子于役》。

　　3、世人仁德败坏之“怨”

　　周懿王之后，周室大坏，统治者不尊不贤、骄奢淫逸，当官者无功受禄、贪赃枉法，国民不尊教化、无视礼仪，全国上下莫不怨恨君王无道、仁德败失，妻怨其夫、子怨其父、臣怨其君。卫宣公淫乱，杀其庶母夷姜，为儿子娶了齐国之女，看到齐女美貌便占为己有，生了寿和朔，想杀死�，立寿做世子，派去坐船，叫船夫翻船淹死。寿知道了，就同一起去坐船，船夫因此不敢翻船。《新台》、《二子乘舟》两篇便悲怨斥责此二事。当时卫国宫廷尚且如此，更何况于百姓，所以民间“弃其旧室、淫于新婚”者层出不穷。《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就是为这些弃妇所作，诗中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魏风・硕鼠》，诗中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由于统治集团的上下盘剥致使民不聊生，无奈之余，忍无可忍的人民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

　　对于作者来说，怨恨也是作者的一种内心情感状态，正是由于“怨”的积淀形成“刺”的发泄，才造就了“怨刺诗”的出现，为“诗缘情”的文艺美学理论提供了现实论据。而对于读者来说，被“刺”者能够接受指责、认识错误并及时更正;旁观者可以以此为鉴，塞违正法。所谓“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无论“怨”者为何，“怨刺诗”的功用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