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国风》，基本都是采诗官到各地采集的民谣，经过乐官整理之后而编订的，分为十五国风，不过某些篇可以合并，他们能够反映一个地域的风俗和文化风格，对于我们了解周朝地方文化很有意义。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格局，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国风》作为各地民歌的总集，生动地反映了从西周末到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晏子春秋·问上》曾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1]俗谚也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虽然从总体上看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一个个文化区域体现出来的。人类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按照一定的风俗习惯，创造着各自的生活样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圈。这里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地域文化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被称为“区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区文化的起源、传承、演变和表现形式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各种地域文化圈之间的交流、融合、变异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左传》的“虞人之箴”曾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 这里记载的是夏王朝的范围，“九州”、“九道”的说法证明夏朝的统治地域已经小有规模。而商代曾有过五次迁都，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前期频繁迁都，商王仲丁即位后，“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4] 如此频繁的迁都恰恰说明当时的地域文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跃。到了周代，大规模的分封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域文化的发展。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将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正如《诗·小雅·北山》所盛赞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国，使得各诸侯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他们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各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实现了由自然产生到主动创造的转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思想、物质、制度、习俗等各方面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从而奠定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这种格局却没有消亡，反而随着时代和岁月的积淀而稳定下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诗歌总集——《诗经》来窥见当时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更是一部反映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它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地域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经》之所以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因为它本身特殊的成书方式造成的。关于《诗经》的成书，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等不同的说法，其中“采诗说”尤其值得注意。

　　所谓“采诗”，就是收集诗歌，这是当时周王朝的一种制度。《汉书·艺文志》中提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7]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周王朝出于“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派出专门的采诗官员——也就是“行人”，到各地去观风察政，收集各地的民歌，献给“太师”。“太师”再将这些歌曲重新整理(比其音律)，最后献给天子。一方面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考察执政得失，了解民情民俗。

　　采诗制度表明：《诗经》确是一部各国歌曲的集合，特别是十五国风，更是各地乐歌的专辑。虽然这些诗歌后来经过乐官的加工整理，但是诗歌本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却保存了下来。因此通过国风，我们可以考察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地域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关于国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格局，古人早已有所察觉。比如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论及风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他将国风中的“陈郑之国”、“郑卫之音”、“秦豳两国”、“唐魏之国”并举，同时提出“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这表明他开始注意到风诗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后来东汉后期的学者郑玄作《诗谱》，也论及各地的风俗。南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更是专门研究《诗经》地理方位的专著。

　　到了现代，朱东润指出《诗经》的风、雅、颂的划分标准是以地而论：“《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见，不必更为惝恍无稽之说也。”[8]同时他还指出国风皆以产地而言：“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小雅、大雅、为名十七，实则皆以诗之产地而言，其为言人事者则一也。”[9] 游国恩则更进一步，将风诗分为五个区域：一是王郑陈郐，属于中部地区;二是邶鄘卫魏唐，属于河东地区;三是秦豳，属于河西地区;四是齐曹，属于海滨地区;五是“二南”，属于江汉地区(参见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这种分法强调了地理因素，却忽视了人文历史的因素，因此尚有疏漏。如邶鄘卫和魏唐，虽然都在河东地区，但是区别很大。邶鄘卫属于今河南地区，代表着殷商故地文化，而魏唐属于今山西地区，代表着晋文化。因此邶鄘卫和魏唐，若合而言之，则失之于笼统，故宜分开。但游先生这种从地域角度对风诗进行分区的思路，却颇有可观之处。

　　其后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对风诗的地域分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如李旦初把国风分为“郑卫”、“二南”、“秦幽”、“魏唐”、“齐曹”五个流派，依据的是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参见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陈春保等则归纳出《诗经》中几种显著的地域文化，如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齐文化和宗周文化(参见陈春保、高金生《地域文化的渊明之光》)。另外，从风俗和文化的角度对春秋地域文化进行整体划分的研究著作也不在少数。如蒋宝德等认为我国最早形成的区域文化有秦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及中原文化(参见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而陈绍棣则把两周列国分成中原、齐鲁、北方、秦、楚、吴越和巴蜀滇等七个风俗圈(参见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这些观点都颇具启发性。 　　综合考虑前辈和时贤的意见，笔者认为：《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划分标准应遵循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理标准，即考察诗歌的产生地的地理位置;第二，人文标准，即兼顾诗歌产生地的人文因素，如民风民俗;第三，文学标准，即分析风诗本身的特点。依据这一标准，笔者将十五国风划分为五个地域文化区，具体论述如下：

　　其一，中州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河南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王风、邶风、鄘风、卫风、郑风、桧风、陈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八十四篇。

　　其二，东齐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山东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齐风、曹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五篇。

　　其三，西秦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陕西、甘肃两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秦风、豳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七篇。

　　其四，南楚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中国南方地区，主要对应的风诗有：周南、召南，涉及的诗歌篇数有二十五篇。

　　其五，北晋文化区。大致范围在今山西省，主要对应的风诗有：唐风、魏风，涉及的诗歌篇数有十九篇。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中州地区涉及的风诗共有八十四首，已占了《诗经》全部风诗的一半以上。这一数字清晰地说明中州地区是国风的最主要的采诗源地，也是春秋时期地域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和中州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所谓“中州”，意思是位于“九州”之中央。“九州”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禹贡》。该篇相传为大禹所作，而实际成书约在战国时期。《禹贡》篇结合当时的地理知识，根据“禹别九州”的传说，将天下分为九个地区，具体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州”的具体位置据《吕氏春秋》记载：“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10]

　　此处的“豫州”指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区域。现在看来主要就是指河南，即中州地区。又《周礼·职方氏》和《尔雅·释地》均载“河南曰豫州”，可为明证。若把九州用一个圆形圈住的话，豫州正处于这个圆的圆心，这也说明豫州即中州。后来的“中州”一词所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中原地区，也称中土;狭义则专指河南地区。今天的河南被称为“豫州”、“中州”，正是如此。本文即采用后一种概念。

　　中州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夏商周直到元明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区域，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 在春秋时期，中州邦国林立，是周王朝诸侯国最多而且最集中的地区，是列国争霸的主要舞台。不同的邦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表现在《诗经》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代表不同地域特色的风诗。为便于说明，现将国风所涉及的中州地区的主要邦国归纳如下：

　　其一，周王室：都城在洛邑，属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王风》的产生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东周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其地位下降等同于列国，不能和西周时期同日而语)。其二，卫国：都朝歌。属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卫风》的产生地。其三，邶国、鄘国：在今河南北部地区，是《邶风》和《鄘风》的产生地。其四，郑国：初都郑，后迁于新郑。在今河南中部地区，是《郑风》的产生地。其五，桧国：在今河南中部地区。是《桧风》的产生地。其六，陈国：都宛丘。在今河南东南部，是《陈风》的产生地。

　　由于当时春秋各国之间的兼并和斗争十分频繁，风诗所涉及的七个国家也不例外，如郑国灭掉桧国，卫国吞并邶国和鄘国，而陈国则被向北发展的楚国所灭。这种邦国间的兼并和融合对各地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在国风中就是诗风的趋同性，如邶、鄘、卫，始为三国，后统一于卫，其产生的风诗特色就有相似性，这就是班固所说的“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而陈国靠近楚国，后被楚灭，受南风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一特点的影响，《陈风》也是巫风盛行。

　　由上面的归纳可见，《诗经·国风》真实地记载了中州地区的民歌，是了解当时中州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一把钥匙。限于篇幅，这里只是简单地指出了风诗与中州各地地域文化的对应关系，至于风诗中反映的中州地域文化的具体特色，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周南》《召南》《陈风》：南国之风

　　《周南》、《召南》主要采集的是周以南地区、汉江流域的民歌。在周朝，将江汉地区、江淮的小国统称为“南国”“南土”等，其中还很可能包含楚国。司马迁曾对这里的经济环境进行论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由于江汉地区地广人稀，森林广布，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因此这里开发程度也很难。而这里的人们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是生活也不窘困，因此容易产生浪漫主义的情怀，瑰丽神秘的思想，斑驳陆离的艺术。老子、庄子、屈原都是楚文化的代表，他们在艺术上都具有一致的地方。

　　周南召南各篇中，多少也带有南国之风，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

　　《郑风》《桧风》、《邶风》、《鄘风》、《卫风》：郑卫之音

　　郑国和卫国都是周朝在商故土建立的封国，大约位于河南的东部。其中《邶风》、《鄘风》、《卫风》都是卫地的歌谣，《郑风》《桧风》是郑国歌谣。该地产生的歌谣大多反应男欢女爱的情怀，流传十分广泛，被称为郑卫之音。在礼乐制度时代，郑卫之音被认为是“淫乐”、“亡国之音”。当然这一带流行这种歌谣是有历史原因的，《吕氏春秋》载：“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锺”。孔子曾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不过，我们不要把文艺上升到政治领域来批判，光是看他们的艺术成就，这样的话，郑卫之音就是优秀的爱情诗了。当然郑卫还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值得一读。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郑风》中的《褰裳》、《风雨》、《子衿》《溱洧》；《邶风》中的《柏舟》，《绿衣》、《燕燕》、《击鼓》、《凯风》、《谷风》、《静女》；《鄘风》中的《载驰》、《相鼠》、《桑中》、《卫风》中的《淇奥》、《硕人》、《氓》、《木瓜》。

　　《魏风》《唐风》：山西古调

　　魏和唐都是汾河流域的封国，而这一带是中国古文明主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地带。因此这里的人民生活比较艰辛，除了饱受剥削，还有沉重的兵役负担。司马迁论述道：“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比较优秀的作品有《鸨羽》《伐檀》、《硕鼠》三篇反应当时社会矛盾（剥削和兵役），《绸缪》、《葛生》两篇是美好和凄惨的爱情诗篇。

　　令人意外的是，反应山西地区风格的竟然没有《晋风》

　　《秦风》《桧风》《豳风》：秦人古腔

　　这几章都是秦地的歌谣，在关中腹地。司马迁写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秦人重视农业生产，后来商鞅在这里实行农战政策，也是实现了秦人的心愿。另外这一带处于西戎的进攻之下，秦国的分封就是为了对付西戎。在长期的斗争中，秦人形成了好斗、爽快的性格。其代表性的诗篇有《七月》反应关中农民的农业生产，《东山》反应关中人参加兵役事情，《黄鸟》反映了丛葬制度对秦人的伤害，《无衣》反映了秦人英雄团结奋战的精神，《蒹葭》反映了秦人朴素的爱情。

　　《齐风》《曹风》：大国之音

　　《齐风》和《曹风》反应了齐地的风俗。司马迁说道：“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春秋后期，吴国公子季札至鲁，鲁国乐师歌《诗》给季札欣赏，当到《齐风》时，季札称赞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限量也。”。可惜的是，先存的齐风没有几篇诗，可能被删除的特别多，特别是表现大国之风的几乎没有了。里面主要翻译人们安居乐业生活，讽刺政治的黑暗等等。

　　《王风》：亡国之音

　　《王风》主要记载了周朝动迁洛阳后的歌谣，这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郑玄《诗谱》。其音哀以思，后以象征王道之衰微。最著名的一篇《黍离》写了周朝故都镐京的残破景象。